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湖南知州的殊为未榷

《清儒学案》卷一百六十一《古微学案》：古微说经，本于常州庄氏，学术推迁，殆关运会。其经世之文，多洞中情事。至于治《元史》，策海防，彰往察来，蕲归有用，开咸、同以后著书风气，则时为之也。

《清史稿·文苑三》：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又作《筹鹾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府君讳源，字默深，先世江西太和县人，于明初迁湖南邵阳之金潭。……嘉庆癸酉，二十岁，举明经。明年健宝卷煦公起复，入都，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周石芳侍郎系英，偶见府君诗篇敦雅，四出揄扬，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是时，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礼部自珍诸公切磋焉。……善化贺耦庚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时巡抚为陶文毅公澍，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下略)^[1]

姚永朴《魏默深先生传》：魏先生讳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县迁居湖南之邵阳。……年十有五，补诸生，乃究心王阳明氏学，尤好读史。嘉庆十九年，以拔贡入都，复从胡先生承琪问汉儒学，姚先生学塽问宋儒学，又别受公羊学于刘先生逢禄，诗古文词则与董君桂敷、龚君自珍相切劘。萧山汤公金钊雅重之，尝造其寓。先生出迓，髯发如蓬，汤公愕眙，既知订《大学古本》，叹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寻两中副榜。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善化贺公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由是留心时务。九年纳赀为内阁中书，得遍观秘籍，由是又熟于国故朝章。二十四年成进士，以尝改知州，殿试后仍以知州发江苏用。明年权知东台县，为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忧归。二十九年服阕，复权兴化县。……辞归，侨居兴化，寻卒。先生罕嗜欲，自博览群籍外，惟好游，轮蹄几遍域内。与客接，无多言，独至古今成败、国家利病、学术得失，则反复辨难，风起潮涌，不可遏，或未当，亦能虚以受人。尝至粤，闻陈君澧议其书，大喜，亟易所撰，与论交。因有感于英吉利构衅，述开国以来兵事，为《圣武记》十四卷。又考东西洋诸国地形，为《海国图志》一百卷。此外尚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两汉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说苑》、《六鞱》、《孙子》、《吴子注》及诗文集各若干卷，或行于世，或藏于家。论曰：昔乾隆中，有总督劾县令者，高宗知其人贤。会总督陛见，诘之，对曰：“以书气重耳。”上曰：“官气不可有。若书气，人之命脉，岂为牧令可无邪?”今观先生博极群书，而居官慈惠若此，益信高宗之言，洵千古用人者之蓍龟也。(下略)^[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七：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乙巳进士，由内阁中书历官高邮知州。有《古微堂诗集》。诗话：默深淹博群书，熟于掌故，尤精舆地之学，与龚定庵齐名，时称龚魏。平生足迹遍天下，名山大川罔不游历，为文发抒心得，不蹈故常，奥如衍如，自成一格。作诗亦然。其雕镌造化，搥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凡难显之状，未道之景，一经摅写，如鼎铸象，如镜印影，自汉魏唐、宋以来，亦别为一体，盖其才大学博，不能以常格绳之也。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国朝先正事略补编》卷一、《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八皆有传，存目。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五十二《考订俄罗斯盟聘记叙》：臣秋涛谨案：《俄罗斯盟聘记》，系国朝魏源撰。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道光甲辰科会试中式乙巳恩科进士，官至高邮州知州。源为人博学多闻，尤熟于昭代掌故。原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尝纂《皇朝经世文编》，其编辑体例悉出源手，时源年甫及壮，学问已淹贯如是。嗣因海氛不靖，源乃悉出藏书，考究四裔用兵诸事，以俄罗斯为北徼最著之国，采集康熙乾隆以来与中国交涉事迹为盟聘记一卷，考俄罗斯虽尝观光上国，而并无歃血定盟之仪，非如内外蒙古之设有盟长也。又我使臣曾假道彼国，以谕土尔扈特自定界，以后彼国亦无专使朝聘之事。魏源命名殊为未榷。兹备录其书，加以考订，附纠其失于此云。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五十三《考订海国图志叙》：《海国图志》系国朝魏源撰。源仕履已见前卷，或谓讲地理者，于中国古今郡县犹多未能确指，况外夷乎?不知宇内之事无非以渐而开，其始莫不荒渺，必有人焉，留心采访，随时纪载，积久研核，可以得其梗概。历代正史必有四裔列传，往往记商贾之言，述传闻之说，职是故也。欧罗巴人旧撰有《四洲志》。道光年间，广东译出，经魏源搜采群籍，勒为图志，于岸国、岛国各情形条分缕析，便于检阅，但卷帙既繁，不免有疏舛之处，要当分别观之。其北洋俄罗斯志内裒辑之俄罗斯国总记《西域闻见录》诸书，兹编俱已分见各卷，故不复录惟于他书未载之事，类集于此，仍加考订，以期核实云。

