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靖：当涂人，古学家与著作《周公职录》

《清儒学案》卷五十《位山学案》：位山力学穷经，老而弥笃。其治《禹贡》、《竹书》，于胡、孙两家有所补正，号为精密。皖中学者，于江、戴未兴之前，言考据者，推位山焉。述《位山学案》。徐文靖，字位山，号禺尊，当涂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丙辰，荐试鸿博。辛未，又荐举经学。壬申会试后，以年老，特授翰林院检讨，寻假归，卒年九十余。先生贯串经史，择善而从，不墨守先儒，亦不妄加排诋。著《禹贡会笺》十二卷，因胡氏渭《禹贡锥指》所已言，更推寻所未至。首列《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附论于下。次为图十有八，各系以说。书中皆先引蔡《传》，而博据群害，断以己意，辨证之文，较《锥指》益为精密。又著《周易拾遗》十四卷，大旨宗程子《易传》，而于汉、唐诸家亦多发明。又诸《竹书纪年统笺》十二卷，作于孙之《考定竹书》以后，本沈约旧注为之引证推阐，凡考正地理，订明世系，视之书为详。又著《山河两界考》十四卷，前八卷本唐僧一行之说，广采群籍以为之证，自卷九以下，则自为续补，取《尧典》之中星言四象，取《禹贡》之南条、北条言两戒，取《春秋纬》之旦建、昏建，言斗魁治内、杓治外，取《史记》之中国山川言云汉起于东井、没于尾箕，取《素问》之《五帝大论》言帝墟，取《史记》之《律书》言水、火、金、木治季、孟月，皆详于考古，不涉占验。又著《管城硕记》三十卷，推原《诗》、《礼》诸经之论，旁及子、史、说部，语必求当。鄞全氏祖望见之，服其考据精博。所为诗赋，别为《志宁堂稿》二卷。(参史传、夏炘撰《别传》、《四库全书提要》)

《清史稿·文苑二》：徐文靖，字位山，当涂人。父章达，以孝义称乡里。文靖务古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皆援据经史。雍正改元，年五十七，始举江南乡试。侍郎黄叔琳典试还朝，以得“三不朽士”自矜，盖指文靖及任启运、陈祖范也。乾隆改元，试鸿博，不遇。詹事张鹏翀以所著《山河两戒考》、《管城硕记》进呈，赐国子监学正。十七年，征经学，入都。会开万寿恩科，遂与试，年八十六，以老寿赐检讨，给假归。卒，年九十余。其所著又有《周易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统笺》诸书。

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一：徐文靖，当涂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初，举经学，授检讨，刻苦力行，研贯经史百家，耄年犹据案著书不辍。年九十余乃卒。著有《经言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纪年统笺》、《山河两戒考》、《管城硕记》等书行世。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徐文靖，字容尊，号位山，当涂人。雍正元年，文靖及荆溪任启运、常熟陈祖范同举江南乡试，主司黄叔琳诧曰：“吾得三经师矣。”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又举经学，授检讨。文靖好寻究舆图方志，因胡渭《禹贡锥指》作《会笺》及《山河两戒考》十八卷，旁探《山海经》、《竹书纪年》，以补渭之疏略。又采摭汉魏诸家《易》说证《易本义》，为《周易拾遗》，又抄《诗》、《礼》经论，并寻子、史、说部，成《管城硕记》三十卷，鄞县全祖望称其精博。尝与语邵子《三十六宫说》引据淹博，文靖曰：“君不读《击壤集》诗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阳中。小车春暖秋凉日，一日只能移一宫。’ 是非三十六宫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宫，图经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复》、《姤》之说文之者，其犹《参同》必以《乾》、《坤》、《坎》、《离》分气值日，而究之《参同契》之用《易》，非圣人作《易》之旨也。”祖望甚服之。文靖又有《皇极经世考》。其《竹书统笺》十二卷，学士卢文弨叙而行之。文靖亦工诗，常有句云，“守业愿为清白吏，著书羞傍草元人”，“酒缘斋日陈三雅，茶为眠时试一枪”，皆典雅可诵。年九十余乃卒。

阮元《儒林传稿》卷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皆有传，存目。夏炘撰《徐位山别传》，待考。

