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绂：婺源儒林巨师的文化传承

《清儒学案》卷六十三《双池学案》：双池居贫守约，力任斯道之传。其为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不废考据，而要以义理为折衷。恪守朱子家法，与江氏慎修学派同中有异。慎修因东原为之后先疏附，及身大显。双池遗书经百余年始得刊行，学术显晦，固有其时欤?(下略)

《清史稿·儒林一》：汪绂，初名烜，字灿人，婺源人。诸生。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家贫，父淹滞江宁，侍母疾累年，十日未尝一饱。母殁，绂走诣父，劝之归。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属人。若持吾安归?”叱之去。绂乃之江西景德镇，画碗，佣其间。然称母丧，不御酒肉。后飘泊至闽中，为童子师。及授学浦城，从者日进。闻父殁，一恸几殆，即日奔丧，迎榇归。绂自二十后，务博览，著书十余万言，三十后尽烧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著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其《参读礼志疑》多得经意，可与陆陇其书并存。绂之论学，谓学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谓《易》理全在象数上乘载而来。谓《书》历象、《禹贡》、《洪范》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谓《诗》只依字句吟咏，意味自出。谓看《周礼》，须得周公之心，乃于宏大处见治体之大，于琐屑处见法度之详。谓《春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谓“格物”之 “格”训“至”，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皆“至到”之义。上文“致知”字为“推致”，则“格物”为“穷至物理”甚明。谓“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直是不可得闻，陆、王家因早闻性天，而未尝了悟，又果于自信，遗害后人也。谓周子言“一”，言“无欲”，程子言“主一”，言“无适”，微有不同。周子所谓“一”者天也，所谓“欲”者人也。纯乎天，不参以人，“一”者即无欲也。程子所谓“一”者事也，所谓“适”者心也。一其心余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无适之谓“一”也。当时大兴朱筠读其书，称其信乎以人任己，而颉颃古人。其后善化唐鉴亦称其功夫体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诚明。绂初聘余江，比归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尝语诸弟子曰：“吾归汝师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谦，增生，毁卒。同县余元遴传其学。

朱筠《笥河文集》卷十一《婺源县学生汪先生绂墓表》：婺源为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来，巨师魁儒，绳绳相续，流风未湮，于今见者，实惟假莘汪先生、江湾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师，早闻江先生名。比奉命视学来江南，试徽州，征其书，尽读之而善。会有求书之诏，即具以闻，旋檄府建主祔祀紫阳书院，风示学官弟子，俾之向学。既癸巳八月，再试徽士婺源，学廪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师汪先生之遗书十余帙来献，且言曰：“元遴之师绂，乐贫守道，著述过身，其书可传，其行可享，殁嗣斩焉，善人将惧，元遴敢奔告待命于下执事。”余发书卒读，其书与江先生埒，且闻诸府人汪先生之行，视汪先生无不及也，于时博议偏举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为之主位十有六，诹以八月二十日迎主书院，补祀诸儒之次。是日，筠躬莅将事，诸生毕来，又进诸生分录其遗书，行上书局，显厥隐德，府之士佥曰：“宜哉!”元遴复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馁，顾敝家无子孙祀者。先生其卒馁，谨具书事实列上，请刻石表诸墓道，尚识来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诸生之工隶书者歙闽道隆书文上石。按：先生讳烜，其为诸生之名曰绂，字灿人，小字重生，号双池，婺源之北乡假莘里人。四世祖应蛟，故明户部尚书，谥清简。曾祖元会，祖斯涵，父士极。母江孺人。自清简公后，再世家业中落，父以贫窭出游，久之不归。