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名家周惕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清儒学案》卷四十三《研溪学案》：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初基，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其治经要旨，纯宗汉学，谓汉经师之说，当与经并行。朴庵筚路蓝缕，研溪、半农继之，益宏其业，至松崖而蔚为大师。传授渊源，自当以世为序，以明一家之学。(下略)

《清史稿·儒林二》：周惕邃于经学，为文章有矩度。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及《砚溪诗文集》。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并有依据。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龙，江苏吴县人。父有声，以九经教授乡里，与徐枋善。周惕少从枋游，又曾受业于汪琬。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丁忧，不与试。三十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知县用，选直隶密云县知县，卒于官。(下略)

郑方坤《惠吉士周惕小传》：惠周惕，字符龙，吴县人。通经积学，治古文，有名于时。汪尧峰先生引为入室弟子。其说《诗》尤解人颐，著书三卷，博而不芜，辨而不诡于正，可谓毛、郑之功臣，而夹漈、紫阳之诤子矣。盖其学问根柢，于一时辈流中，与同郡严思庵相骖驾，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鞶帨为工，如明季诗人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进士，与庶常选，辇下诸老为木天庆得人。嗣以不练习国书，外调密云令，邑当出关孔道，值王师北征，掌需旁午，马瘏仆痛，艰苦万状，卒侘傺忧懑以死。昔刘须溪谓：“士方少时，志科举，辛勤过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陆沉州县，或流落边塞。坐念场屋，何心至此。”今觐砚溪之才，与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诵前言，可为雪涕。诗有《北征》、《红豆》、《峥嵘》、《呓语》等集，衔华佩实，老气横秋，盖亦瓣香于苏、陆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编次，而录其尤者于左。^[1]

江藩《惠吉士记》：惠周惕，字符龙，一字研溪，吴县人。先世居扶风，远祖元祐徙洛阳……七传至伦始迁吴县东渚村，五传至洪，洪年至一百五岁，吴下所称百岁翁是也。洪生万方，万方生有声，有声生周惕。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与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研溪先生少传家学，又从徐枋、汪琬游，工诗古文词。既壮，阨于贫，遍游四方，与当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称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进士，选庶吉士，因不习国书，改密云知县，卒于官。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及《砚溪诗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号半农人、研溪先生。梦东里杨文贞公来谒，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为先辈所激赏。二十一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乃书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戊子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癸已乙未会试，两充同考官。……庚子主湖广乡试，冬奉命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于是毅然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多，文体为之一变。又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丁未五月奉旨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罢官。乾隆元年，奉旨调取来京引见，以讲读用所欠修城银两，得宽免。丁已六月补侍读。戊午以病告归。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经术，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其论《易》曰：“ 《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其论《春秋》曰：“ 《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穀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穀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 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 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穀》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论《周礼》曰：“ 《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所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东渚村迁居郡城东南香溪之北，郡城东禅寺，有红豆一株，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枯矣，至是时复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和者二百余人。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访焉，因自号红豆主人，所以乡人称研溪先生曰“老红豆先生”，半农先生曰“红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红豆先生”。^[2]

阮元《儒林传稿》卷二、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七、《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五、冯桂芬《 (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二皆有传，存目。(www.xing528.com)

杨向奎《三惠学案》：先生深于经学，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及《砚溪诗文集》。其《诗说》三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鹿鸣》以下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有据，盖不同于中古说《诗》者之固守，而开近代说《诗》之先声者。所谓“开近代说《诗》之先声”即以朴实训诂说《诗》，而非儒家理学之附会。^[3]

【注释】

[1]见《碑传集》卷四十六。

[2]见《碑传集》卷四十六。

[3]见《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第1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