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一《书古微序》：《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自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于屋壁，而欧阳、夏侯传之，是为《今文尚书》。孔安国复得《古文尚书》四十五篇于孔壁，校今文多佚书十六篇。而安国从欧阳生受业，尝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马迁亦尝从安国问故，是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自后汉杜林复称得漆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动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今略举其不可信者数大端：《后汉·杜林传》言：“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期诸生复能传之!’ ”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书竹简，每简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书》漆书于简，则其竹简必且盈车。乃谓仅止一卷，遭乱扶持不离，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艺文志叙》曰：“孔安国悉得壁中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东汉诸儒亦谓佚十六篇绝无师说。夫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之训，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尝别自成家，其佚书之无师说，犹可言也。东汉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漆书之本；力排今文之说，而自有其师说，则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师说，而后可以压倒今文，何以今文无之者，古文亦无师说乎?十六篇既无师说，则其二十九篇之师说，既不出于今文，又出自何人?岂非阴袭其膏，阳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段氏玉裁甚至谓：“佚书增多十余篇，孔安国皆通其说，尽得其读，并此外壁中所出《尚书》，刘向《别录》、桓谭《新论》及《艺文志》所谓五十八篇者，孔安国亦尽得其读。”则是安国佚书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迁问故不传一字，而卫、贾、马、郑传古文者，即十六篇亦不传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顾其后，其不可信者二。……史迁为安国真古文之传，皎如天日。今马、郑《尧典》、《皋陶谟》、《微子》、《无逸》诸篇，无一说不与史迁相反。……岂史迁所传安国之古文，反不如杜林、卫宏杜撰之古文乎?后儒动以史迁之异马、郑者，挤之为“今文学”，岂孔安国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汉之古文与今文同，东汉之古文与今文异，上无师传，且皆反背师传，其不可信者三。西汉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传》所言，欧阳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迁所载孔安国说必同之。犹《诗》齐、鲁、韩三家实同一家，此汉儒师说，家法所最重。若东汉古文则不然，马融不同于贾逵，贾逵不同于刘歆，郑玄不同于马融。……孰古文，孰不古文乎?有师传、家法乎?无师传、家法乎?向壁虚造，随臆师心，不知传授于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传》述：“ 《古文尚书》，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玡王璜平中、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是安国之传授，与杜林、卫宏迥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即安国壁中之本乎?伏生得自复壁，孔安国得自共王废宅，河内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师说亦不言授自何人。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尚书》者，江声、王鸣盛多祖马、郑，孙星衍持平于西汉今、古文，而段玉裁则凡史迁本之异于马、郑者，皆挤为今文说，专以东汉向壁虚造之古文为真古文，且谓今文之说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欧阳、夏侯、孔安国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予寻绎有年，深悉东汉杜林、马、郑之古文依托无稽，实先东晋梅《传》始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可信。正犹《易》古文出自费直，费直《易》无章句，但以《彖》、《象》、《文言》、《系辞》解《易》，而郑传费氏《易》，则臆创为奢，支离穿凿，但借一先生之名以自盖其欺。其义理凡系君德者，必推而属之外事。故注《大学》、《康诰》、《尧典》之“明德”，则皆以为“自明其德”，及改注《尚书》，则义指“明用才俊之人”。《洪范》“沉潜刚克”，不言其德性之互济，而谓“专攻其阴潜之人，以防乱臣贼子”，违经害义，弊等申、韩。《君奭》篇则以召公不说周公，谓其“复辟以后，即当去位，不当专位固宠”。周公亦自自言：“我不以后入迷，不为子孙计。”皆以世俗之腹度圣贤之心，视西汉今文学家谊不可同年而语。予既成《诗古微》二十二卷，复致力于《尚书》，坠绪茫茫，旁搜远绍，其得于经者，凡四大端：一曰补亡。谓补《舜典》而并补《汤诰》，又补《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一篇，以及《度邑》、《作洛》为《周诰》之佚篇。二曰正讹。如正《典》、《谟》，以“稽古”为“通三统”。正“放勋”、“重华”，“文命”为“有天下之号而非名”。正“毋丹朱敖”为“帝舜戒禹教子之训”，而非禹以“丹朱”戒舜……三曰“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决之渎，稽江双，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荆州夷陵有分作九江之事，中游至寻阳九派，不谓九江，且彭螽在江北不在江南，而汉为北江之案定。……四案“象天”。知维斗为黄道极，旋绕乎赤道之北极，周建乎四时，终古无岁差。故可为外璇玑，亦可为大玉衡，而非北斗之玉衡。……天其复明斯道于世，尽黜伪古文十六篇，并尽黜马、郑之说，而颁西汉古谊于学宫矣乎?抑犹不可复明矣乎?先王之圣灵，尚其鉴之。咸丰五年正月，叙于高邮州。

