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南斯拉夫爆发全球震惊的冲突

“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既要顶住来自西方大国的种种威胁和压力，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东方盟友的孤立和冲突。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南斯拉夫与苏联冲突。

从“冷战”期间披露的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来往的信件和冷战后解密的档案来看，苏联与南斯拉夫冲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既有南共与联共(布)之间的历史积怨，又有战后初期两国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与苏联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南共中央前宣传部负责人德迪耶尔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冲突经历》一书中谈到当时的两国关系时，指出冲突的核心是：经济关系、争夺南斯拉夫原料和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全面垄断。

在贸易问题上，南共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它实现工业化，而是想控制它的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在苏联军事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南斯拉夫要求苏联降低苏联专家的报酬或减少专家人数，苏联则报怨南斯拉夫对苏联专家不够信任。在南共党内和南斯拉夫国内问题上，联共(布)在大范围内对南共进行指责，包括：指责南共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决定性力量，过高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过低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等等。

斯大林把他和莫洛托夫在1948年3月27日就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若干问题所写的信函转发给了东欧其他7国共产党。这封信说：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反苏言论，例如说“联共(布)在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苏联想从经济上把南斯拉夫占为己有”“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制服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还用“左”的词句加以掩饰，说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只有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真正的体现者”。

在南共的生活中感觉不到党内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大部分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遴选的。党内不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或者几乎不展开。富有特征的是，党负责干部问题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言之，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监视之下。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农村以及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全力增长，而党的领导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成分。

接着，南共中央收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信，它们在这些信中表示赞同联共(布)中央的立场及其3月27日的信。

4月13日，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联名签署了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该信说：“我们研究过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范例，但是，我们正在我们的国家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打算用最好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该信还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不惜困苦和牺牲，不断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传播关于苏联的真理，培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爱戴”，建议苏联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解除“对南共的诬告”，以期两党、两国达到真诚的和解。

5月4日，联共(布)又写给南共中央一封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名的长信，全面描述苏联与南斯拉夫分歧并严厉指责南共。南共认为，“就这封信书写的方式而论，是一份字斟句酌的起诉书”。该信最后说：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建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代表到南斯拉夫弄清苏联与南斯拉夫分歧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途径是不正确的，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核实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与南斯拉夫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让其他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东欧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或工人党，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4月中旬或5月初先后通过决议，同意苏联对南共的指责。

5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信通知铁托：“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上半月，大约6月8日至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问题。”5月19日，联共(布)代表麦谢托夫在贝尔格莱德把这封信面交给了铁托。铁托对麦谢托夫说：“不，我不去。我们是被告，邀请我们上被告席，而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5月20日，南共中央再次开会，决定不接受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邀请。当日，铁托在致苏斯洛夫的信中，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苏方。南共中央在一项声明中说：(www.xing528.com)

南共中央委员会一向乐意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是，鉴于送给我们的情报局议事日程，其内容是解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南共中央不接受这个议程，因此不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两天以后，莫斯科又送来一封长信，说是南共拒绝派代表参加情报局会议是“转向民族主义立场”。

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当年的王宫里，在地下的一座并不大的、密不透风的会议厅里举行。会议在南共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这个决议由日丹诺夫起草，并经过斯大林的审阅和修改。决议指责南共与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处于对立地位。在讨论这个决议时，日丹诺夫说：“我们有材料表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6月29日，铁托主持的南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南斯拉夫攻击的答复。文件长达8页，逐点批驳了情报局的指责，指出这种指责是以不确切的、没有根据的断言为依据的，是试图在国内外诋毁南共的威信，在国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在群众中引起混乱，是试图削弱南共的团结和它的领导作用。当天晚上，南共《战斗报》刊登了南共的这一答复，同时还刊登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全文。其后，铁托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是非，而不是用空话来粉碎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实之词和诽谤。”

1952年11月1—7日，南共在萨格勒布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铁托在大会的第二天作了政治报告。他说：

苏联早在战前、战争期间，特别是自(1943年)德黑兰会议以来，就不仅放弃了保卫小国主权的政策，而且放弃了尊重小国主权、尊重小国人民意愿的政策。苏联为什么要这么干？它这么干是因为它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并竭力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饰这一点。

苏联奉行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苏联的现实，在于这个国家的整个内部结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迄今闻所未闻的官僚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在苏联成了目标本身。它愈来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剥削者势力，这股势力不仅阻碍革命和革命思想的任何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这场冲突险些导致战争。起初，莫斯科指望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能把铁托搞下台，当这种努力落空后，莫斯科决定从南斯拉夫周边全线向其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使冲突公开化、军事化。

1956年以后陆续披露的材料显示，苏联当时打算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个方面进攻南斯拉夫。苏军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共同采取行动。预计行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南斯拉夫境内制造大规模动乱，特别要在反政府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和企业作乱；第二阶段建立临时国家机构，人选是南斯拉夫不同政见者以及南斯拉夫边境地区的国内反对派代表；第三阶段，由临时国家机构以“起义者”的名义要求邻国共产党政府(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帮忙。待“起义政府”得到东欧盟国承认后，宣布推翻铁托政权，建立亲苏政府。

苏联唆使与南斯拉夫交界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不断制造边界冲突，1950年的边界冲突达937起，而到1952年增加到2390起。这一切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革命政权。

然而，当西方确信苏联的意图后，美国、英国和西欧国家开始公开支持南斯拉夫，向其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1949年秋季，尽管苏联竭力反对，联合国还是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从而使南斯拉夫在国际上获得了支持。苏联迫于形势不得不放弃使用武力推翻铁托的计划。

在意识到不可能进攻南斯拉夫以后，斯大林和他的亲信策划了多次刺杀铁托的行动，但也以失败告终。苏联过高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境内的亲苏力量和反铁托的势力，在还来不及调整计划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频繁接触，得到了可靠的军事、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它还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1953年斯大林作古，一场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引而未发，一切反对南斯拉夫的计划变成了一纸空文，铁托和南斯拉夫死里逃生。

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克服面临的困难，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南斯拉夫加强了全民防务，做好了重新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压缩了建设项目，降低了五年计划的指标；镇压了国内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开始寻求西方的贷款和援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