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清朝学宗程朱，修《春秋》、三礼，被恩赦归原籍

《清儒学案》卷五十一《望溪学案》：阮文达辑清一代经解，不收望溪之作；盖汉、宋显分门户也。望溪学宗宋儒，于宋、元人经说，荟萃折衷其义理，名物、训诂则略之。馆修《三礼义疏》，义例出其手定。文章源于经术，姚氏惜抱承其绪，传衍甚远，桐城文派，遂为一代大宗。(下略)

《清史稿》卷七十七：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于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雷《方望溪先生苞行状》：先生姓方氏，讳苞，字灵皋，号望溪，先世桐城人。……康熙戊申四月望日先生生。年四岁，逸巢公尝以鸡鸣时起如厕，适大雾，以“鸡声隔雾”命属对，即应曰：“龙气成云。”十岁师兄百川先生，遍诵经书古文。家贫，冬无复襦屦，穿行雪中，两指恒见，迹益厉学，相勉为孝弟。弱冠游京师，安溪李文贞公见其文，曰：“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当是时巨公贵人方以收召后学为务，天下士负声望者聚京师，旬讲月会，率数十百人，独先生不与，公卿非礼，先生终不枉见。己卯举乡试第一，丙戌成进士，榜未发，闻太夫人病，疾遽驰归。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牵连逮赴诏狱，狱辞上，同系者皆惶惧，先生阅《仪礼注疏》终不辍。癸巳二月，圣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牵连者并免罪，隶汉军，旋召入南书房，试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试时和年丰庆祝赋，越五日，试《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每奏一篇，上未尝不嘉叹。……壬戌春，先生衰病乞休，恩赐翰林院侍讲，以四月出都。……十八日甲午卒，子孙奉遗命以敛，时年八十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以省亲过金陵，哭于殡宫。先生质行介节，生徒各纪所闻，散在四方，卒难收拾，乃粗举其立身本末为行状云。所著《周官集注》、《礼记析疑》、《春秋通论》、文集行于世，删订昆山经解《仪礼注》，俱有成书，未刻，藏于家。^[1]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七《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古今宿儒，有经术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兼经术，所以申、毛、服、郑之于迁、固，各有沟浍。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而其用之是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公平日最讲丧礼，以此乃人伦之本。丧礼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趋苟简，谆谆为学者言之。而是时皇上大孝，方欲追践古礼，公因欲复古人以次变除之制，随时降杀，定为程度，内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为除服之期。……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种之，耗沃土以资无益之产，宜禁之。其言颇近于迂阔，益为九列中口实。……公少而读书，能见其大，及游京师，吾乡万征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读无益之书，勿为无益之文。”公终身诵以为名言。自是一意穷经，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经，凡三度芟薙之，取其粹言而会通之。不喜观杂书，以为徒费目力，玩物丧志，而无所得。其文尤峻洁，未第时，吾乡姜编修湛园见之曰：“此人吾辈当让之出一头地者也。”然公论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尝条举其所短而力诋之，世之人或以为过，而公守其说弥笃。诸经之中尤精者为“三礼”，晚年七治《仪礼》(严评：灵皋之说《仪礼》，可谓经之蠹)，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园中，屹屹不置；次之为《春秋》，皆有成书。间读诸子，于荀、管二家别有删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师，后进之士挟温卷以求见者，户外之履，昕夕恒满。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经，所得何说，所学者谁氏之文，盖有虚名甚盛，而答问之下，舌挢口噤，汗流盈颊，不能对一词者，公辄愀然不乐，戒其徒事于驰骛。故不特同列恶公，即馆阁年少以及场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谤之，是则古道所以不行于今日也。(下略)

