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龄：国初居心反复之辈知大义

《清儒学案》卷七《亭林学案下·亭林交游·朱先生鹤龄》：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集，盛行于世。鼎革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知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庵。尝自谓疾恶若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云。初为文章之学，及与亭林友，亭林以本原相勖，乃湛思覃力于诸经注疏及先儒理学，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传》、《国语》所载占法皆言象，《本义》精矣而未备，撰《易广义略》四卷。以蔡氏释《书》未精，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朱子掊击《诗·小序》太过，与同县陈启源参考诸家说，兼用启源说，疏通《序》义，撰《诗经通义》二十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凿说，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传》未尽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紊之，详证参考，撰《读左日抄》十四卷。又有《禹贡长笺》十二卷，作于胡渭《禹贡锥指》之前，虽不及渭书，而备论古今利害，旁引曲证，亦多创获。又有《愚庵诗文集》。年七十余卒。(参史传)

《清史稿·儒林一》：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于世。鼎革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庵。尝自谓“疾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云。著《愚庵诗文集》。初为文章之学，及与顾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勖，乃湛思覃力于经注疏及儒先理学。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传》、《国语》所载占法，皆言象也，本义精矣，而多未备，撰《易广义略》四卷。以蔡氏释书未精，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朱子掊击《诗·小序》太过，与同县陈启源参考诸家说，兼用启源说，疏通《序》义，撰《诗经通义》二十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凿说，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传》未尽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紊之，详证参考，撰《读左日抄》十四卷。又有《禹贡长笺》十二卷，作于胡渭《禹贡锥指》之前，虽不及渭书，而备论古今利害，旁引曲证，亦多创获。年七十余，卒。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其《书元好问集后》云：“好问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乃今之讪诋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其言盖指国初居心反复之辈，可谓知大义矣。(下略)

