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人陈澧的学行纯笃，足以矜式士林，获赐五品卿衔

《清儒学案》卷一百七十四《东塾学案上》：自阮文达治粤，提倡学术，人材蔚兴，东塾后起，尤为大师。兼以郑君、朱子为宗主，通汉、宋之邮，意在补偏捄敝，不为无益无用之学，其宗旨特为醇正。述《东塾学案》。陈澧，字兰甫，号东塾，番禺人。道光壬辰举人。九岁能为诗文，及长，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小学，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六应礼部试，未第。大挑铨授河源县训导，到官两月，即告归。为学海堂学长，历数十年，晚主讲菊坡精舍，以经史实学教士，勉诸生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光绪七年，疆吏疏陈耆年硕德，请加褒异。诏嘉其学行纯笃，足以矜式士林，予五品卿街。八年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扬辈皆不知也。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魏、晋以后，天下大乱，圣人之道不绝，惟郑学是赖。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又以为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苴之。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及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皆失之，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于乐律、音韵尤能贯通古今，折衷求是，著《声律通考》十卷、《切韵考》六卷、又《外篇》三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著《汉书水道图说》七卷。他注有《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说文声类表》十七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说》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参《自述》、《文集》、史传)

《清史稿·儒林三》：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澧九岁能文，复问《诗》学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又《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于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于沙门之说。”又《汉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其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其教人不自立说，尝取顾炎武论学之语而申之，谓：“博学于文，当先习一艺。《韩诗外传》曰‘好一则博’，多好则杂也，非博也。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尤当以行己有耻为主。”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光绪七年，粤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以南海朱次琦与澧皆耆年硕德，奏请褒异，给五品卿衔。八年，卒，年七十三。他著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六：陈澧，字兰甫，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九岁能为诗文。及长，与同邑杨荣绪、南海桂文耀为友，复问诗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遂辍作诗。初著《声律通考》十卷，又著《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其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讲汉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因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各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为《东塾读书记》若干卷。于《礼》宗郑注，以为最精；《易》则辟虞氏之注，谓“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纤巧”。《春秋公羊》以叔术为贤者，此公羊之谬，不宜墨守。何劭公注有穿凿之病。“三传‘各有得失。知“三传”之病，而后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杨疏之病，而后可以治“三传”。为学海堂长数十年。至老，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吾邵魏默深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定交，并改其书。光绪八年卒，年七十三。著述除上录外，尚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谭宗浚《希古堂集》乙集卷四《陈兰甫夫子七十寿序》：存目。

黄钟骏《畴人传四编》卷八、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七、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卷三十八皆有传，存目。

陈澧《自述》：余年六十有二，大病几死。自念死后，书我墓石者，虚誉而失其真，则恧矣。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寿命犹未艾乎，他时当有续述也。述曰：陈澧，字兰甫。先世江南上元人，祖考捐职布政使司理间，迁广东番禺。考候补知县，生二子，长讳清，次则澧也。年十岁，知县君卒。年十五，伯兄卒。十七，督学翁文端公考取县学生。明年，录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文端公命入粤秀书院肄业。山长陈先生厚甫，赏誉之。与桂星垣、杨浦香为友。复问诗学于张南山先生，问经学于侯君模先生。年廿二，举优行贡生。廿三，中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大挑二等，选授河源县学训导，两月告病归。拣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英伟之士多出其门焉。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群籍。中年读朱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学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异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魏、晋以后，天下大乱，而圣人之道不绝，惟郑氏礼学是赖。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又以为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苴之。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古有十二宫，且有转调，今俗乐惟存七调，然古律尺度俱在，可考历代乐声高下。晋十二笛可仿而制，唐《鹿鸣》、《关雎》十二诗谱可按而歌，而古乐不坠于地。又著《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于《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于沙门之说。又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志》水道，则可考汉郡县，以及于历代郡县。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1]其余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三统术说》三卷、《弧三角说》一卷、《琴律说》一卷、文集若干卷。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晚年所著书曰《东塾读书记》，今未成。性疏直平易，颇厌俗事，惟好与学者谈论不倦。值贼乱夷乱，家计不给，晏如也。生四子：宗谊、宗侃、宗询、宗颖。宗谊早卒，宗侃生子庆鲧为其后。同治十年二月述。

