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在我南斯拉夫进修即将结束的前夕，我夫人获得了到南斯拉夫探亲一个月的机会。在那个年月，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允许家属到国外探亲是破天荒的大事和机会。那时，人们的经济还拮据，无法负担昂贵的机票。她从北京出发，乘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七天六夜到达莫斯科，然后转乘莫斯科至索非亚的国际列车(没有莫斯科直达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列车)，又是两天两夜；我则从南斯拉夫到保加利亚去接车。她说自己在漫长的旅途中非常疲劳，但也遇到不少趣事。例如，有外国人问她到哪里去，她还没有学习英语，便用中学里学到的俄语回答：“南斯拉夫！”可“老外们”基本上不大懂，好不容易才猜到是南斯拉夫。
我们中国人往往把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按发音翻译过来，就成了对外国人名、地名的称呼。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可行的。然而，对南斯拉夫国家的称呼却是例外。英文的“南斯拉夫”一词是“Jugoslaviya”，一个集合名词“优哥斯拉维亚”，意即“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这是意译加音译的结果。所以，这个国名往往难倒了不少中国人。
1982年10月至1985年4月，我获得了在南斯拉夫进修的机会，目睹和实地考察了南斯拉夫。由于我先前较好地掌握了保加利亚语和俄语，进修期间又学习了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所以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结交了一些历史学家，参观了一批博物馆，走访了较出名的历史名胜古迹。进修后期，我在南斯拉夫知名的《二十世纪历史》杂志和马其顿《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我还参加了几次南斯拉夫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在马其顿斯科普里大学和历史研究所获得了南斯拉夫历史学博士学位。特别是1984年年底，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夕，马其顿科学技术局提供经费，让我在一个月内遍访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拜访了各地著名的历史学家，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和纪念馆，这一切更加鼓舞我去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历史。其间，我购买和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并做了一些笔记。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我为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独立思考的创新态度以及敢于同外来势力作斗争的勇敢精神而感动。
这样，我有缘认识了南斯拉夫，可以扼要说说这个国家从1918年成立至1992年解体的74年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南斯拉夫是世人津津乐道的一片乐土，在国人眼中则是改革开放的榜样。于是，前去参观访问的团组络绎不绝。一些从事汉语和塞尔维亚语翻译的南斯拉夫人和中国人爱用“1—8”这些数字来表述，以简明地介绍南斯拉夫，即：
1个国家(南斯拉夫联邦)、1个政党(南共联盟)、1个领袖(铁托)；
4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
5个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
6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和黑山；
7个邻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
8个联邦单位：即6个共和国加上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
这一组数字真实地反映了南斯拉夫境内复杂的人种、宗教、文化情况，便于人们记忆。然而，在这一组数字的背后却隐含着无穷无尽的灾难。据说，7个邻国国名的微妙排列组合，就能组成“麻烦”一词，而8个“联邦政治实体”的巧妙组合，又可以出现“找麻烦”一词组。这是这个国家命中注定还是一种巧合？真是令人感慨。
提起南斯拉夫，国人并不陌生。两部热映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虽然讲述的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战斗的故事，却使南斯拉夫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几乎老幼皆知。
我个人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知道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1953年秋至1959年夏，我在湖南省岳阳县一中(今天的岳阳市一中)初中和高中学习。我们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立第十一中学，享有盛誉，有一支特别优秀的教师队伍，保持着严格的校风，学生也都是本县和外县来的成绩优异的孩子，且农村子弟居多。学校有一个午后20分钟读报的好传统，实际上是由班级的几个同学轮流给大家宣读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许多国内外重大新闻正是通过这个渠道向学生传播的。我很关心时事，经常参加读报活动。那时，从课堂上和报刊中我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个南斯拉夫国家，好像它同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有摩擦和矛盾，距离中国亦非常遥远。
1959年8月，我被选拔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准备派往苏联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一年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我被分派到保加利亚留学。同时，我母校的陈正中同学被派遣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时，我才搞清楚，原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从这时起，我们找了一些最基本的资料来看，知道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语言的国家。(www.xing528.com)
1959年9月，我进入了保加利亚国立索非亚大学哲学历史系学习历史，重点是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历史。索非亚距南斯拉夫边境仅40千米，这是我了解和学习南斯拉夫的极好机会。6年当中，我从教科书以及同南斯拉夫同学的接触中，从报刊和社会舆论的反应中，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和它从古至今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我收集了大量有关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文和塞尔维亚文(尽管我当时还看不懂塞尔维亚文)书籍和其他资料。这为我后来研究南斯拉夫问题打下了基础。1966年5月我毕业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
1990年10月，我由文化部借调到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直到1994年年底。这是南斯拉夫各种矛盾大爆发、冲突和内战频发、分崩离析的阶段。在这4年中，因工作关系我经常路过或出差到南斯拉夫，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跟南斯拉夫朋友接触，了解了更多关于南斯拉夫的现实情况，并得到了许多有关南斯拉夫的信息和图书资料。从这时起，我开始关注南斯拉夫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南斯拉夫联邦瓦解的内外原因、科索沃问题以及美欧大国的巴尔干政策，等等。