母贤且知书，先生初生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书、五经，八岁悉成诵，自是读书禀母之教，未尝从师。比弱冠，母病卧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贫，十日未尝遇一饱，母殁，敛毕，闻父淹滞江宁，先生走为父，泣劝之归。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属人，若持吾安归乎?”叱之去。戒主者毋与若食，乃泣而归。比归，益无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而浮梁之景德镇设官置窑，所在百工食焉，先生书碗佣其间，然称母丧，不御酒肉，群佣以为笑，时时作苦吟，以写其哀，则交侮骂之。先生去，之乐平，馆石氏，逾年亦去。当是时，先生飘泊上饶、万年、永丰之间，踪迹无所定止，辄自广信绿岭度仙霞关，之闽中，持一幞被，鹑衣蓬累而行，行岭滩中十余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内，则顿宿野庙中，乞食以往，过枫岭，有陈总兵者闻而异之，延为子师，执礼甚恭。先生课诗书，间教之礼射，卒伍争请为弟子，后因艺得官以去者有之。陈总兵去枫岭，先生授学浦城。浦城为福建、江西、浙江之会，三省之士，熏德慕化，从者日进。先生闻父卒于江宁，即日奔丧，一恸几殆，迎精而归，与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后，著书十余万言，旁览百氏九流之书。三十后，尽烧之。资敏强记，过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庄作，振笔直书，博极两汉、六代诸儒疏义，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六经皆有成书，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所不究畅，卓然传于后。所著《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孝经章句》一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读阴符经》一卷、《读参同契》一卷、《读近思录》一卷、《读读书录》一卷、《先儒晤语》二卷、《琴谱》一卷，皆筠及见者。又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山海经》九卷、《理学逢源》十二卷、《诗韵析》六卷、《物诠》八卷、《策略》四卷、《读困知记》一卷、《读问学录》一卷、《医林辑略探源》九卷、《戌岌谈兵》、《六壬数论》若干卷、《大风集》六卷、文集六卷、诗六卷。先生卒，顾书而叹曰：“著书如此而不传乎?”元遴谨收录而藏之于家。至是来献。呜乎! 先生非元遴则书亦不传也。先生生平不为应试学，然尝以制义教弟子。年五十余，诸兄弟强之试，受知于故礼部侍郎筠，座师满洲嵩寿公持其卷曰：“是当焚香煎茶读之。”自是文词稍稍称于人，然竟死，无知其学者。先生见客，庄坐无俗语，有所质，必更端尽其意。游艺之余，画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书，及于幕印间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贫岁饥无米，市豆屑，炊之作食，未尝告人，曰：“士人辄语人贫，人纵怜我，我可受邪?”遘疫作呓语，侍疾者听之，皆说经也。饮酒累数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臧获，惟恐伤之。初，先生聘于江，客闽久不相闻，江之兄嫂欲改议，江闻以死誓，乃不敢言。比归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归，呼江曰某娘，谨答曰先生归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遗女，抚于江，与之卧起，他日先生宿客于书馆，而入居内，幼女骇曰：“岂有男子与妇人同床者乎?”邻人传以为语。江尝语诸弟子曰：“吾归汝师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然后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谦，县学增生，读书能文章，应省试归，后先生殁三日毁卒。一孙先三月殇。思谦妻詹刲肱肉以疗舅，不起。思谦又卒，叹曰：“天道如此邪?”其腊竟自经以殉。元遴乃与同门檐大山先生从孙文藻婿余熊照谋卜葬先生于里中阳边山麓，而子妇附其旁。(下略)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唐鉴《学案小识》卷四《翼道学案》皆有传，存目。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易经诠义序》：《易》言时中之道，圣人所为寡过之书。