徐文靖《禹贡图自序》：《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本依图而立也。《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是禹之治水，亦依图而治也。自是而后，夏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殷祖乙避河迁耿，二年圮于耿，复迁于庇。求如《禹贡》之治水，难矣! 郑樵《通志》曰：“桀焚黄图，夏图所繇尽亡也。”《尔雅》九州，说者皆以为商制，图无闻焉。周图书大备，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司险掌九州之图，知山林川泽之阻。汉入关，收秦图书，得具知天下陀塞。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明帝永平中，议治汴渠，上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因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禹贡》之有图，尚已! 后世图事阙略，晋司空裴秀惜之，乃覃思著《禹贡地域图》十有八篇，其制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悉因地制形。王隐《晋书》曰：“裴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事成奏上，藏于秘府。”为时名公诚有所慕而云也。唐《大衍》“山河两戒”，取《禹贡》论“三条四列”之说，而不及图。程大昌撰《禹贡论》，绘图三十有一，郑东卿著《尚书图》，《禹贡山泽图》二十有五，然皆未有见。余家藏有《六经图》，《禹贡图》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观中《地理指掌图》，其中有帝喾及尧《九州图》、舜《十二州图》、《禹迹图》，然胪列当时郡县于《禹贡》山泽，六十余地不能备载。少尝见艾千子《禹贡图》，简而能该，第从前讹误尚未驳正。章氏本清《图书编》，名山大泽皆有图，不专为《禹贡》设，故虽有图而不精。近见王太史箬林刻乃祖《禹贡图》，胡氏朏明《禹贡》山泽间有图，而图之前后左右少有脉络可寻，此图《禹贡》者所以难也。陆氏文裕曰：“余尝欲取今之州县，推而上之，会于《禹贡》之命名，以著古今之离合迁改为一书。”志诚伟哉! 余窃有志而未逮，顾已为《禹贡会笺》一书，又何能已于图也?爰列图若干于前，并以图说附注之，稍吁其讹误。如此后之君子，按图而兴感，思大禹明德之远，而不为小智之凿，则又《会笺》绘图者之私愿夫!(www.xing528.com)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九《竹书纪年统笺跋》：岁辛未，余馆北平黄昆圃先生家。先生门下士知名者众，顾独诧癸卯主江南试所得三人，曰任翼圣(启运)、陈亦韩(祖范)、徐位山(文靖)。此三人者，其学皆博而醇，且曰：“人但侈榜中有状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既宦达，名益著，陈、徐亦并以经学征，陈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独应征。此书乃其近著也。一日，徐君来，先生令余出见。先生家多客而独徐见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馆，犹握三寸管，低头著书不辍云。此《纪年统笺》者，徐君所著书之一也。《纪年》旧有沈休文注，乃后人取《宋书·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与之疏通证明，疑者得以涣然冰释。然他书引《纪年》文，自晋建国以来，以晋君始立之年为元，战国时则以魏君始立之年为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为元，疑后人改之，非其本真也。然各本并同，亦无由复其旧矣。《史记》注中又往往以年表为纪年，非此纪年也。昔谯周作《古史考》以纠史迁之谬，司马彪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今余方著《史记续考证》，未竟，得此书以相参(覆)[覈]，庶可无憾矣。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一《与徐征君惠山论春秋指掌图帖子》：前日于堇浦座上得见足下，因读所著《山河两戒考》，本诸经之星野，参以列史之方舆，芋区瓜畴，了然在目，为之动容。近日读书人，东涂西抹伎俩，穷老尽气，不过稍驾帖括而上之，至于词章之学而止。及见足下所著，以为不知人世间尚有此等书卷也。其中有一事失于考索者，世所传《东坡春秋指掌图》，其为赝本，不必复问，但古人原有以为东坡作者，足下以为胡身之之讹，恐未然也。《朱子语录》已言其伪，是先于身之矣。足下因其中载大观年间都邑，又有或问于蒙之语，遂定以为侯文穆，则误之甚者。古人之称蒙犹愚也，岂必自道其名之谓哉?愚考《宋史·艺文志》，有李瑾《春秋指掌图》十卷，又张杰《春秋指掌图》二卷，此皆唐人之书，而李氏则分门抄取释例正义，并及刘炫、陆淳之书，张氏亦以类纂，在今日恐皆不存。陈直斋书目则有《地理指掌图》一卷，蜀人税安礼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书肆所刊多不著其姓氏。按安礼乃山谷弟子，然今所指为东坡书者，固不止地里，而税氏所作亦非春秋之封域，况元符又在大观之前，至于《崇文书目》、《中兴馆阁书目》总未尝及是书，而合之文穆本传及《东都事略》诸种并不言其有所述作，是可以决然知非侯氏之书也。夫古今文献之失所证者，阙之可也，必求其人以实之，则有不免于后世之抨弹者。居常与堇浦言，注书如师古，可以为百世圭臬。即如臣瓒姓氏，其说不一，惟以为傅姓近之，盖傅尝受诏校中秘书《穆天子传》，而今注中所引多出汲冢中语，然师古尚疑之而不敢质也，斯可谓慎之至者矣。以足下用功之勤，与夫书之卓然可传也。偶然遗误之处，将启读者之疑，故敢为足下言之，以当负暄之愚，足下其是正之。

