1982年6月26—29日,南共联盟举行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在失去铁托和卡德尔等领导人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1721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到1981年年底,南共联盟共有211万盟员,人数达到该党历史上的最高峰。盟员占全国人口的9.5%,他们分布在6200多个基层组织里,占全国就业人口的近1/4。盟员中1/3是27岁以下的青年。
这次大会又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召开的。为此,除召开全体会议外,会议还分6个专业委员会讨论工作。大会把稳定经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作为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坦诚的讨论,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代表们就当时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批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不少代表的发言认为,30多年来实行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南共联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特殊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国情的。它使南斯拉夫联邦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自治制度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需要不断完善,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困难。
代表们在分析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时指出,既有客观的、外部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内部的因素。根据大会发言和大会召开前后政治界和理论界人士的分析,南斯拉夫联邦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可归纳如下:
(1) 世界能源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1979—1981年,南斯拉夫联邦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70多亿美元,即每年23亿多美元。这主要是石油等能源涨价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南斯拉夫联邦削减进出口贸易,因而使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出口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大幅度下降。
(2) 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使社会消费超过社会生产水平,投资超过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形成通货膨胀,外债增多。例如,在外汇管理制度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一些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多得外汇,纷纷自行向外国举债,结果使得南斯拉夫联邦每年借还外债总额均超过联邦的预算,从而加重了联邦的外债负担。1976年南斯拉夫联邦的外债为79亿美元,1978年达到140亿美元,1980年已超过200亿美元。净外债到1981年已达201亿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亿—50亿美元,超过了南斯拉夫联邦经济的承受能力。
(3) 发展速度失控,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经济发展速度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基础工业和原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为进口原料和动力花费了不少外汇。农业更落后于工业。(www.xing528.com)
(4) 过分依赖外国技术,对本国的科技和技术人才重视不够。据称,南斯拉夫联邦在30多年里共购买了26万项外国专利和许可证。盲目引进的结果,使包括制造化妆品、服装、纸烟、食品、饮料等可以自行解决的简单技术和设备也被引进,造成外货充斥国内市场。同时,由于本国经济效益差,国际收支上的巨大赤字转化为外债,加重了国家负担。
(5) 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一些问题。联邦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关系是协商与合作的关系,在批判中央集权主义之后,又助长了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分裂主义。各地闭关自守、市场分割,破坏了南斯拉夫联邦的统一市场。
鉴于上述情况,代表们在会上对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和稳定经济提出了明确目标和具体任务。十二大认为,国家经济遇到的困难不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生了危机,而是这个制度贯彻得不够理想。大会对于日益抬头的各种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势力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国家集权主义的实质在于不相信工人阶级和自治的劳动群众的力量,而只迷信国家对经济进程的干预;而专家治国论者则只相信少数人对政治决策的垄断权,忽视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基本动力;至于民族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则损害了南斯拉夫联邦的整体性和共同利益。
十二大还着重讨论了南共联盟如何在政治思想上起引导作用和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大会批评了要求“南共联盟联邦化”(即南共联盟与各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上下级关系所遵循的原则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联邦原则)的主张,指出南共联盟中央机构是全南斯拉夫的统一领导机构,而不是“自治协商”机构。
为了稳定经济和克服经济中的种种消极现象,大会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稳定经济的方针,使国家经济走上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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