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交易有效进行的动机分析：优化与改进措施

产权交易的核心是所有权的转移，作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背后有多重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的多重性源于标的物内、外部条件组合的多样性。只有从产权交易行为中归纳、分析，找出理论动因，才能更好地解释产权交易这种行为及对产权交易进行合理的定价，从而提升交易效率。企业并购是产权交易的一部分，并购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并购多重的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的多重性又决定了并购产权交易的类型、定价方式、交易各方合同设计的不确定性，而不同的交易合同设计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使得西方学者一直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产权并购的各种动机。

2.2.2.1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产权交易机制与效率

交易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科斯于1937年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科斯认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建立一个组织，并同意某个权威（或企业家）来分配资源，就能减少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同时，他还认为，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价格发现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签约成本以及履约成本。之后学者对交易成本进行了补充，张五常（2000）在科斯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成本。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威廉姆森（2001）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含契约一系列交易起草签订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则包括交易偏离预期的不适应成本、为纠正偏离预期准则的谈判成本、契约运行成本、契约正常运行的保证成本。因此，对于特定的文化产权交易而言，有效的交易机制必须确保文化资源配置过程中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谈判成本等最小化，同时能够保证事后履约成本、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因而，在分析文化产权交易效率的过程中，产权交易成本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变量。

2.2.2.2　资源配置理论视角的产权交易机制与效率

资源配置理论是指人类生活环境中资源是稀缺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资源从边际效用低的区域转移到边际效用高的区域，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增加社会总效用。正因为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配置的问题成了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假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解决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只要用好“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就会达到有效状态，市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6]。但是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市场主体均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市场来调整个体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会带来供给过剩和虚假繁荣。新古典经济学为之进行了改进，其中，维弗雷多·帕累托在分析市场如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时，提出了“帕累托效率理论”^[7]。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是解决文化资源、社会储蓄的配置问题。一方面，文化资源的流通可以满足社会投资者文化投资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文化资源的转让，加快社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两方面共同作用，增加了社会效用。因而，资源配置理论在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我国文化产权交易机制设计与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源配置理论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资源配置是社会劳动时间的配置。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劳动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同样自己也要为其他人生活提供产品支持^[8]。劳动在不同个人、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便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下，资源表现为产权，文化产权就是文化资源财产权，文化产权交易就是对文化资产的财产权进行分配转让，马克思的这一假说为文化产权的交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2.2.2.3　价值低估理论视角的产权交易机制与效率(www.xing528.com)

产权并购的动机还包括目标公司价值的低估。当目标公司的市值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反映出其真实价值，而另一家企业对其具有较高估价时，可通过直接收购被低估企业而获利。Weston等（1998）指出在并购时应考虑目标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总额与其全部重置成本的大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表明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被低估。对于特定的文化产权，市场价值被低估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产权并购目标的出让方由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原因，不能充分体现产权交易标的价值，因而对其他价值产生低估；另一方面，产权并购目标的潜在受让人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关于产权目标真实价值的内部信息，其具有更高的估价。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产权从低价值出让人手中转让给高价值受让人的过程中，产权受让方可以弥补出让方的缺点充分利用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管理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交易的效率。

2.2.2.4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的产权交易机制与效率

在文化产权交易过程中，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是要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它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是想用机制的设计来规避信息差异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委托人关心的是结果，对得到结果过程中代理人付出的努力缺乏度量，而代理人则关心的是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得到最大的收益，因此双方之间存在着收益最大化不一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中信息获取的差异性会加深这个矛盾，原因在于结果是可以很好度量，但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很难度量，因而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而言具有更多的信息，可以为自身谋取更多的效用。委托人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规范和约束并激励代理人行为，以减少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刘有贵、蒋年云，2006）。委托代理理论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契约的形式制度化，通过契约签订来解决代理问题，限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的不一致行为。泰勒尔（2003）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进行了著名的论断，代理人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会受到“接管威胁”这种约束力，解决代理问题中的道德风险关键在于使代理人感受到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当代理问题不受这些机制的控制时，公司接管市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即产权交易就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中也存在管理人员私下合谋的现象，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委托-代理问题更为严重，损害了文化资产持有人的利益。因而，深入研究委托-代理理论，对我们完善创新文化产权机制，提高文化产权交易效率非常有必要。

2.2.2.5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的产权交易机制与效率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诺思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并称为“制度安排”。当现有制度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比较预期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制度变迁将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交易机制的创新必定是一种制度形式的创新。随着市场参与者的增多，文化资源种类的增加，市场环境的变化会使原有的转让交易机制不能满足转让需求，此时就需要改变产权结构，借鉴相关理论，为文化产权转让的交易机制注入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