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圣得理而显象，其次因象而观理，其次乃即事以求理。得理而显象，圣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观理，读《易》之方也；即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理备于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静则观其象而玩其辞，用显于事物之机，故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学易之道，不外此耳。秦火之烈，《易》以卜筮得存。汉儒类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不知其本原之有在，以故焦、京流于术数，流于术数而《易》之体亡矣。汉、魏之间，王、何始遗象数，而专于言理。理非用不显，不显于用，则理非理，以故王、何入于虚无，入于虚无而《易》之用又以亡矣。自周子作《太极图说》、《易通》，程子作《易传》，主于言理，而《易》之理明。邵子演先天图，而《易》之象著。朱子集诸子之大成，而象数宗邵子，义理主周、程，于是体用备呈，时中之义大明，而人人得以寡过。朱子之功，不继四圣而为五哉?顾乃《太极图说》见毁于象山，《易传》受诋于袁枢，邵《图》见非于林栗。当朱子之时，而异说已纷然若此。朱子《本义》专以卜筮释经，又作《启蒙》以翼后学，乃象占之说、卦变之图。后世妄儒又纷纷异言，将以呶吠朱子，何以为也?窃谓《易》之体通于神明，《易》之用显于卜筮，自非上圣，不能心与《易》合，动与时行。其次必因事求理，而后能得乎中，故古人有事必稽于卜筮。稽于卜筮，非求之术数，以为前知，乃使人因象观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训，而行事之际可以无失乎中也。执卜筮而忘体，《易》晦，并卜筮而遗之，《易》或几乎熄矣。然则朱子之大明终始，而使人人得以改过者，其功正在以卜筮释经，妄儒何足以与知之?绂生朱子之乡，承太傅清简之家学，有志于寡过焉而未之逮，于兹有年矣。忆甫八岁时，戏析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见之曰：“八卦有断有连，汝所排皆连画，妄也。”对曰：“儿以仰体为阳画，俯体为阴画也。”先母曰：“是得其意者矣。”又尝观《卦变图》曰：“此自下而上，阴阳每交，易一画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于《易》乎?”乃亡何，家贫废学，游食四方，荏苒四十余年，终身过中，于《易》曾无一得，矧敢出其说以质人，谓足以厕先儒之席欤?顾自念幼嗜是书，又重辜父兄之望，迩年重复研几，因续《诗》、《书诠义》稿成，自书所得，非敢谓足以发明先圣之所未发，而阐紫阳宗风，然信好殷怀，或亦可因之以见志。若乃时下说经，专供制艺伎俩，而深然者则又离经畔道，穿凿怪隐，以诋诽先儒为事，此则绂之所深羞而切恶也，其遑效之!^[1]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书经诠义序》：经生家《尚书》为难。绂幼嗜《易》，而王父及先严家世治《诗》，故九龄遂以《诗》授，《书》、《易》未遑及也。顾母家自外祖及诸舅皆以《尚书》教于乡塾，而绂经书皆自母膝受，以故授《诗》之余，母间以《书》义讲，得通大意。窃谓《书》亦匪难，未若《易》之深远也。舞勺时从乡先达游，问以古文真伪及《禹贡》水道，绂对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书》未易言矣。探讨《尚书》，乃自伊始高祖清简公为明司徒，时值戎事方殷，讲论天下形势舆籍颇详，而曾祖光禄公研于星经历史，二者皆幸有传言，故羲和诸章及《禹贡》皆非所难。周诰殷盘，辞謷牙耳，难不在是，二典三谟、九畴洪范、伊周微言与大《易》、《中庸》相为表里，天人之际性命之原也。而唐虞受禅，汤武征诛，伊尹营桐，周公避谤，其间非得圣人之心，何以知圣人之处事?不察于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圣人之心?难矣哉!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贵论世也。其所以本之心而施之政者，何以事异而道同也。则四代之书难莫甚矣。《诗》、《易》皆有朱《传》，而《书》传成于九峰，此今人所多疑也。朱子门人英贤众矣，而《书传》独属之蔡子。蔡子必深于《书》矣，是蔡《传》即朱《传》，何庸疑者。明太祖自用师心，始毁蔡《传》，多有未安，而命儒臣有《尚书会纂》、《孟子节文》之著，自是而家为异说，畔蔡《传》者若无尤焉。噫，不知量矣! 异说纷纭，折衷靡定，此治书之所以愈难也。故绂有志及书，亦时多困窒，而心有所得，亦随笔识之。其于大原多所未会，辍而专四子，于《尚书》且置之，未遑深研矣。乃于《四子书》中亦时旁悟知六经皆无异指，暇复披阅《尚书》，读蔡《传》，豁然有心得。庚戌岁手录《四书诠义》，辛亥、壬子《诗》义亦就，因复及《尚书》，翻阅前所笔识，觉可自信殊多，更成《诠义》一编，思为蔡翼，无徒谓难，亦非敢曰易。