1995年5月，我应邀出席南斯拉夫纪念战胜法西斯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那时塞尔维亚受到美欧国家不公正的制裁和封锁，经济十分困难，但会议主办方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往返机票，使我有机会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1998年9月，我随团访问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问题和南斯拉夫联盟的政治经济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近年，我又两次到贝尔格莱德会见朋友和购买图书。
1999年10月，我的《巴尔干纷争》一书出版，并获得世界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2009年《南斯拉夫兴亡》专著问世，获得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专著)二等奖。
上述生活实践和研究活动便形成了我对《南斯拉夫通史》的基本思路和观点。
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西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该地区领土面积最大(约23.5万平方千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2300多万人)。公元7世纪前后，斯拉夫人开始定居巴尔干半岛，史书称他们为南斯拉夫，以区别于多瑙河以北的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他们先后建立了中世纪南部斯拉夫国家，有过辉煌的历史，与拜占庭帝国关系极为密切。15世纪起，南部斯拉夫国家分别为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后来的奥匈帝国)长期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毁了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大厦，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终成正果。1918年12月1日建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史称“第一南斯拉夫”。1929年该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1941年4月6日，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入侵，南斯拉夫王国遭到肢解。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诞生，史称“第二南斯拉夫”。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国组建南斯拉夫联盟，史称“第三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铁托和南共联盟的领导下，顶住了1948年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无端攻击，开始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自己的“南斯拉夫道路”，并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它对内推行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兄弟团结”政策，对外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保持了40多年的繁荣与稳定，受到世人瞩目和景仰。
1980年铁托逝世之后，南斯拉夫联邦磨难不断，开始风雨飘摇。1989年西方疯狂庆祝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共产党“垮台”，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91年起南斯拉夫联邦开始解体，陷入冲突与内战的泥潭。2003年，南斯拉夫国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就是南斯拉夫国家从成立、发展、兴旺到危机、分裂的全过程，完全可以“盖棺定论”。尽管如此，南斯拉夫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伤心和怀念。它值得我们书写，也值得我们记住。
但是，在研究、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我也碰到许多困难。我的心情和思绪有时难以言状，对一些问题感到迷惑和茫然。我时常自问：(1)南斯拉夫政治经济改革搞得最早、最成功，为何夭折？(2)南斯拉夫宽松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到底有何得失？(3)南斯拉夫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几乎一脚踏进了北约和欧洲联盟的门槛，为何现在却落到加盟入约的最后？(4)南斯拉夫瓦解的一般原因和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5)南斯拉夫早就是欧美大国的朋友和东西方争夺的缓冲地带，它们为何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它们对南斯拉夫的支离破碎应该承担什么责任？(6)欧盟和北约疯狂东扩，推销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难道它们能够像南斯拉夫一样坚持70多年而不分崩离析吗？等等。
这也是《南斯拉夫通史》一书想与读者分享的一些问题。
近百年来，巴尔干半岛战乱不休，南斯拉夫地区更是处于一系列事件的中心。巴尔干乱，则欧洲乱。南斯拉夫崩溃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人们的警示颇多。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南斯拉夫的历史教训，总结导致这个国家悲惨命运的国内外原因，对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这不是笔者在给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国家写祭文。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凡有老人去世就得请当地文化水平最高的先生写篇祭文悼念。祭词无非是说亡故者一生为人磊落，含辛茹苦操持家业、教育子女，因而积劳成疾，撒手人寰，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我清楚地意识到，对南斯拉夫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我们对它的了解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南斯拉夫的功过应该留给世人、留给历史去评说。所以，本书只是研讨这一课题的成果之一和观点之一。诸多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我也期盼未来的研究者利用新史料、新观点和新视角，写出新的南斯拉夫历史论著。
本书可以说是我一生研究巴尔干历史和南斯拉夫问题的总结，也许是我要写的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最后一部著作。我想，有的南斯拉夫朋友可能赞同我书中的观点和提法，而有的朋友可能不大同意我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和评价。这没有关系，因为一个中国人和“旁观者”去研究和撰写某一外国的历史，其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难免挂一漏万。而且，我要涉笔的又是南斯拉夫这么一个充满苦难而又争议颇多的国家。因而每每落笔，难免胆怯，唯恐笔力不逮，招致是非，只有尽力而为。
我是怀着对南斯拉夫的敬仰和惋惜的心情在思考，用自己的心血在写作。我衷心希望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向美好的未来，开创新型的和谐睦邻关系。我遥祝他们和平发展，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也就是说，如果本书能为中国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大厦添砖加瓦，能为彼此间的相互交流尽绵薄之力，我将甚感欣慰。
作者 谨识
2018年2月1日于波兰华沙女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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