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一《诗古微序》：…… 《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学问之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以一隅反三隅则不复”。余初治《诗》，于齐、鲁、韩、毛之说初无所宾主；顾入之既久，碍于此者通于彼，势不得不趋于三家；始于碍者卒于通，三家实则一家。积久豁然，全经一贯，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愤、悱、启、发之功也，举一反三之功也；学问之道，固不可浅遇而可深逢者也。……深微者何?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故夫溯流则涵泳少矣，鼓弦急则适志微矣。《诗》之道可尽于是乎?乌呼! 以俟假年，以待来哲。(www.xing528.com)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九《诗古微序》：……夫何家法区别之严若是?岂非今学之师承远胜古学之凿空，非若左氏不传《春秋》，《逸书》、《逸礼》绝无师说，费氏《易》无章句，《毛诗》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传罕大义，非亲见古序有师法之言与?……西汉专门传授之学，至东京而渐决藩篱。郑康成氏总群儒而通六艺，其学则于《礼》深，于《易》、《书》、《诗》、《春秋》浅。故注《礼》用今文，采韩说，及解《易》、《诗》，《书》、《春秋》乃皆舍今学而从古文，聊以创异门户，存一家之说。其后郑学大行，于是《齐诗》汉代即亡，《鲁诗》亡于西晋，与《易》、《书》之今文诸家同坠于地。《韩诗》、《公羊》虽存，自唐代已号绝学，而《韩诗》复亡于北宋。宁非东京诸儒阶之厉哉?而世之说者顾曰：“三家《诗》多述本事，犹之不修之《春秋》也；《毛诗》则财以圣人之义法，犹之君子修之云尔。”果尔，则请以《春秋》义法覆之。《诗》何以《风》先乎《雅》?著《诗》、《春秋》之相终始也。风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风之使缺，《诗》于是终，《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诗》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统”也，终运之以三《颂》，《春秋》之“通三统”也。《周南》终《麟趾》，《召南》终《驺虞》，《春秋》之“始元终麟”也。变风始于邶、鄘、卫，《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变《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内诸夏而外吴楚也，《鲁颂》先乎《商颂》，《春秋》之寓王也。《颂》以《商》为殿者，谓救周之文敝，宜从殷之质也。托夏于鲁，明继周以夏，继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义始，《易》终《未济》之义也。王者因革损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袭，托王者于斯，一质一文，当殷之尚忠，敬文迭施，当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义也。孔子序《书》特韫神指，纪三代，正稽古，列正变，明得失，等百王，知来者，莫不本子《春秋》，即莫不具于《诗》。故曰：《诗》、《书》、《春秋》其归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义，毛序、毛传曾有一于此乎?则所谓子夏传之者，不足据矣。《诗》之为用，在于礼乐，而二雅、《小序》莫能详其祭祀、燕飨之所用，间《草虫》于《采》，与《仪礼》乐章不合，则所谓太师次弟者，不足据矣。分邶、鄘、卫为三，与《左氏》不合，以《抑》诗为卫武刺厉，以《吴天有成命》之成王为成其王业之王，与《国语》不合；以宣王南仲伐俨狁为文王诗，与《大雅》及周、秦传记皆不合；则所谓国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齐、鲁、韩遗说质之，则数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师受远胜古文之凿空如此。郑、许皆古学，而笺《诗》辄用韩义以辅毛，《说文》引《诗》，亦三家多于毛，古学之不能废今文又如此。皇清汉学昌明，通儒辈出，于是武进张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学萌芽渐复。惟《书》则江、段、孙、王皆杂采马、郑、王、孔，无所决择。王氏反主郑说，以破古义，尤为慎缪。《诗》则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于毛学，而尚不知据三家古义，以正其源流。邵阳魏君默深治经，好求微言大义，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汉今文家法。既为《董子春秋述例》，以阐董、胡之遗绪。又于《书》则专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所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以难马、郑。于《诗》，则表章鲁、韩坠绪，以匡传、笺。既与予说重规叠矩，其所排难解剥，钩沉起废，则又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眇，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遗文湮而复出，绝学幽而复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下略)

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一《庸易通义》：《中庸》之义，全通乎《易》。而“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于《易》之“何思何虑”。各经所未泄之蕴，迥异《大学》以意、心、身为家、国、天下之本。盖彼为入学之门子言，乃文、行、忠、信，《诗》、《书》执礼之事，未及于尽心、知性、知天之事也。《论语》与弟子言，从不及《易》。即《孟子》七篇，《曾子》十篇，亦未尝一言及《易》，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也，所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者也。安溪李氏深于《易》，故其《中庸余论》于首篇专以《易》道发挥之，可谓精微广大，曲鬯旁通。予故广李氏之义，于《中庸》之通《易》者，标举数章于后。(下略)

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 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闳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邹、夹、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谶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赜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下略)

章太炎《检论·清儒》：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谶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遍注五经。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古微学案》：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公羊》是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而丰富其思想体系的学派。何休总结了这些内容，而刘逢禄发扬了这种总结。虽有孔广森的曲解，但后人并没有走入歧途。魏源、龚自珍出而接纳了当代西方思潮，推动了《公羊》的发展，也推动了变法维新思潮。^[3]

【注释】

[1]《魏源全集》2011 年版，第14 册。

[2]见《碑传集补》卷二十四。

[3]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第2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