敢告穷经之士曰：此非举业书，不徒君相责吾天命，有《易》吾性情，有《诗》吾心身，有《书》吾动作，有《礼》吾云为，皆凛于《春秋》四代之书，二帝三王之政，即家庭而行之，何必天下“六经”之难，其难同此以为难，斯难之至，但求《尚书》作何解，非难之至也。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书经诠义后序》：存目。(www.xing528.com)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诗经诠义序》：《诗》以理性情，乃学《诗》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训诂章句之文，异矣! 训诂章句所以释经，循而求之，不无一得。而窃怪今之学《诗》者，则徒曰以做八股，当如何取神，如何刻划，如何点缀，如何巧切，其于圣人以《诗》垂教之旨复何与焉?则又异也。学《诗》而果有得，八股何难于工?乃今之窃取科名者，复不求解于经，而徒事掇拾前人余唾，记几篇饤饾时文，彼此抄袭，不又异之甚乎?更可异者，儒生有志经学，则前圣微言之所托，而后世效法之所承也，已而二三名士巨公又不肯循朱《传》以释经，而自用师心，私立意见，搜爬旧序，以矜博闻，徒与朱子为难，使后学惑瞀，茫无适从，抑又何也! 朱子《诗传》，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后出之，是以能拔乎旧序之说，而独抉作者之心，至精至纯，无少遗憾，所谓死者可作，当无不首肯而心服焉者也。彼一味粗浮，不能以意逆志，而徒泥时世之远近，狥旧说之浮游，欲以得诗人之意，而体夫先王先圣以《诗》垂教之旨也，不其难哉?使其果如朱子言，而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而察之性情隐微之地，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亦当恍然信朱《传》之至精至纯，而一字不可移易也矣。绂顷者辑《四书诠义》，而兹因得以复从事于《诗》，故略序意，以列简端，使一世不好吾无问焉，而或者经学有传人，则虽藏之名山，其亦必光怪陆离之不可掩夫。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春秋集传序》：《春秋》，鲁史也，圣人修之，而孟子谓之曰“作”。诚以大义微辞，圣人所独断，而非徒记载之文也。然谓鲁史旧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后世之法，圣人然也。谓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损之，以某字为褒，某字为贬，使后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测其意之所存，圣人当不尽然也。窃谓鲁史旧文，亦非漫无矩矱。其间如内不书弑，公出书孙之类，皆旧史遗法，与晋乘楚书各异，是为周公之典。故韩起来聘，见鲁《易象》、《春秋》，而曰周礼尽在鲁矣。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史不一手，文有烦简得失之殊，于是仲尼修之，以复周公之旧。其有特笔断自圣心，则如春正书王，河阳书狩，桓正不王，定元无正，稷成宋乱，澶渊宋灾故之类，是为直著讥贬，大义昭然，无劳曲说也。其余则不过属辞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劝惩已寓乎其中。但于今旧史不存，无从考据，而知其何者为孔子之所笔削矣。唯左氏记事详明，故读经必以左史为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见闻异辞，难足据矣。然左氏所断之辞，所发之例，实多于理背谬，确有不可从者。公、穀辞义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圣心，则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过半矣。及汉、唐、宋诸儒，乃各是其所是，或援此以击彼，或合异以为同。朱子谓：“圣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穿凿。”苏氏谓：“诸儒说《春秋》，多似舞文之狱吏。”不其然哉! 程叔子《传》，胡氏多宗用之。胡《传》大义炳朗，辞气昌明，远驾汉、唐诸儒之上，而“三传”得所折衷矣。然立义时或迂疏，而辞旨每多烦复。如元年而责以体元之义，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时，齐桓首倡霸业，多为曲护之辞，鲁桓两阙秋冬，何与诛赏之柄?……是亦以胸有成见，加之附会，而逐字求深过泥之故失之。故朱子亦时于胡《传》有不满焉。迄乃《大全》所载宋、元诸儒议论，亦多可补胡氏之阙。而要之各出意见，得失相参。