徐文靖《管城硕记自序》：余株守一经，不能尽蓄天下之书，罗古今之富，凡耳目所经涉者，不过数千卷书耳。而姿禀愚钝，又不能博闻强记，积贮逾时，纵穷年翻阅，掩卷辄忘。回忆平生，枵腹如故。不得已而托之管城子，假以记室，凡经传、子史、骚赋、杂集，遇有疑信相参，先后互异者，则速为濡毫摛翰，类聚部分，寸积铢累，裒为一集，凡三十卷。于《易》也，远稽乎子夏，旁揽乎康成、辅嗣以及程传。其于《书》也，兼采乎古文、今文，暨日记、裨传，以纠正蔡氏之讹。其于《诗》也，仍宗《毛序》，悉有证据，所与朱《传》契合者，惟数十篇。《春秋》以《左氏》为主，《公》、《穀》附之。胡康侯以夏时冠周月，开卷差谬，余亦可知。“三礼”以《周礼》为经，《仪礼》为纬，而《礼记》则二礼之传注。《楚辞》为《诗》之变体，故次于经。而逸注浅陋，如“该秉朴牛”之类，贻误千载，莫究其非。史学、字学、诗赋、杂集，共有抄录笺注沿袭承认者，一皆参伍折衷，悉记共有可信无可疑。夫天地之大，载籍之繁，认误频仍，不可殚述。余亦颇择其善者识其大者而已。周公《释诂》曰：“硕，大也。”《小雅》曰：“蛇蛇硕言，出自口矣。”朱子谓：“善言之出于口，宜矣。”是善且大兼赅者，无过于硕。郭弘农叙述《方言》，品为硕记，意亦有见于此乎?顾《方言》者，一方之言也。拘于一方而不能相通，如宋、齐之间之所谓硕，而他或以为嘏、为介、为夏、为京者，此类是也。以姿禀愚钝之人，目不睹古今之富，而妄欲择其善者，识其大者，是亦方隅之见而已矣。爰遂名之曰“硕记”，而又不敢没管城之劳，因并弁之于首云。时乾隆九年，岁在甲子，孟春上元日，当涂徐文靖位山自识。

孙嘉淦《管城硕记序》：读古人之书，而自谓了了无可致疑，此其人正不可与论古。盖好古而能信圣人也，蓄疑求信以期进于圣人之道者，学者事也。此徐生《管城硕记》所由撰与?硕者何?实也，大也。《易》之《大畜》曰：“笃实辉光。”又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则硕之义也。今是记于《易》、《诗》、《书》、《春秋》、“三礼”传注，上而仪象，下而山川名物，以及于诸子百家，遇有可疑，一一而取证，皆有所考究。先之前人之言以为端，加之案以发其义，著之事以征其实。博引群书，捃摭秘册，或一说数十说，必求其正且大，使之有可信无可疑而后已。则诚可以为记之硕者。余尝谓士人读书，但当息心静气以折衷理之至是，初不必毛举他人之短，以矜一己之长。然或经传、子史、事理、名物，讹以传讹，转相承袭，初学不知而信为诚然，贻误将来，伊于胡底! 夫古人校书，不厌详慎，而或至未免激烈，如所谓《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公羊墨守》，而又有“针”者、“起”者、“发”者。至《新唐书》之《纠缪》，《通鉴》之《辨误》，小颜之《匡谬正俗》，则似尊己过高，而贵人以谬误者太显。今但云“硕记”，其所为是正可否，裒集古人之成说，祛疑从信，而不敢妄参己意以自诩诩然夸论古之识者。余以为有当于圣贤之旨，殆可与进于道也。而或者疑之，谓扬子云作《方言》，郭景纯注之，复为之叙，以为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今自云“硕记”，可乎?余曰不然。扬子《太玄》曰“我心孔硕”，《崧高》之诗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是皆自以为硕者。于徐生何疑焉?徐生向留心著述，其所著《禹贡证发》、《山河两戒考》诸书，久已见称于世。余于是记，益信其读书好古，蓄疑求信，洵可与进于道也。爰欣然搦管而为之叙。皆乾隆二年，岁次丁巳，春仲中游之吉，年家眷侍生合河孙嘉淦题于燕山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