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界定的理论探讨

产权界定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如何通过产权界定、变更和安排，来最大可能地降低或消除市场运行的交易费用，改善资源配置。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产权经济学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指出，在市场运行中，产权的界定和合理配置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资源配置（R.H.Coase，1960）。德姆塞茨（1994）从外部性角度论证了产权界定的重要性，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制度的规定和权利的分配，建立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这样，外部性问题就会趋于内部化。这里的外部性是指在相互作用的经济当事人中，一个当事人的行为对其他当事人产生影响，而该当事人没有根据这种后果给予其他当事人相应的赔偿。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不明确（没有界定清晰），于是使得侵犯他人不用赔偿而给自身带来收益成为可能。

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一是要界定清晰，二是要允许协商和谈判，允许权利或产权的转让与流动。德姆塞茨（1994）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就权利的调整和外部性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阐述：在进行皮革贸易前，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食物消费和衣着消费而需要有限的肉类和皮毛。由于自身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即便在一起狩猎的过程中发生外部性行为，也不明显，因此不必支付赔偿。随着皮革贸易的发展，对皮毛乃至动物的需求逐步扩大，从而使得狩猎造成的外部性变得明显了。这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享有的土地权利或狩猎权利下，一个人之所以总是最大限度追求自身权利的行使，在于自身效益带来的社会成本并不是由其本人完全承担，而是由外部效应连带的其他当事人共同承担。此时如果产权仍然处于模糊状态，使得狩猎行为缺少制度性的有效约束，那么就会发生对动物的掠夺式捕杀，并把社会成本加于其他狩猎者或后继者身上，而不会有人对增加或维持动物数量的投资发生兴趣。反之，如果明确界定产权，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制度的规定和权利的分配，建立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这样，在没有界定产权条件下所发生的外部性问题就趋于内部化。这一内部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权利者或产权者进行约束，使得每一狩猎人都能凭借其自身能力对狩猎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核算，进而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加强对动物的驯化管理。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内部化过程，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外部性问题。为此，人们并不简单地用法律的方式设置这样或那样的禁令，而是必须对生产资源拥有可靠的、可以让渡的私有产权，并在可以信赖的契约交易的谈判中进行产品交换，这一体制协调和发散信息的能力使得更有价值的物品的可得性增加，并使生产它们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阿尔钦，1994）。这就是说，产权界定清晰虽然是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确实，初始产权的界定有可能效率较低，如果通过转让和交易，产权的使用效率就可能提高。另外，为了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不仅要使初始产权界定清晰，还要允许产权者之间进行协商和谈判，进行自由的产权交易活动，这是更好地协调不同产权之间权利、实现不同产权者最大利益的需要，也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需要。当内在化收益大于内在化成本时，新的产权关系就会产生，相反，产权交易引起的过高的交易成本可能使外部效应不能内在化，交易就不会发生。(www.xing528.com)

张五常和巴泽尔分别指出，当资源对特定个人（即潜在寻租者）的价值大于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即寻租成本）时，产权的界定就成为必要，新的产权也就产生了。在一个已经运转的社会中，权利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产权是不断产生并不断放弃的，因此对产权的分析也需要一种适于不断变化情形的分析（Y.巴泽尔，1997），巴泽尔清晰地指出了产权界定的渐进性，强调了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巴泽尔通过排队配给汽油的案例，说明了交易过程是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方式，产权界定常常是在交易过程之中而不是在此之前完成的。目前对科斯定理的解释，都假定产权要么存在并得到明确界定，要么就不存在，忽略了产权经常处于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并在产权交易中不断演进，逐渐明晰。产权的初始分配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初始界定的产权仅仅是为产权交易、产权制度的运作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产权的进一步界定必须通过产权体系的运作过程自身，即交易过程来实现。当内在收益大于内在花费时，产权交易就会发生。相反，产权交易引起的过高的交易成本可能使外部效应不能内在化，交易不能进行。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自由谈判是否被禁止；二是允许自由谈判的当事者数目。

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选择不同的交易模式，都可能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影响到交易能否发生，产权交易模式的选择必将影响交易效率及资源最终的配置效率。因此，产权交易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是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什么样的交易模式能更加符合现实，并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交易效果呢？文献并没给出一般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