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孙：清代学者对七经异文的研究

《清儒学案》卷一四四《柳东学案·柳东交游·李先生富孙》：李富孙，字既汸，号香芷，一号芗沚。嘉庆辛酉拔贡。幼承家学，壮而出游，请业于卢抱经、钱竹汀、孙渊如诸先生，饫闻绪论。阮文达抚浙，入诂经精舍，遂一意治经。著《易解剩义》三卷，斥图书之说；《易解校异》一卷，柳东称为资州功臣，定宇直友。《七经异文释》五十卷，于诸经传本异文异诂，皆为搜集考证。所为文曰《校经庼集》。又有《说文辨字正俗》、《汉魏六朝墓铭例》、《鹤征后录》诸书。(参史传、《嘉兴府志》)

《清史稿·儒林三》：李富孙，字既汸，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良年来孙，良年自有传。从祖集，字敬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郧县知县。精研经学，以汉、唐为宗，尝为《学规论》，以课穷经，课经济，著有《原学斋文抄》。富孙学有原本，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有“后三李”之目。长游四方，就正于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饫闻绪论。阮元抚浙，肄业诂经精舍，遂湛深经术，尤好读《易》。著《易解剩义》，谓《易》学三派：有汉儒之学，郑、虞、荀、陆诸家精矣；有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诸家，即北宋胡瑗、石介、东坡、伊川犹是支流余裔；至宋陈、邵之学出，本道学之术，创为图说，举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汉以后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会之说，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谓理，数其数而非《易》之所谓数，而前圣之《易》道晦矣。唐李鼎祚所辑《易解》，精微广大，圣贤遗旨，略见于此。然其于三十六家之说，尚多未采，其遗文剩义，间见他书，犹可蒐辑，爰缀而录之，成书三卷，又成《校异》二卷。又著《七经异文释》，就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蒐辑，使正其讹谬，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凡《易》六卷、《尚书》八卷、《毛诗》十六卷、《春秋三传》十二卷、《礼记》八卷。同里冯登府称其详核奥博，为诂异义者集其大成。又谓《说文》一书，保氏六书之旨，赖以仅存。自篆变为隶，隶变为真，文字日繁，讹伪错出。或有形声意义大相区别，亦有近似而其实异，后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为古、籀，为或体，后人竟析而二之。经典文字，往往昧于音训，擅为改易，甚与本义相迕，亦字学之大变。夫假借通用，《说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为俗误者，援据经典，以相证契，俾世之踵谬沿讹焯然可辨，为《说文辨字正俗》八卷。同里钱泰吉谓其书大旨折衷段《注》，而亦有段所未及者，读《说文》之津梁也。他著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鹤征录》八卷、《后录》十二卷、《曝书亭词注》七卷、《梅里志》十六卷、《校经庼文稿》十八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存目。^[1]

《两浙轩续录》卷二十一：李富孙，字既汸，号芗沚，嘉兴人。嘉庆辛酉拔贡。著《校经庼集》。《府志》：富孙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有“后三李”之目。湛深经术，所著《七经异文释》、《周易校异》、《集解剩义》、《汉魏六朝墓志纂例》、《鹤征前后录》、《曝书亭词注》、《说文辨字正俗》，均脍炙艺林。续纂《梅里志》，尤有禆文献云。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十六：李富孙，字既汸，号芗沚，嘉兴人。嘉庆辛酉拔贡。有《校经庼集》。诗话：康熙、乾隆两举大科，人文极盛。己未则有阮芸台《词科摭录》、秦小岘《词科录》，丙辰则有杭堇浦《词科掌录》、《词科余话》、全谢山《公车征士录》、沈椒园《词科同年录》，至芗沚族祖敬堂大令集荟萃诸书，勒为一编，草创未竟，芗沚为之整齐排比，成《鹤征录》六卷、《后录》十二卷，一时旷典，文献俱存。芗沚与兄超孙奉墀、从弟遇孙金澜有声于时。称“后三李”。奉墀治《诗》，金澜治《尚书》，芗沚治《易》，并兼通金石校勘之学，著作斐然。

胡敬《崇雅堂诗抄》卷八《题李芗沚校经图》：竹垞先生玉堂产，经义编成三百卷。汉唐搜辑到元明，为佚为存为未见。研经有暇复倚声，酒畔自写其平生。不师秦七与黄九，玉田自许心分明。一代词宗叹观止，目中想见无余子。由来乐府是诗余，君今之笺真郑氏(君作《竹垞词笺注》，已刊行)。经义非不极大观，就中异文考阙然(《经义考》所载诸经异同字，君一一为析其义)。君今逐字加训诂，转注假借穷津源。呜呼师承乡里失，几辈操戈还入室。谁为身后扬子云，作者心期明者述。迩因作志观秘书(孙平叔制府以修《福建通志》，属君检录阁书)，谈论时过招提居。学人才人君合擅，同异何必分区区。君乡藏书数渊海，宋椠精良留尚在。鸳湖何日过访君，疑义从君索神解。清风满室竹满庭，偶笺词就仍校经。一握松烟千载业，他年名重曝书亭。