沈廷芳《望溪先生传》：方先生讳苞，字灵皋，其先桐城人也。……先生生四岁，父尝鸡鸣起，值大雾，以“鸡声隔雾”命对，即应曰：“龙气成云。”稍长，从兄舟学，博究六经百氏之书，更相勖以孝弟。弱冠，游太学，安溪李文贞公见其文，叹曰：“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时天下士集京师，投谒无虚日，公卿争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见重诸公间。中康熙丙戌会试，未殿试，母疾，遽归，适丁外艰。缘序《南山集》下诏狱，狱具，圣祖命以戴名世案牵连者免罪，编旗籍，方爰书上。时同系皆惶惧，先生阅《仪礼》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召入南书房，试文者三，每奏御，辄嘉叹。会修《乐律历算书》，移蒙养斋，监修为诚亲王，王性严，承事者多获呵责，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为五子师，乃置王子座东向，己南面坐，始就讲，旋充武英殿总裁。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还里，诏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细矣。”先生闻诏感泣。以母卒未葬，请假归，既事还朝，召见，因弱足不任行，世宗师二内侍翼至殿陛顾视，叹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间三迁至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督修《一统志》。乾隆元年，入直南书房，擢礼部右侍郎。二年复教习庶吉士，兼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先生自惟受三朝厚恩，起罪疾，余洊列卿贰，皆仅以文学报，既在部，得与廷议，乃言田文镜所定地丁钱粮四月完半之害，请复旧制。……以衰病乞休，赐侍讲衔归，归八年卒，年八十有二。……晚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欤?廷芳昔受经邸第，见先生著缁布小冠，衣褞袍，凭白木几，笺经不稍休。与门弟子讲论，肫肫以“六经”之言质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侧，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谔，多与时抵牾，然天子独鉴其心无欺。非先生之硕学忠诚，恶能得此哉! 恶能得此哉!^[2]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八《方望溪先生传第八十七》：方先生讳苞，字灵皋，号望溪。曾祖按察司副使，讳象乾，避乱居江宁。祖讳炽，岁贡生。父讳仲舒，号逸巢，国子监生，与黄冈杜茶村兄弟、同县钱饮光友善，著诗三千余篇，三子，长百川，次先生，皆有大名。先生官至侍郎矣，而海内学者言德行、文章、经术三者必推先生，故皆称望溪先生。先生少贫厉学，安溪李公光地、长洲韩公菼见其文，盛相推挹，称为北宋后无有。年三十二，始举江南乡试弟一，逾七年，为康熙四十五年试进士弟四，且廷试朝论翕然，期其一甲，闻母疾，遽归，李公驰使止之，不可。丁父忧，寻坐为编修戴名世序《南山集》，《南山集》悖逆，逮下刑部狱，在狱二年，著《礼记析疑》、《丧礼或问》。狱具论死，上曰：“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署勿论，李公亦力救之。出狱，隶籍汉军，命白衣入直南书房，撰文称旨，移蒙养斋，编修乐律，上命与诸皇子游。自成亲王以下，皆呼为先生，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嗣位，赦还原籍。初蒙恩出狱，即迎母致养，母丧，还葬，服除，授左中允，再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孙公嘉淦以刑部侍郎为顺天府尹，兼祭酒，以劲直见忌，有自王邸来属先生劾奏即以代，不然与同祸，拒不可，数日，孙公竟被劾下狱，先生言于文端公鄂尔泰曰：“孙侍郎以非罪死，公复何颜坐中书。”文端为解乃免。十一年擢内阁学士，充《一统志》总裁，校订《春秋日讲》。高宗登极，将追践古礼，行三年之丧，诏群臣详议，先生因欲复古以次变除之制，臣工分差等，除服，礼部尚书魏公廷珍上其议，大臣或不便，事寝，先生时领书局，就直庐持服未再期不出所教习庶吉士，二十七日内斋宿馆舍，无敢饮酒食肉者，他部院未能也。时田文镜方得上眷，先生奏文镜定征收地丁银限四月完半，十月讫无益国课，而农民苦累，请宽期六月完半，讫十一月仍旧，便又请岁饥有司得擅发仓谷平粜，勿拘存七粜三之例，皆议行。寻命选录明以来四书文颁天下，为士子程式。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以足疾辞。诏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又时奉独对，上方有意大用，而先生亦思以经术饰治，自初直南书房时，安溪李公方在阁，徐公蝶园为总宪，遇朝政得失，辄启吿二公，引义侃侃，二公夙重先生，虽不能尽从，未尝不钦其高论，至是益感三朝恩厚，起罪废列卿贰求所以为不世之报，奏言通计古今食货之源，见民生所由日就匮乏者数端，因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粟米出外洋，饬佐贰官，督民树畜，绅士相度浚水道，十年后可致饶给。又奏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愿皇上以时延见廷臣，别其邪正，明示好恶，取人必以其类，为招凡九卿督抚中深信其忠诚无欲者，悉命举其所知，继以试验，破瞻徇绳，赃私加廉俸久任，其声绩茂著者，则时赐金帛，进爵秩，而尤以六部之职各有其实，非独循例奉法而已。必慎简卿贰，各责以实，使日夜训厉，其僚属随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其指如此，当时以其言迂阔，不甚伟异也。又尝欲仿朱子《学校举贡议》，分经史为三科，《诗》、《书》、《易》附《大学衍义》，《春秋》附《通鉴纲目》，“三礼”附《文献通考》，以疑义课士，不能行。及教习庶吉士，因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仍议格不行。初，河督某故与先生善，其后违众开毛城铺，台省争之，至下狱，先生奏河督之愎，河督大恨，礼部荐一赀郎入曹，亲王莅部许之，先生以故事，礼部必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会新拜泰安为转臣，召尚书魏廷珍为总宪，或谓是皆方侍郎所为，由是忌者日众。凡所陈奏，皆合口梗之河督，因劾方某尝手书托致其门生河上事，上意稍不直之。先生自知孤立，乞解任，许之，仍教习庶吉士，充经史馆总裁。及庶常散馆，先生请补后到者，试遂被劾徇私坐免，仍在三礼馆修书。先是高安朱文端公疾革，谓先生曰：“子性刚而言直，吾前于众中规子，谓子幸衰疾于世，无求假而年减一纪，尚有国武子之祸，欲诸公谅子之无他，而不以世情相拟耳宾实，既殁，吾病不支，子其惧哉!”宾实者，杨公名时字也。先生竟以是废。及《周官义疏》成，以衰疾求解书局，赐侍讲衔，归里。建宗祠，定祭礼，作祠规祠禁，设祭田以其余周子姓艰窭婚丧之不能举者。