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南共联盟内部少数党的领导人迷恋行政管理时期形成的习惯，对工人管理企业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主张完全放弃党对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领导权。
1954年，南共联盟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2]在批判斯大林专制独裁和发扬民主自由的借口下，公开要求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度，取代一党领导。从1953年10月11日—1954年1月7日，吉拉斯在党报《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了18篇文章，反对南共联盟的政治路线，否定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力量，主张取消共盟组织，放弃建设社会主义，主张多党民主制，鼓吹无政府自由主义。
吉拉斯的文章及其观点在南共联盟内外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和思想混乱。因此，在1954年1月16—17日的南共联盟第三次非常全体会议上，吉拉斯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受到了批判。全会指出：“吉拉斯的观点代表修正主义，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丧失了信心。”全会决定将吉拉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撤销其共盟内外的一切职务。
但是，吉拉斯并未因此而罢休。1954年年底，乘铁托访问印度之际，吉拉斯向《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反对南共联盟和现政权，要求建立两党制等。后因吉拉斯向国外发表反对南斯拉夫的著作而几度被判入狱。
不可否认，吉拉斯是南共的一位理论家。他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特别是在抵制共产党情报局控制的斗争中，始终支持铁托的立场，深得铁托的信任。当时一些内部文件和对外宣传多出自他的手。他以自己的全部智慧证明南共忠于马列主义，而斯大林有违社会主义原则。他在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样，不可否认，吉拉斯正是在无情鞭挞斯大林错误的斗争中，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首先，他运用了一种简单的比较方法，即斯大林使俄共(布)的机关官僚化，那么南斯拉夫的一切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于是，他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上，亮出了“新阶级”的口号，要同“党内官僚阶层”作斗争。接着，他又在讲话和文章中利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力图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他认为斯大林的过失在于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俄国共产党的退化”。由于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跟苏联的社会制度同属一个类型，又由于苏联的许多观点对南斯拉夫的宪法、政治生活和行政管理均产生了严重后果，所以他认为南斯拉夫的一切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批发来的，并对此猛烈攻击。他说：“我们在实践中自以为是纯洁的马克思主义产物的许多理论和作法，事实上只是来自斯大林的遗产。”吉拉斯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发展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南共的政策，直到否定列宁主义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西方人常说的，在倒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当赫鲁晓夫开始谋求同南斯拉夫和好时，吉拉斯仍不理解这种变化，不赞成铁托的决策。
可以说，吉拉斯过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过分地低估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苏联东欧)落后国家的进步意义。所以，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他对现实社会主义“极度失望”时，他愤怒，他批判，他与铁托等战友分道扬镳。铁托允许党内有温和的多元化思想，但他不能忍受任何多元的民主化措施。铁托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镇压这种对他的挑战。铁托需要批判吉拉斯，一方面是为了制止党内和社会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思潮，另一方面是在斯大林死后需要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
应该说，即使到今天，对“吉拉斯事件”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截然相反的结论。以南斯拉夫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界为代表，多对吉拉斯以批判为主；西方学者则对吉拉斯其人其事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吉拉斯作为政治家、理论家和作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12年后，南斯拉夫联邦副总统和南斯拉夫联邦安全和情报首脑亚历山大·兰科维奇[3]也被铁托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1966年7月1日，南共联盟中央在(布里俄尼)第四次全会上揭发兰科维奇在长期担任国家保安机关和南共联盟组织工作期间，将保安机关置于共盟和社会之上，长期不受共盟和社会的监督，以至滥用国家保安机关的职权，非法安装窃听装置，结成派别(被称为“兰科维奇集团”)，企图控制共盟组织、国家机关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进行权力争夺。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www.xing528.com)
南共联盟中央第四次会议确认，兰科维奇集团的活动使共盟组织内外、社会上下产生互不信任，危及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危及到共盟组织及其团结，危及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兰科维奇对此负有主要责任。铁托更是担心兰科维奇的权力越来越大，是继续改革的阻力，他与安全部门一起企图建立“独立王国”而取代自己。所以，在这次会议上，解除了兰科维奇在共盟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南共联盟，根据联邦议会的决定解除其共和国副总统的职务。同时，兰科维奇集团的另一个主要成员、联邦执委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斯·斯特法诺维奇也被开除出南共联盟中央。全会还认为，确立和采用由个人以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的名义来领导保安工作是有害的。因此，全会决定改组国家保安机关，并根据宪法和法律确保对保安机关及其工作实行真正的社会监督。
铁托在全会开幕词中严厉指出：
(我们党)如果搞派别斗争，那就有可能分裂。但我们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
希望那些又在蠢蠢欲动地搞地下政治活动的黑暗势力、民族主义分子、霸权主义分子、兰科维奇分子、吉拉斯分子以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和反自治的势力不要想入非非，不要以为由于共盟公开讨论自己的缺点和困难，他们的活动和阴谋就能得逞了。[4]
在全会上，兰科维奇这位倔强的塞尔维亚人作了两次发言，他认为安全部门的工作很难做，但他从未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手软。这个部门出了问题，他只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对“兰科维奇事件”的反应和评价是有区别的。例如，有的塞尔维亚学者认为，四中全会“摧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力部门”，在“政治上清除了”兰科维奇及其同伴。这种“大清洗”(大约1500名党员被开除出党)不仅导致党发生分裂，出现“自由化”，而且对南斯拉夫国家不利，也是对塞尔维亚广大党员的不信任。更为严重的是，从这位以铁腕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人物解职后，民族冲突开始升级，出现了南斯拉夫从未有过的社会动荡，连续几年游行示威不断，经济和社会改革受挫。还有的作者强调说兰科维奇下台加速了南斯拉夫的“邦联化”，为“它的瓦解创造了条件”。这样，“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减缓民族对立情绪，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所以，后来许多塞尔维亚党员和群众都认为，这是铁托“针对塞尔维亚的阴谋”。忠实执行铁托路线的兰科维奇被解职，克罗地亚人当上了内务部长，科索沃趁机要求成为共和国，这一切使塞尔维亚共和国同铁托、同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矛盾加深，一时难以弥合。受到这种刺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抬头。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指出，兰科维奇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将催生民族分裂主义。西方国家则兴高采烈，认为南斯拉夫将“取消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
铁托失去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两位左辅右弼之后，党心、人心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不断动荡。与此同时，南共联盟也遭到了以苏联党为首的原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围攻、谩骂，甚至武力威胁，被无辜扣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奸细”的帽子，长时间被“妖魔化”，受到无端攻击。铁托本人虽说在内外压力下没有变成孤家寡人，却也只好拖着染病的身躯，带领一帮“志同道合者”，继续哼着自治社会主义的小调，顽强举着不断改革和“不结盟”的旗帜，漫不经心地沿着一条理想主义的小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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