张廷济《桂馨堂集·感逝诗·李兄芗沚同门名富孙，嘉兴梅会里人，拔贡生，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同出窦东皋先生门下，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除夕卒，年八十》：耆宿东南重，著书早等身。昔陪通德座，今哭老成人。芸叶剩新迹，梅花依旧春。泮宫芹藻地，那再共逢辰。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七经异文释自序》：经自秦燔后，往圣之微言奥旨澌灭无存。汉兴，幸有得于屋壁所藏，民间所献，老生所口授，诸儒抱残守缺，斤斤以名其家。故《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学，《书》则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诗》有齐、鲁、韩、毛四家，《礼》则有二戴、刘歆，《春秋》有左氏、公、穀“三传”。弟子各守师说，人殊其谊，亦经异其文。兹非有意乖违，其家法授受然也。许叔重《说文解字》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春秋》左氏。然颇杂采诸家，故所引经文，一字间有互异。郑康成、范宁、何休、郭璞辈所注，其引诸经亦有不同。盖汉人去古未远，六书为小学，说字解经，罔弗洞究根原。传经者率本六书意谊，或从古文，或从假借，或以声近，或用省文，加以南北语殊，轻重差别，故有字随读变，义因文异。后人不知古训，妄为肊改，而古人之经谊几不可通矣。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诸家异同采摭略备。然第及诸经训诂之说，未尝于经典外广为搜辑。富孙少而不学，长稍涉六经，见汉、晋诸儒之解诂各有师承。其与经文异者，不厪《释文》所载，自经传笺注及子史金石所称引，往往与今文不同。循诵之暇，悉为缀缉，诠绎其义，兼采后儒之说，旁通曲证，使天下穷经者不至以古经之异文反訾为纷岐缪误。而诸儒之家法同异与夫古谊之厪存于今者，庶几博综条贯，廓所传习。刘歆尝谓，汉时广立经，文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则穷经之士不专为一师之学者，其或亦有取于是书也夫!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尚书异文释自序》：《尚书》值秦燔，济南伏生臧于屋壁，传二十八篇，后益《泰誓》一篇，以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今文尚书》。叟记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是并《泰誓》一篇而言。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为孔壁中书，故称《古文尚书》。《汉·儒林传》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言十六篇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荀悦《汉纪》言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班固谓遭巫蛊事未及施行。《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以二十九篇合十六篇，及百篇之序言之，至《九共》，析为九，则逸书为二十四，今文所有者又析为三十四，不数百篇之序，故刘向、桓谭皆云五十八篇。古文非博士所习，是以谓之逸书。汉诸儒所治者多《今文尚书》，惟孔安国、刘歆、杜林、卫宏、贾逵、徐巡、马融、郑康成、许慎、应劭、韦昭皆治《古文尚书》。然《隋志》称杜林所传与贾、马、郑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释文》言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然则当时所传俱未见，孔氏增多之古文矣。至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五十八篇，以百篇之序冠篇首，赜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苏愉，愉受之郑冲，是又为今之《古文尚书》增多于今文者，并非汉时秘府所藏之十六篇。迨陆德明作音义，孔颖达等成义疏，越唐及汴宋，莫有轻为拟议。惟朱子始疑之，吴棫、赵汝谈、吴澄、赵汸、梅、归有光、罗敦仁、郝敬、本朝阎若璩诸家皆辨之，其伪乃益明。以古文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作，谓其悉取记传中语以成文，且《史》、《汉》但有安国上古文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马融《书序》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此梅赜所上之古文，后世通儒无不疑其伪者。《史记》载《泰誓》仅九十七字，百篇之序亦伏生书所无，益都孙宝侗亦谓后人伪作。故余所释异文只二十八篇，其依托晩出之古文疑而阙如，亦(肯)[前] 人尊信古初之(辽)[远] 意也。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毛诗异文释自序》：经遭灰烬后，独《诗》以讽诵传。汉初有鲁、齐、韩三家，武帝时并列于学官。《毛诗》最后出，河间献王好之，至平帝时始立。班孟坚谓三家鲁最为近毛，自云子夏所传，诸儒各以家法教授，师承既异，而文字诂训多有不同。