年八十有二卒，祀乡贤。先生为学一本宋儒程、朱之说，以求之遗经，尤究心《春秋》、“三礼”，以谓礼者先王磨砻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人益深于人道。若夫考世变之流极，窥圣心之裁制，则《春秋》之义具焉。自少以至笃老，无一日不读经，其治经不为苛细，小辨详诵本经及传注，而求其义理于空曲交会之中，笃于伦纪其立身，一依礼经，遇忌日必废食，遭期功丧必准古礼，宿外寝，以弟椒涂亡，病未视敛，终身恨之，且卒遗命袒右臂自罚。先生长身怯瘦，面微有瘢痕，目视若电，厉言正色，后生惮不敢见。安溪李公入相，先生问：“自国朝以科目登兹位者几人?”公屈指五十余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至五十余人，其不足重明矣。愿公更求其可重者。”时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见，无怪人不乐闻其言也。”其论文严于义法，非扶道教、裨风化者不苟作。读其文，知其深于经，有中心恻怛之诚。其著书曰《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疑》四卷、《周官辨》一卷、《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六卷、《丧礼或问》一卷、《春秋通论》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诗义补正》八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删定管子》《荀子》《离骚正义》各一卷，《奏议》二卷、《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补遗》四卷，又四卷。删定《通志堂宋元经解》，二十年始毕业，未刊行，无传本。……马其昶曰：先生最负天下大名，顾亦多谤议，至今有之。湘乡曾文正公曰：“望溪古文辞为清二百余年之冠，其经术虽乾嘉后诸家诋之，曾无损毫末，独其经世之学持论过高。同时自朱文端、杨文定数公外，多见谓迂远，余弟国荃尝拟疏请从祀孔庙。昔望溪于乾隆初请祀汤文正公，未行，至道光三年汤公果祀。望溪志行殆伯仲汤公，跻之两庑，无愧色。”湘乡实近代知言君子，不妄许，而吾友郑杲东父以其义犹未尽推其经术深，而病其经世之学，将令天下终不用经术治世乎?凡先生之言有可以经世者，其深于经术者也，有未可以经世者，其于经术犹疏者也。其论如此，余并著之。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3]：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诗文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所谓佞佛者愚，辟佛者迂。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唐鉴《学案小识》卷七《守道学案》、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五十七、《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七十七皆有传，存目。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一《读古文尚书》：先儒以《古文尚书》辞气不类今文，而疑其伪者多矣。抑思能伪为是者谁与?夫自周以来，著书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数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诸《伊训》、《太甲》、《说命》之间，弗肖也。而谓左丘明、司马迁、扬雄能为之与?而况其下焉者与?然则其辞气不类今文，何也?尝观《史记》所采《尚书》于“肆觐东后”，则易之曰“遂见东方君长”，“太子朱启明”则曰“嗣子丹朱开明”，“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则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如此类，不可毛举，因是疑古文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其书，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也。《无逸》之篇，今文也，试易其一二奥涩之语，则与古文二十五篇之辞气其有异乎?迁传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遂以起其家逸书。”而安国自序其书，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仅就伏生之书以证而得之，则其本文缺漫，及字体为伏生之书，所不具者，不得不稍为增损以足其辞，畅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独为易晓，而与伏生之书异与?然则迁所云以今文读之者，即余所谓以显易之辞通其奥涩，而非谓以隶书传之也。^[4]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一《读周官》：呜呼! 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然自汉何休、宋欧阳修、胡宏皆疑为伪作，盖休耳熟于新莽之乱，而修与宏近见夫熙宁之弊，故疑是书晩出，本非圣人之法，而不足以经世也。莽之事不足论矣，熙宁君臣所附会以为新法者，察其本谋，盖用为富强之术，以视公之依乎天理以尽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较然异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无定居，而责以相保相受，有罪奇邪相及则已利害分半，而不能无拂乎人情矣。修与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书为伪，是犹惩覆颠而废舆马也。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呜呼! 三王致治之迹，其规模可见者独有是书，世变虽殊，其经纶天下之大体卒不可易也。若修与宏者，皆世所称显学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为治者笃信而见诸行事哉?必此之疑，则惟安于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后儒之浮说也。