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伊杜克到民族解放：一场运动的演变

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后，在那里建立起军事封建制度，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但是，巴尔干各国被奴役的人民没有向征服者低头，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他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从早期自发的“哈伊杜克”运动到15—18世纪多次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农民起义，直至18世纪后期开始民族复兴运动。

早期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地的“哈伊杜克”运动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斗争形式。这是自发的游民和农民暴动，类似我们熟悉的绿林好汉的反抗运动。他们主要袭击土耳其占领者的封建领地和拦路抢劫过往商队。土耳其当局下令缉拿“哈伊杜克”首领，并迫害帮助“哈伊杜克”的人。“哈伊杜克”的成员主要是基督教徒，他们的队伍后来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深受人民拥爱，他们的斗争事迹被广泛流传，讴歌赞颂。

“哈伊杜克”队伍一般包括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5—30人，多寡不一。他们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哈伊杜克”队伍由一名大家选举产生的统领指挥，还有一名担任副统领的旗手。他们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彼此之间保持着某种联系。春天他们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筹划自己的活动；深秋时节才返回村庄和城镇，隐蔽在自己或亲友家中，等到来年春季再上山。他们在山里有相对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是巴尔干人民连绵不断反抗外族统治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南斯拉夫地区，1510年，达尔马提亚的城乡群众起义反对威尼斯当局的封建压迫和繁重的徭役。起义群众推选马特亚·伊瓦尼奇当首领，后来他又有了一个传奇的名字“杨科统领”。起义者在他的指挥下攻克了赫瓦尔市，屠杀贵族，烧毁市政房屋。起义在威尼斯当局的调停下平息。1514年起义重新爆发，再次夺取赫瓦尔市。威尼斯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捕捉起义首领，并对起义者残暴地挖眼断臂，以绞刑处死。

又如，1573年1月，克罗地亚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对奥地利封建贵族和当地庄园主的压迫。起义中心在扎果拉附近的斯图比察村。起义者成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组织，推举庄园里的隶农马蒂亚·古贝茨为起义领袖。起义者要求废除难以承受的苛捐杂税，承认普遍的政治权利，提出了建立农民政权的口号。半个月后，起义遭到镇压。古贝茨等农民领袖被捕并被处以极刑。残暴的刽子手们把一顶烧得通红的铁冠戴在古贝茨的头上，为他举行所谓的“国王加冕仪式”，将他活活烫死。这位传奇英雄牺牲400年后的1973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在起义的中心地区建造了一座6米高的纪念碑和古贝茨的雕像，再现了这位起义领袖振臂呼唤的战斗姿态。

1573年克罗地亚农民起义纪念碑(www.xing528.com)

据有关史料，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斯洛文尼亚发生了近百次农民暴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4次。其中，1515年在克拉尼爆发的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起义的人数达8万人，被称为全体斯洛文尼亚人的起义。起义军攻打封建城堡和庄园，并派代表团到维也纳宫廷向奥地利皇帝提出取消新增税收和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要求。这为斯洛文尼亚的民族复兴创造了条件。

18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开始衰落，欧洲大国对“奥斯曼遗产”的争夺加剧。19世纪，巴尔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全面爆发，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期盼在恢复昔日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这时，奥斯曼帝国试图借鉴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经验”，对日益衰微的旧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但为时已晚。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大厦最终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倾覆。

特别是经过几次沙皇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后，帝国的力量严重削弱，而俄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巴尔干被压迫人民的斗志。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不仅积极参加俄土战争，支援俄军，而且自己发动了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果说18世纪巴尔干各国人民开始进行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民族复兴运动，那么，到了19世纪，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先后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奴役和压迫，并获得了解放或独立，建立起民族国家。

概括起来，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初。巴尔干各国人民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具有分散的、自发的性质，主要是参与和帮助俄罗斯及奥地利等欧洲大国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初到1875—1878年“东方危机”。巴尔干地区开始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几乎波及整个巴尔干半岛。第三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越来越关注解决建立民族国家及其国内的社会问题，反对欧洲列强的干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