后汉章帝诏令贾逵撰鲁、齐、韩与《毛诗》异同，亦所以扶微学，广异谊也。《隋志》言《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宋董彦远据毛氏以考正三家，为《诗考》，陈直斋谓足广见闻，续微绝，说者犹多疑之。王深宁复以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傅以《尔雅》、《说文》，为《诗考》，欲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然其于异同之旨未暇条贯通解，弟有摭存其文而已。夫东汉之世去西京尚未远，而三家与毛同异犹斤斤惜其绪余，至烦诏令参考其谊，迄今阅千余年，三家惟《韩外传》厪存，而贾侍中所撰、崔刺史所集，均不可得睹，董氏亦仅见于吕氏《诗记》、王氏《诗考》。深宁叟之为是书，不可谓无裨于古谊矣。富孙浏览经史，以及《说文》传注、诸子百家、汉唐石刻，不惟三家之文见有与今《毛诗》异者，罔弗搜罗荟萃，绎其谊，或异或同，一一诠解而疏证之，皆根据经传，非殽冯虚肊说，并依古人之文以正逡儒及今本之讹，间有深宁叟所未及举者，吾不知贾侍中所撰何如，而此复详为诂训，亦非如诸家之弟存其文，则所以扶翼微学，阐发异谊，或可竢后世学诗者之采择与?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笔削谨严，子夏不能赞一辞。汉严氏彭祖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齐公羊高、鲁穀梁赤为子夏之门人，并作传以发明《春秋》之谊。三家于经互有得失，前人论之綦详。《左氏》先著竹帛，《公》、《穀》先由口授，后著竹帛，所说不能尽同。《公羊》著于汉景之世，《穀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又安能无展转传写之讹，其间方俗异言、音声易淆，而文字因随以变，经师授受，家法各殊，故“三传”之文最为错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厪采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尽会通其谊。兹就研穷之余，见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搜缉，使正其讹缪，辩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学者于此参考之，而经传之异文亦可无惑于纷纷之歧说矣。^[2]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礼记异文释自序》：唐孔冲远言：《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七十子之徒，共撰所闻，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繇，或兼记礼履，或杂序得失。《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礼记》是也。所记之人不能尽知。《月令》为吕不韦所修，与《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训》、《明堂月令》颇有不同。《檀弓》、《礼运》、《郊特牲》、《乐记》、《祭义》、《哀公问》等篇与《史记》、《大戴》、《家语》诸书亦或多异。其他经传诸子史及旧注所引经文并有与今本异者。郑、王两家之注，皇甫侃、熊安生等义疏，各据所本，自汉以来诸儒皆承师说，多有异同，兼简册递写，传者不无讹误。今据郑注及陆氏《释文》、唐《开成石经》以至经传所称引者，校其殊异，考其谬误，皆为旁通曲证，参究详审，别是非而订得失，亦所以阐前人之异谊，而辨古今之文字音声与假借通用之义类，俾学者廓所见闻，探其奥颐，不仅囿于一家之训说已也。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李氏易解剩义自序》：予自癸卯岁读书于愿学斋，从祖敬堂先生教富孙读《易》，因纵观万善堂所藏《易》解，不下百种。顾自宋以后，多惑于图说，而《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之谊去之远矣。夫《易》之为书，理与象而已。汉人去古未遥，师师相承，其传注训解，惜多散佚不存。唐资州李鼎祚辑汉以来三十六家之说，成《易解》十卷。汉学之存于今者，犹得见其一二，其所系岂浅尟哉?盖《易》学有三派：有汉儒之学，马、郑、荀、虞诸家于象数、义理得其精奥；有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诸家说理名通，即宋之胡瑗、石介、东坡、伊川，犹是支流余裔。至陈、邵之学出，本道家之术，创为图说，转相授受，举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汉以后诸儒之所未言者，附会穿凿，以自神其说。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谓理；数其数，而非《易》之所谓数。直欲驾前圣而上之，而《易》道愈晦矣。予窃叹资州之《集解》微妙渊深，圣贤遗旨略见于此，耆之好之，殆不啻刍豢之说我口也。然其于三十六家之说尚多未采，其遗文剩义，间见于陆氏《释文》。《易》、《书》、《诗》、“三礼”、《春秋》、《尔雅》义疏及《史记集解》、《后汉书注》、《隋》、《唐书》、李善《文选注》、《初学记》、《北堂书抄》、《太平御览》、唐、宋人《易》说等书，犹可搜辑。爰于披读之余，缀而录之，以附其后。其伪本与有完书者，不录。夫资州之辑是《解》，于诸儒之说采取详备。予非敢以补其阙也，亦曰与其过而弃之，宁过而存之云尔。乾隆五十有七年冬十月，李富孙自序。^[3]