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尔珥笔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不敢少出已见，又场屋命题多所忌讳，乃记取冠冕数题，略撮胡、左大旨，持以应试，虽经文且不曾遍读，况胡《传》乎?夫经降而从传，传降而为时文，时文又降而为剿袭，而尚诩然以经生自鸣也，不亦羞乎! 予甚悯焉。谓欲以发明经意，自当求之于经。通经以传为阶，自当博综于传。传之立义各殊，自当折衷于一。一无可执，断之以理。理无定是，衡之以中。中无定体，参之以时。时有不同，案之于事。圣人之道，时中而已。随事顺理，因时处宜，《春秋》笔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传而去取之，时或断以己意，宁浅而无深，宁直而毋曲，序事必综本末，论事必于周详，有疑则宁阙，毋敢凿也。其所取用不过数家，足以发明经义而止。余俱从略，不欲其烦匪矜博故也。(下略)

汪绂《双池文集》卷五《礼记章句序》：《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纯驳相杂，盖汉儒传记之属耳。而自汉以来，并列学宫，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设科取士，皆唯以《戴记》，而《周礼》、《仪礼》盖不与焉，傎矣! 然《仪礼》先圣之法，而行礼者贵得圣人之心。无得于圣人之心，则节文亦末焉已尔。《戴记》虽不能皆纯，而古人遗意与夫先圣微言有传之未失其真者，则皆有礼乐精义所存。是以由《曲台》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严。今《大戴》余篇犹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学》、《庸》，遂以绍千圣相传之道统，知《小戴》之获列于经，非无谓也。况世远言湮，经残礼废，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践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训，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详者，舍是书其曷从也哉! 或曰：“ 《小戴》中亦惟《学》、《庸》耳。今既撮出二篇，则其余未见尚于《大戴》者。”余曰：“不然。《学》、《庸》固醇乎其醇，而余若《曲礼》、《内则》、《少仪》，则皆筋骸之范围，为学者一言一动之所不可废。其《丧礼》大小诸记，及《冠》、《昏》、《祭》、《乡射》、《燕》诸义，则又尽节目之详，绎前圣制作之意，实羽翼《仪礼》，而相需以并传。《学》、《乐》二记，雅驯深纯，无容訾毁。由是言之，则非《大戴》遗篇所可及，明矣。顾先儒之治《小戴》者，郑注既祖谶纬，孔疏一于附会，皇、熊漫滥，鲜有可观。是无论《戴记》之驳者愈远愈离，即其中之所谓纯者亦因之而尽驳。宋儒程、张，虽乃时发精义，而未尝统为折衷。朱子既看《仪礼》有序，而欲因经附传，斯《记》庶几就理。未克成书，以付黄勉斋。然勉斋所手定，又似与朱子旧说稍殊。要于二礼全书，亦未遑详为梳栉也。外此，则荆国既多矫诬，蓝田未免束缚，方氏附会为多，石梁批剥过当。余若辅氏、饶氏、应氏、吴氏之徒，各有发明，而刘氏时多粹语，陈氏考据详慎，时为特出者欤?独是制科《戴记》取士，于是士虽名为习《礼》，徒矜羔雁先资，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丧礼，皆尽行删阙，是宜乎云庄之浩然兴叹也。草庐多所纷更，果于自用，虽今人有崇事其说者，于鄙意则未敢惬焉。要以平易纯正，则宁取云庄为最，但陈注或杂引他说，不为折衷，或随手摭援，不顺文义，而其间择之未精，语之未详者，亦所时见。绂每读之，而有不能释然于心者，常欲更为搜剔，以示来兹，而又以质本愚蒙，观览不广，诚恐适滋固陋之讥，是以更欲需之岁月。乃吾徒有请者曰：“必求观览之广，则毕世其何穷也?圣贤只有此心，当于理焉合矣。”予既颔之，因即云庄旧注，略复搜辑绍闻，更参鄙见，斟酌去取，别为章句，手录成书。虽所取用，不过数家，深惭孤陋，然前圣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相传说礼之意，与夫学礼者身心之范，或亦其有得焉，以无戾于先儒也乎?若乃因经附传，而合斯记于《仪礼》，则窃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为今日习礼专经，故莫若详于是焉，以斯为《仪礼》之筏也。篇次悉因旧本，毋若应删吴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载者，则又窃附朱子《四书或问》之例，别著《或问》一编，以尽其说。世有取此书而阅之者，或亦可以为《仪礼》之阶，而资风教之一助；更取《或问》而阅之，其亦可以知绂之心矣。

【注释】

[1]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 册。今按：此文与《清儒学案》所收《周易诠义初稿序》颇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