^[5]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一《周官辨伪一》：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方书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其未簒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阮簒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载师] 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筦、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硩族、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具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场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闾师)[载师] 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载师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以田赋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而载师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田赋，更无可疑者矣。周之先世，关市无征；及公制六典，商则门征其货，贾则关市征其廛；盖以有职则宜有贡，又惧所获过赢，而民争逐末耳。肆长之敛总布，盖总一肆买赊官物所入之布而敛之，非别有是征也。若质布则本职无是，布则通经无是也。今去“布、质布、总布”之文，而廛人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市征，更无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驱疫也，庭氏之射妖鸟也，硩族氏之覆妖鸟之巢也，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气时作，妖鸟夜鸣，人之所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故立为经常之法，俾王官帅众而驱之，引弓而射之，则民志定，其气扬而夭厉自息矣。夫疫可驱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与莽之遣使“负”、“持幢”何异乎?……其它更无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昔程子出《大学》、《中庸》于《戴记》，数百年以来莫有异议。朱子斥《诗小序》，虽有妄者欲复开其喙，而信从者稀矣。惜乎! 是经之大体，二子断为非圣人不能作，而此数事未得为二子所薙芟也。虽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则姑存吾说以，俟后之君子，其可哉!^[6]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一《周官辨伪二》：存目。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四《礼记析疑序》：自明以来，传注列于学官者，于《礼》则陈氏《集说》，学者弗心餍也。壬辰、癸巳间，余在狱，箧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视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义，则多未审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举一端，而始末不具，无可稽寻。其言或本不当义，或简脱而字遗，解者于千百载后意测而悬衡焉，其焉能以无失乎?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宋、元诸儒因其说而绎焉，其于辞义之显然者亦既无可疑矣，而隐深者则多未及焉。用此知古书之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学，所能尽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径途，而言有端绪，然后继事者得由其间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艰，过矣。余之为是学也，义得于记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陈说而审详焉者十三四，是固陈氏之有以发余也。既出狱，校以卫正叔《集解》，去其同于旧说者，而他书则未暇遍检。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岂必说之自己出哉?后之学者，有欲汇众说而整齐之，则次以时代，而录其先出者可矣。(www.xing528.com)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四《周官析疑序》：《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未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盖二书乃圣人一心所营度，故其条理精密如此也。尝考诸职所列，有彼此互见而偏载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职必详者，有略举而不更及者，有举其大以该细者，有即其细以见大者，有事同辞同而倒其文者。始视之若樊然淆乱，而空曲交会之中，义理寓焉。圣人岂有意为如此之文哉?是犹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气之所旁畅也。观其言之无微不尽，而曲得所谓如此，况夫运量万物，而一以贯之者乎?余初为是学，所见皆可疑者，及其久也，义理之得恒出于所疑。因录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为伪者，岂独于道无闻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7]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四《周官集注序》：朱子既称：“ 《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又谓：“颇有不见其端绪者。”学者疑焉，是殆非一时之言也。盖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书。其于人事之始终，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于所行，然后以礼、乐、兵、刑、食货之政，散布六官，而联为一体。其笔之于书也，或一事而诸职各载其一节，以互相备，或举下以该上，或因彼以见此。其设官分职之精意，半寓于空曲交会之中，而为文字所不载。迫而求之，诚有茫然不见其端绪者。及久而相说以解，然后知其首尾皆备，而脉络自相灌输，故叹其遍布而周密也。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旨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其然，则是编所为发其端绪者，特治经者所假道，而又岂病其过略也哉!