陈澧《汉儒通义序》：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谨录其说，以为一书。汉儒之书，十不存一，今之所录，又其一隅，引伸触类，存乎其人也。节录其文，隐者以显，繁者以简，类聚群分，义理自明，不必赞一辞也。^[2]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若门户之见不除，或因此而辩同异，争胜负，则非澧所敢知矣。

陈澧《切韵考序》：自孙叔然始为反语，双声迭韵，各从其类，由是诸儒传授，四声韵部作焉。而陆氏《切韵》实为大宗。盖自汉末以至隋代，审音之学具于斯矣。唐季沙门始立三十六字母，分为等子字母之名，虽由梵学，其实则据中土切音。然音随时变，隋以前之音至唐季而渐混，字母等子以当时之音为断，不尽合于古法。其后切语之学渐荒，儒者昧其源流，猥云出自西域。至国朝嘉定钱氏、休宁戴氏起而辨之，以为字母即双声，等子即迭韵，实齐、梁以来之旧法也，二君之论既得之矣。澧谓切语旧法，当求之陆氏《切韵》，《切韵》虽亡，而存《广韵》。乃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韵》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是为陆氏旧法。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于是分列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故宁拙而勿巧。若夫《广韵》之书，非陆氏之旧，《广韵》复有二种，近代传刻又各不同，乃除其增加，校其讹异，虽不能复见陆氏之本，尚可得其体例，又为通论以畅其说。盖治小学必识字音，识字音必习切语，故著为此书，庶几明陆氏之学，以无失孙氏之传焉。后出之法，是为余波，别为外篇，以附于末。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岂无其要?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推委臣下论)司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优于德而啬于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是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乞以十科举士札子)二公论人才皆以四科。可见，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www.xing528.com)

陈澧《东塾集》卷三《礼记质疑序》：经学难者“三礼”。国朝经学极盛，诸经师林立，而兼治“三礼”者盖寡。湘阴郭公兼治“三礼”，著书百卷，先以《礼记质疑》若干卷寄示，且命为序。澧读之匝月，想见公之读书：一句一字，注目研思，绎乎礼文，反复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后已；其有未(岳麓书社陈戍国先生点校本作“不”)安，则援据群经、稽核六书而为之说。故有可以(陈先生点校本无“可以”)易注者，有可以(陈先生点校本无“可以”)易疏者，有可(陈先生点校本无“可”)与注疏兼存者，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其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昔之经师所未有也。近者经学衰矣。求治经者于韦布中，犹不可多得也。有大吏为经师，庶可以振而兴之。儒者读书，出则募(陈先生点校本作“办”)天下之事，处则兴天下之学。办事必藉权位，兴学则得自为之。礼学虽难，然《记》有之曰：“难者不避人。”人皆避难就易，经学安得不衰与?且公之书多与注疏异义，而题曰“质疑”，又示学者以谦慎之意。为其难，复存其慎，尤可以持风气于不敝。公昔抚粤，下交于澧。今以书命序，推许太过，澧不敢当(陈先生点校本有“也”)，为序因以为谢。(陈先生点校本注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番禺陈澧序”)

陈澧《东塾集》卷三《说文声表序》：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象形、指事、会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声之字，由声而作者也。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焉。澧少时读《说文》，窥见此意，以为《说文》九千余字，形声为多，许君既据形分部，创前古所未有，若更以声分部，因声明意，可以羽翼许书。乃以暇日为之编次，以声为部首，而形声之字属之。其属字之次第，则以形之相益为等级，以意之相引为先后，部首之音相近者，其部亦以类聚。依段氏古韵，定为十七卷。其后读戴东原书，知其尝劝段氏为此书，谓以声统字，千古奇作。窃自幸所见，不谬于前人。又闻姚文僖公及张皋文、钱溉亭皆尝为此，求其书读之，钱氏书不可得，姚氏书改篆为隶，张氏书则为古韵而作，与澧所编之意不同，遂存此编，弗忍弃也。澧尝欲为笺附于许君解说之下，以畅谐声同意之旨。其后更涉他学，不暇为此，姑俟异日。古人有自悔其少作者，澧编此书，年未三十，然本昔人之意，非自出臆见，虽未必为奇作，世之治小学者或有取焉，不必悔也。其书有等级，故名曰声表。吾友桂君星垣见而爱之，欲刻于版，而属澧自序其意，遂笔于卷端云尔。

