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衡阳的明遗臣

《清儒学案》卷八《船山学案》：船山生当鼎革，隐居求志四十余年，是以成书最富。平生为学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于《易》根柢最深。凡说经必征诸实，宁凿毋陋。囊括百家，立言胥关于人心世道。在清初诸大儒中，与亭林、梨洲号为鼎足。至晚季，始得同祀庙庑，昭定论焉。(下略)

《清史稿·儒林一》：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于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于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于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余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于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于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清史列传·儒林传上一》：存目。^[1]

余廷灿《存吾文稿·王船山先生传》：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先世本扬州高邮人，明永乐初有官衡州卫者，遂为衡州衡阳人。家世以军功显。父字武夷始以文学知名，中天启辛酉副榜。先生即其季子也。明既亡，隐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先生少负隽才，读书十行俱下，一字不遗。年二十四，与其兄介之同举崇祯壬午乡试，以道梗不赴会试。明年，张献忠陷衡州，设伪官，招降士绅，其不屈者缚而投诸湘江。先生走匿南岳双髻峰下，贼执其父以为质，先生引刀自刺其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遍创也，免之，父子俱得脱。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怀宗徇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乙酉，我师下金陵，当是时，我朝既得两京，天下云集响应，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窜于湖、湘、滇、黔、粤、闽间者，往往始称监国，继假位号，以恢复为名。先生少遭丧乱，未见柄用，及是顾念累朝养士深恩，痛悯宗社颠覆，诚知时势万不可为，犹且奋不顾身，慨然一出而图之。明藩有称隆武年号者，使其督师何腾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锡屯湖北，两湖兵燹塞野，又岁大旱，时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余党降者号为忠贞营，尚复蹂躏潜、汉间，汹汹有反侧之势，堵、何两人本措置无术，又相持不相能，先生忧其必败也，亟上书于司马章旷，请调和南北两军，以防溃变，司马不听，先生默而退，卒之贼党猖獗，司马以忧愤死，堵、何二人遘闵凶，而势不可支矣。丁亥，我师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用疏特荐先生，以丁父忧请终制，既服阕，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时桂藩驻肇庆国，命所系则瞿式耜与其少傅严起恒，然纪纲已大坏，独给谏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年、蒙正发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内阁王化澄、悍帅陈邦傅、内竖夏国祥等为奸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为宫庭五虎，逮系狱中，将置之死。先生约中舍管嗣裘走告，严起恒曰：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一意从王于刀剑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国，谁与共亡者，起恒感其言，力请于廷，化澄党参起恒，先生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杀先生，会有降帅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复依瞿式耜，闻母病，间道归衡，至则母已殁。其后瞿式耜殉节于桂林，严起恒受害于南宁，先生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老牖下矣。壬寅，闻缅甸亦覆没，明之藩封庶孽称监国假位号者至是殄尽，先生遂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间，所至人士慕从者辄益众，先生辄辞去，最后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杜门，萧然自得，乃著《四书读大全说》、《周易内传》、《外传》、《大象解》、《诗广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家说》、《续左氏传博议》、《礼记章句》，并诸经《稗疏》各若干卷，作《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庄子解》、《庄子通》、《楚词通释》、《搔首问》、《俟解》、《噩梦》各种，又注释《老子》、《吕览》、《淮南》，评选古今诗各若干卷。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其学深博无涯涘，而原本渊源，尤神契《正蒙》一书，于清虚一大之旨、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靡不有以显微抉幽，晰其奥窔。其自序曰：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灭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宄也为形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瘎，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宄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传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宄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繇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吴逆僭号于衡伪僚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先生曰：某本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袚褉赋》。吴逆既平湖南，中丞郑公端闻而嘉之，属郡守某馈粟帛请见，先生以病辞，受其粟，反其帛。未几，卒于石船山，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因衔恤以永世。”……赞曰：先生可谓笃信好学，蒙难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为，然且穷老尽气，奔窜于荒岩绝徼间，发谠论，攻邪，终摈不用，而始隐伏著书，其志可哀也矣。若横渠以礼为堂，以易为室，所称四先生之学，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书，尤穷天地之奥，达性命之原，反经精义，存神达化，朱子亦谓其广大精深，未易窥测。先生究察于天人之故，通乎昼夜幽明之原，即是书畅演精绎，与自著《思问录》内外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同异，自序中罗罗指掌，尤可想见先生素业。虽其逃名用晦，遯迹知稀，从游盖寡，而视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许、欧、吴诸名儒，仅仅拾洛、闽之糟粕以称理学，其立志存心，浅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学使宜兴潘太史宗洛称先生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极，阐微言绝学之传，则又有待于后之推阐先生者矣。