方苞《望溪集》文集卷四《春秋直解序》：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经为绝学矣。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今以常人自为一书，其旨意端绪必有可寻，况圣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盖屈折经义以附传事者，诸儒之蔽也，执旧史之文为《春秋》之法者，传者之蔽也。圣人作经岂豫知后之必有传哉?使去传，而经之义遂不可求，则作经之志荒矣。旧史所载事之烦细及立文不当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详，或同或异，策书既定，虽欲更之，其道无由，而乃用此为褒贬乎?于是脱去传者诸儒之说，必义具于经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后以义理为权衡，辨其孰为旧史之文，孰为孔子所笔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为是学也，求之传注而樊然殽乱，按之经文而参互相抵，盖心殚力屈，几废者屡焉，及其久也，然后知经文参互及众说殽乱而不安者，笔削之精义每出于其间，所得积多，因取传注之当者，并己所见，合为一书，以俟后之君子。其功与罪，则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章太炎《訄书·清儒》：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槐，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戴)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惔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佗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戴)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

【注释】

[1]见《碑传集》卷二十五。

[2]见《碑传集》卷二十五。

[3]阮亭：即王士禛。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云：“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

[4]方苞于经学辨伪未曾入门。古文家喜以文气揣摩真伪，但都不入法。

[5]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望溪学案》：“书之‘伪’ 与‘不伪’ 缺乏严格定义，如谓原《周官》出于周公，则今传《周礼》(即《周官》)肯定是伪书，如谓《周官》有部分实录，部分虚构，则此书不伪。望溪谓《周官》出于周公，其体大思精，非周公不可，但其中有刘歆伪窜。望溪之说实无是处。谓何休以《周官》为伪，乃休熟于莽篡，故疑《周官》，而欧阳修、胡宏则悚于宋熙宁变法，故疑《周官》，亦望风扑影之谈。……所谓何休、胡宏之疑《周官》亦就书论书，非必有关时事。方苞始深文周纳，以莽篡及熙宁新法影射《周官》，于是疑《周官》者遂皆具政治意图矣。乃贻今文学派以强证，而刘歆之罪不容诛矣。”(《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第34 页)

[6]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望溪学案》：“ 《周官》所载制度，有确属宗周制度而无疑者，如井田。《周官》中井田之国野有别，甿之身份及劳役租与实物租之分开，都非后人所能伪造者。六官制变，虽个别职称多见于宗周文献及彝器中，但系统制度与之不类；五等爵制亦然。此乃春秋战国时据当对实际情况，想象为之。若礼制包括礼仪、信仰及迷信行为，大体可信。以此，我们认为《周礼》可信，亦不可全信，也就是‘真伪参半’，‘真’ 是宗周是真，‘伪’ 是战国时人之所为，但与歆、莽无涉。望溪此说，实开清代今文经学之法门，此后刘逢禄遂倡刘歆伪造《古文经》说，如《周礼》、《左传》，清末康有为更张大其说，而有《新学伪经考》，泛滥无所止矣。”(《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第36 页)今按：方苞的辨伪方法可以归纳为“理”与“心”二法、实为自由心证，并非实证。

[7]今按：此序已将其辨伪方法自行否定，仍然是从义理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