金武祥《粟香随笔》粟香五笔卷八《陈京卿书》：徐固卿孝廉出示陈兰甫京卿致其尊人子远太守各函，皆《东塾集》所未载者，有云：“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是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论》一篇，以明此意，欲学者各因所长以成其学。然言语、政事、文学固断不可无德行，而德行、言语、政事又断不能不由学而入。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此两派者，其末流之弊，皆入于无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争而偏废，则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治章句，皆大有益于世，无用即是有用。惟独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从之，则或为空疏，或为繁碎，不但无用，且有害矣。”又云：“小学者，古人十五岁以前之学也。十五岁以前既明乎此，故十五而入大学，三年通一艺，三十而六艺皆通也。百年来儒者之治小学，为唐、宋诸儒所不及，然所著书往往精深浩博，但可为知者道，中人之资不能领解，读不终卷而置之矣。澧尝谓：近儒之讲小学，乃真白首而不能穷者，非古人所谓小学也。以汉儒之学之盛，而班孟坚尚以为禄利使然。今求禄利者既不借此，而稍稍有志者读此等书，又苦不得其门而入，此学术所以不振，虽以乾嘉中大师数辈倡明之，而今已渐衰也。夫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在乎老师宿儒引而入之。入门者多，则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为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其大略，而不至于茫昩，而文学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而独恨百年以来未有著此等书者也。”又云：“近时硕学魁儒，著书精博者多，而可以开初学耳目者甚少。是以新学小生，一见古书，便惊若望洋，无由寻其门径。澧前数年即欲与子琴大令同著小学之书，极精深而出以极简极浅，庶几可以开发初学。其实所谓小学者，正是如此，能成此等书，其功正不小耳。”

萧穆《敬孚类稿》卷六《跋东塾读书记》：番禺陈兰浦先生《东塾读书记》十卷，平正切实，乃生平绩学有得之言。近人说部之书无以加也。其读朱子之书诸条，近代为汉、宋之学者可以知大儒本领，非他儒所易企矣。朱子作张魏公行状，多为后人所议。陈先生历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论魏公等条以明之，盖后人不能全读朱子之书，即读陈先生所记，可以无疑。朱子非因与张南轩之交而曲为魏公回护矣，惟引朱子为张敬夫画像赞有云“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赞其子而云“干父尤为直笔”，此尚未明朱子作赞本旨，此用干父，乃用古谊。《易·序卦传》：“蛊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书皆主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任为解。《颜氏家训·治家篇》亦主此义。……盖唐以前诸家所述干父之文均宗古谊。宋以后乃有解干蛊为能盖父之愆如舜、禹之事者，即朱子著经，多与先儒有所不合，至其寻常诗文，引用故事必宗古义，不肯自我作古。观其注《诗》“青青子衿”，以为淫奔之诗，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学校。”则仍用古义可以知之矣。朱子与张敬夫为道义至交，敬夫当日与朱子书，尝攻朱子为学之病，敬夫殁后，朱子订其文集，凡有书札，一一录存，以志良友切磋之谊。其为像赞，所云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者，只是赞其能干父之事，能承先轨之意，断不至云干父为能盖父之愆，以伤亡友之心可知也。当时为魏公行状，朱子尚未深知李忠定事实，只凭敬夫所为魏公事实为之，后见光尧实录，乃知其误，而卒不删此状，亦并不涂改此状，亦存不伤亡友之心之意可知也。朱子既知李忠定之事实，不欲更为李公传状，后为李丞相奏议后序，何等推尊。序中所云谗间蜂起，遭谗以去者，而魏公之参劾忠定亦未尝不包罗在内。盖两公之是非，朱子原知，后人所共知之，不必待己之显白，大贤之所为固如是也。惜陈先生已逝，不及以此义质之。

章太炎《检论·清儒》：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佗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剪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澧亦絜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不能传其声律韵书，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翁同、潘祖荫用事，专以闻召诸小儒；学者务得宋、元雕椠，而昧经记常事。清学始大衰。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

【注释】

[1]今按：一部中国学术史，其实也是一部相斫史。今人所撰学术史多回避冲突，淡化矛盾，亦非良策。

[2]今按：此法甚佳。本书外编实用此法。重要部分文字加粗，尤可窥见古人之面貌与心迹，虽不赞一辞，亦致无上敬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