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空间的特点及问题探析

在策展之前，当我们第一次进入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的建筑时，发现它与我们预想中的博物馆展厅空间截然不同。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以为走进了一个剧院——整个博物馆的展厅集中在三、四、五层，从平面图上看，三层基本上是半圆形，四层和五层则是扇形，基本上围绕同一圆心展开，在靠近圆心的中心区域是一个贯穿了三、四、五层的巨大的通高空间。如果我们把三层靠近圆心的部分当作舞台，三层的其他区域与四、五层就自动成了观众席——与一个剧场的空间结构几乎完全一致。

一般情况下，博物馆的展厅空间都会是一个空的方盒子，以供展览创作的自由发挥。当然有时候也会突破这个规律，但往往是因特殊的目的而设，如把空间的形态特征当作一种有意味的叙事手段来使用。也许这座博物馆的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rskind）有他在叙事层面上的考虑，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当我们接到任务委托的时候，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清晰形态特征的现成品空间。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如何跟这个有清晰形态特征的现成品空间对话，以及从它的非常规之处中找出常规空间不具备的新机会。

对空间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意识到，针对这个剧场式的空间，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如何使用“舞台”及“舞台”上空的中庭空间？

（2）扇形的平台上最合适的布展策略是什么？(www.xing528.com)

（3）扇形平台的外侧及边角大量出现的斜坡在整体空间中占比不小，应该如何用好这些空间？

对于“舞台”，我们的策略非常大胆——就是“放空”，不安排任何的“布展”，把这份“空”完整地保留下来，真的把它当作博物馆的舞台，以便将来做展览开幕式、学术演讲或其他聚集性的文化活动。一方面，这个空间本身非常适合用作活动表演的场所，观众从三、四、五这几层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到“舞台”；另一方面，这座博物馆里的确缺少一个能举办活动的空间，而活动空间对博物馆的长期发展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最终把它留了下来——“无之以为用”。

真正用于实体展览的展厅是三到五层的扇形平台，其内侧都围绕着通高的“舞台”展开，外侧则是倾斜的建筑外墙。所以展览不会有方盒子空间那样可以依托的墙体，必须另寻依托来实现。此外，扇形的空间结构还带来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扇面的横向距离虽然很大，但纵向的扇骨距离却很小，尤其是腰线附近的宽度就更窄了，而这个扇形平台空间的主要出入口只有一个（另一侧的出入口是消防通道），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建立起往返的参观流线；二是扇形的空间与参观流线会让观众的观看角度变得非常多元，空间中出现的任何实体在不同的视点中看到的形体角度差异很大。这样一来，另建墙体也变得不可行了，因为新建墙体不仅无法做到方盒子空间中的墙体那样隐形，而且还会严重破坏空间的通透性。最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用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且有容器功能的叙事装置来替代展览中通常会用到的展墙、展台或展柜。一方面，它们依然具有展墙、展台或展柜的功能，可以盛放其他的展品与内容；另一方面，这些装置的形态又都是特制的，同时也承担着具体的叙事功能——展具消失了，观众在空间中看到的都是展品，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因展厅空间特点而引起的问题。

这个展厅的另一特点是在扇形空间的外侧与边角，存在大量斜坡与倾斜的外墙塑造出来的边角料空间。斜坡虽然有很大的展示面，但既不能当墙体使用，观众也无法在上面行走。最初我们想过放弃这些空间（比如把它们封起来），但又觉得太可惜，隐隐感觉它们应该也是可以被利用的，只是不能套用常规的做法，而必须另辟蹊径。最终的结果也证明，极端的条件反而能够催生出更特别的设计，营造出不同寻常的观展体验，这些看似非常难用的边角料空间最后反而成为整个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展区。三层面对着小广场的最大的扇形斜坡上面布满了几十个投影，全景式地展现了张之洞留给武汉的城市遗产；三层和四层西侧的三角斜坡则分别改造成了放映室的梯级座席和整个展览中最吸引人的场景——“一个改革者的孤独”；整个展厅向内倾斜的外墙虽然作为展示内容的载体会很别扭，但却可以自然地营造出略具环抱感的半封闭空间，把观众的注意力更好地引向墙面内侧下部的空间，为其他展项的发挥创造了难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