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三、阮元《儒林传稿》卷三、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三、潘柽章《松陵文献》卷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冯桂芬《 (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六皆有传，存目。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毛诗通义序》：《诗》之为道，以依永而宣苑结，以微辞而托讽谕，此非可以章句、训诂求也。章句、训诂之不足以言诗，为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专家之学代有师承，又非可凿空而为之说。汉、唐以来，《诗》家悉宗《小序》，郑夹漈始著《辨妄》，朱紫阳从之，掊击不遗余力。《集传》行而《诗序》几与赵宾之《易》、张霸之《书》同废。虽然，乌可废也。古人之书卷末多系以序，孔安国迁古文《书序》于各篇之首；王弼迁《易》彖、象、爻辞于各卦之中，毛公取《诗序》移置诗首，亦犹是也。《序》之出于孔子、子夏，出于国史与出于毛公、卫宏，虽无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数百年间，陈之太师，肄之乐工，教之国子，其说必有所自来。大约首句为《诗》根柢，以下则推而衍之。推衍者间出于汉儒，首句则最古不易。观于《六亡诗》之序止系以一言，则后序多汉儒所益明矣。观于毛公之传《宛丘》不同于《序》说，则首句非毛公所为亦明矣。序之文既最古，毛传复称简略，无所发明。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诗》，或牵经以配序，或泥序以传经，或赘词曲说，以增乎经与序所未有，支离胶固，举诗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尽汩乱之。孔仲达疏义又依回两家，无以辨其得失。则夫紫阳《集传》之出，大扫蒙翳而与以廓清，此亦势有必至也。虽然，毛、郑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则无以为说《诗》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义，断以臆解，较之汉、唐诸儒，虽明简近情，而诗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复识。此何异写生者取云孙之謦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异听讼者去当时之契券证验而冥决以后代之爰书，求其不爽，必无幸矣! 吾所谓凿空之说不可以言诗者，此也。虽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国风》、三《颂》，舍《序》其无诗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诸诗，皆正雅也，而《序》以为刺幽。卫武之《抑》，幽王世诗也，而《序》以为刺厉。凡若此类，实难免于学者之疑。吾以谓有不足疑者，孔子时去周公将五百年，太史掌记未亡，蒙瞍律吕未失，贤人君子弦诵未绝也，《雅》、《颂》犹残阙失次，反鲁始克正之。况经战国之云扰，秦政之燔减，楚汉之龙战虎斗，能保无简编之淆乱者哉?《书》藏鲁壁，犹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于小儒曲学，占毕讽诵之流传，何独能一无讹舛、孔删如故哉?吾则以《楚茨》诸篇定属错简，《序》已非当时之旧，此又深有赖于紫阳之是正者也。语云：“冢尺虽断，可定钟律。”序为诗之家尺也尚矣。一汩于康成之胶滞，再汩于紫阳之斥排，将圣人所谓主文谲谏，厚人伦、美教化以至于动天地、感鬼神者，其终晦昧湮没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窃主古义而参诸家，于《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为疏明之，其抵牾不可信者则详辨之，要以审定可否，综摄异同，使积蔽群疑，涣若冰释，庶通经之一助云尔。抑观《东莱诗记》所载朱氏云云，皆奉古序为金科。黄东发引晦庵新说亦多从《序》，然则废《序》言《诗》，特过信夹漈之故，初非紫阳本指乎?吾不敢以紫阳之《诗》有殊于孔氏之《诗》，又不敢以孔氏之《诗》而格夫紫阳之《诗》也。故参伍群说以折其衷焉。世之学者，其毋以余为输攻紫阳，斯可矣。(www.xing528.com)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尚书埤传序》：六经之学，非训诂不明。然有训诂不能无异同，有异同不能无舛驳，他经皆然，《尚书》为甚。盖《尚书》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总而萃也。后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议多引《尚书》之文为断据，义解一讹，贻害非尠。如误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说者矣。……传《书》岂易言哉?百篇之文，火于秦，残于汉。马融、郑玄、王肃之徒，开辟草昧，甚为简略。《古文孔传》晚出，《书》义稍显。孔颖达为之疏，虽正二刘之失，未惬学者之心。求其条贯群言，阐明奥指，信无逾于仲默《集传》者。但其意主于拨弃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属不能无讹，笔力视紫阳《易》、《诗》二传亦多不逮，识者不能无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传》附之，后又以蔡《传》未精，命儒臣刘三吾等博采诸说，参互考订，名《书传会选》，颁诸学宫。其后《大全》行而此书遂废，又其后制科专取蔡氏而《大全》亦庋高阁。自首穷经，仍讹踵陋，读《禹贡》者，河渠迁改，眩若追风；陈《洪范》者，九敦相乘，迷如辨雾。此以攻经生章句，犹隔重山，况望其酌古准今，坐而论、作而行，卓然称有用之儒哉?余窃用愍叹，此《埤传》之所由作也。《记》曰：“疏通知远而不诬，《书》教也。”夫推之时务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谓通；试之异代而或验或不贻，不可谓逮。列朝经筵进讲必首及《尚书》，诚以三五以来，崇功广业，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记言、记事之体。余之辑是书也，主诂义而兼及史家，胪群疑而断以臆说，务求为通今适用之学，庶几孔堂之金石丝竹不尽至于销沉磨灭云尔。若以仲默之书群然尸祝，不应辄有异辞，则余且挢舌而退。夫仲默作传，已不尽同紫阳之说，何独疑于生仲默之后者哉?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左氏春秋集说序》：《记》曰：“属辞比事而不乱，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说 《春秋》何其乱与?则凡例之说为之也。自 《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赵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学者将安所适从! ……不得已，有变例之说。夫所贵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后游移，彼此乖午，何以示万世之绳准?呜呼! 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变化从心，安得有例?倒特史家之说耳。自隐、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间，载笔者既非一人，则或详或略，不免异辞，所见所闻，难于一概。就史法言之，尚无一成之例，而乃欲执后人之。例以按经，又欲屈圣人之经以从例，其可乎哉?然则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何谓志?尊天子，内中国，讨乱臣贼子，尊王贱霸是也。何谓义?“善者吾进之，予之；恶者吾退之，夺之。彼善此者，吾犹进之，予之；纯乎恶者，吾亟退之，夺之”是也。志以义明，义以时立。春秋之始，诸侯骤强，则绌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专政，则绌大夫以扶诸侯；春秋之季，陪臣乱国，则又绌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后之治吴、越，往往示其意于奖桓、文，爱宗国，爵齐、晋，宋、卫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笔一削，盖皆随世变而为之权，世变异，则书法亦异，而岂有变例、正例之可求哉! 后之说者，乃曰圣人有贬无褒，或又曰圣人初无褒贬。夫有贬无褒，则《春秋》为司空城旦之书，圣人宅心不应如是刻核，若无褒无贬，则全录旧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乱臣贼子惧耶?吾故专以圣人之志与义为断，不能得乎圣人之志与义，则随事生说，辩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圣人之志与义，则凡例诸说，何尝不可与圣经之微文奥旨相为发明?而近世儒者著论，乃欲尽举诸例而摩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余为此书，主以《左氏传》，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赵数十家之论，聚而观之。参互权衡，稿凡数易，疢疾寒暑，腕不停书。虽未知于圣人之志与义若何，而古今诸儒支离胶固之说，刊剟无余，少以资学者经术、经世之助，庶几于“属辞比事而不乱”之旨，或有当云。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读左日抄序》：《春秋》三“传”并立，《公》、《穀》乃经师之学，《左氏》独详于史事。盖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为鲁史，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圣经而为之作传，广求列国诸史乘，管仲、晏婴、子产、叔向诸名卿佐之行事无不详；以及卜筮、梦占、小说杂家之言无不采。大事策书，小事简牍，闳稽逖览，综贯秩然。故其文章最为典则华瞻，而后之儒者或病其诬，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论多违理伤教则何也?夫子感获麟而作《春秋》，去梦楹不三载，其指趣未及显以示人。左氏之游圣门也晩，又未必与游、夏之徒上下其议论，则其舛驳而不醇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之类，皆本之旧典，为史家成法。圣经则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义异，或事异而义同，夫子盖有特笔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为笔，何者为削，各信胸臆，穿凿繁兴。至于绍兴之讲，进面说之，殽杂极矣。虽然，笔削所据惟事与文，左氏即间有舛讹，而胪陈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则十得八九。杜元凯推校经传，亦极精详。学者诚淹通此书，研究事情，因以推求书法，一切刻深碎琐之见勿横据于胸中，而以义理折衷之，安在笔削之精意不可寻绎而得乎?今左氏之书家传户习，特其笔法简古，文之艰涩者，义之隐伏者，往往费人推索。元凯注既多未备，而孔仲达疏复卷帙繁重，学士家罕窥其书。东山赵子常特申不书之旨，辑为补注，多与经义相证发。余珍秘有年，复广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滞，辨正讹舛，自孔疏而下，弋获于刘原父、吕东莱、陈止斋、王伯厚、陆贞山、邵国贤、傅士凯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绳墨而论断之，使学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过于春秋，兵法之精亦莫过于春秋，应变出奇，益人神智，读史者当有取焉。至于左氏全文明晓易见者，则概不之及。自愧陋，此不过备遗忘，资讨论而已。若欲从事圣经成一家之学，必如黄楚望所云：“先以经证经，次引他经证，又次以经证传，又次以传证经，展转相证，更复出入群书。”此非余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说，以俟世之述作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