阮元《儒林传稿》卷一、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唐鉴《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案》、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三、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三、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三、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三十三、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十一皆有传，存目。

邓显鹤《南村草堂文抄》卷二《船山遗书目录叙》：右衡阳王先生著书五十二种，已见三十八种，都三百二十三卷。著录于四库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曰《尚书稗疏》四卷，曰《诗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种。存目于四库者，曰《尚书引义》六卷，曰《春秋家说》三卷，凡二种。旧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论》二卷，曰《四书稗疏》一卷、《考异》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庄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辞通释》十四卷，曰《正蒙注》四卷，曰《思问录》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种。外文集、诗集、诗余、诗话复有数卷，皆奇零不成部帙，余俱抄本，其未见者，存佚不可知。旧刊之本，类坊刻，且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道光己亥，寓长沙，时方辑《沅湘耆旧集》，征求先生遗诗。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欧阳君兆熊访余于城南旅寓，以先生诗集来，且具道先生六世孙承佺具藏□□^[2]各种遗书于家，世全将谋寿诸梨枣。余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以校雠之役，属吾邑人邹汉勋。其后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内传》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异》一卷、《周易外传》七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五卷、《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七卷、《春秋世论》五卷、《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四书授义》三十八卷、《四书稗疏》二卷、《考异》一卷，大凡十八种，都百五十卷。书成，以全书目录寄示，显鹤乃僭书其后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殁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遗言坠绪，不绝如缕。遭秦燔灭，荡然无存。汉兴，收拾余烬，始立专门，各抱一经，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妬。孔、郑诸儒始贯穿群籍，钻研训诂，迄其蔽也，杂于谶纬，堕于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榛塞，圣人之道唏矣。唐代义疏之作，具有端绪，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群经乃有定论。至于近代，学者疾陋儒空谈心性，逸于考古，遂至厌薄程、朱，专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为博，甚则刺取先儒删落舛驳谬悠之论以为异，而一二天资高旷之士，又往往误于良知之说，敢为高论，狂瞽一世，著书愈多，圣道愈蔀。先生忧之，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源渊尤在《正蒙》一书，以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之能易，惟其门人未有逮庶者，而当时巨公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末由相为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于邵康节之数学，而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又不二百年而邪说炽。其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复辨论，累千百言，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过，要其议论精卓，践履笃实，粹然一轨于正，固无以易也。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最后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筑观生居以终。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犹将闻风兴起，况生同里闬，亲读其书者乎?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肥遯自甘，声名益炳，羔币充庭，干旌在野，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没后四十年，遗书散佚。其子敔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致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 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为空谈。盖经学至本朝为极盛矣，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近时仪征相国衰辑国朝经解，刻于广南，所收甚广，独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论已?先生出处本末，略见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吾诸文集中。显鹤增辑《楚宝》，文苑亦有传，不具述，独详述先生学业之大者，著于篇，使世之读先生书者有所考焉。(www.xing528.com)

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上古简朴，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诏天下后世。幸筮氏犹传其所画之象，而未之乱。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由。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使有损益焉，则文、周当舍伏羲之画而别为一书，如扬雄《太玄》、司马君实《潜虚》、蔡仲默《洪范数》之类臆见之作。岂文、周之才出数子之下，而必假于义画使有损益焉?则孔至当舍文、周之辞而别为一书，如焦赣、京房、邵尧夫之异说。岂孔子之知出数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由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为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呜呼! 安得此大乱之言而称之哉! 此盖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贪名幸利，畏祸徼福之邪心，诡遇之于锱铢之得丧，窥伺其情，乃侮圣人之言，违天地之经，以矜其前知。而学者因袭其妄，以之言微言大义之旨。如元亨利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类，竟以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由明而复晦也。篇中如此类者，不得已广为之辨。即象见彖，即彖明爻，即彖爻明传，合四圣于一轨，庶几正人心，息邪说之意云。(下略)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 册，第5266～5268 页。

[2]此处《续古文辞类纂》卷五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