卢文弨《校经庼文稿》卷十一《李氏易解剩义自序》：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李氏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禴，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近元和惠定宇，其讲《易》实宗汉学，凡所援引，多取材于是书。甚矣李氏之大有造于天下后世之学者也。今秀水李君既方(富孙)好读《易》，所经眼者不下百余种，而深斥图说之附会穿凿，按不欲观，其所深嗜者汉儒之学。求汉儒之学，则唯资州李氏一编为菁华之所聚。既已朝夕寝馈于斯，而复于其三十余家之说之尚有未经采入者，更为之搜罗荟萃，录成得六十余番，盖几于一字不遗矣。然采取虽博，而于元、明人之所称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谨严述之之功远倍于作今。学者多知宝资州之书，则安得不并宝是书，剞劂之事是所望于贤而有力者。吾安得亟见其成以与天下学士共读之为快乎?乾隆六十年季夏之月，杭东里人卢文弨序。^[4]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一《易解校异自序》：余少习《易》，见宋儒所著，皆惑于陈、邵图学，未免支离穿凿。惟唐资州李氏《集解》最为精奥，汉、魏诸儒之说赖以厪存。其自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综贯天人，兼赅象义，斥王扶郑，意甚深远。羲、文、周、孔之渊微，不可藉为探索与?宋乾道、嘉定间，曾两经镂版。明嘉靖中，宗正朱氏睦重校梓以广其传。后海盐胡氏震亨复有雕本，附王氏所辑《郑氏易注》。毛氏晋又刻于《津逮秘书》，屡经传写，缪讹不少。近雅雨堂刊本，为元和惠氏栋所校，虽扑尘扫叶，非为无补，第往往据见于别本者改易经文。然资州之为是书，博采众家，异同并列，未尝专主一说。况诸家师承各异，讵可以私肊突改旧传之本?仪征阮宫保师谓其所改并自著《易述》多有似是而非者。盖古书当仍其旧，一加窜改，便失其真。且其所据郑、虞本，并从《释文》，然亦有不尽从郑、虞，体例复参错不一。如“王三锡命”，郑本“锡”作“赐”；“羸其角”，郑、虞本“羸”作“累”。若斯之类，异文尚多。古字假借沿习已久，资州惟采取虞说，则经文有从虞本。若杂采他家，则仍同《正义》本，岂可专辄尽改?余以是书为汉学之宗汇，既搜辑《剩义》三卷，汉儒之说罔有遗漏。兹复合诸本，互为参校，并取唐、宋《易》义所引雠勘，颇有增消不同之处。朱氏、毛氏皆据宋刻、影宋抄，亦多讹，胡氏本尤舛脱不可读。间有胜于诸本者，著之为《校异》二卷。庶几是书之传于后者，得以正，而乌焉亥豕不至相淆溷焉尔。(冯柳东曰：“此书资州功臣，定宇直友，必传之作。”)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九《正人心论》：孟子当战国之时，人欲横流，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极于无父无君，以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其害岂可胜言哉?孟子深为此惧，亟起而救之。其先在正人心，而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力间先圣之道，上继禹与周公、孔子之事，而杨、墨之道终熄，此真如一发引千钧，胥挽天下于仁义之途。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者，以此也。盖天下之人心不正，则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皆汩没于物欲利害之私，而孝弟忠信之行、礼义廉耻之大防亦并隳弃而决裂之，至于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虽朝廷之法令有不能禁而制之。譬诸千寻之木，轮囷郁盘，形之拳曲不直，而匠氏斫之，欲其材之能中绳墨；百川之水泛滥澔汗，发源之不清，而委输灌注，欲其支流之不溷浊，皆必不可得之。数斯狱讼所以日繁，而风俗之所以日坏也。亭林顾氏云：“今人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察其酬者。百官有司受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至公卿大夫，真可谓同心同德。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其痛砭时病，尤为唠叨著明。夫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墨氏兼爱，虽摩顶放踵，利天下则为之。其意似未至大害于天下。然为我无仁，无仁即无父；兼爱无义，无义即无君。而究其弊之所极，其势必至乎此也。孟子之欲正之者，所以存其仁义之良心，不使陷溺于一时之邪说，相率而驱于禽兽之路。故七篇之中，反复于言仁言义，无非所以救人心之失。仁义明而四端具，四端具而天理见，夜气当存，言无恣欲妄为，入于陷阱之患，固为世道淳愉之所系，理家治乱之所由出也。今试推其正之之术：为子必孝，为臣必忠，为弟必爱敬，为朋友必信。惕之以旦明、屋漏之降鉴，严之以十目、十手之指视，厉之以造次颠沛之志节，示之以君子、小人义利之分辨，又创惩之以邪恶过失，及纠万民之八刑。如是，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心莫不激发于内，而推见于外，其处而为士也，皆知名义之所在，而不散为苟贱不廉之行。即农工商贾亦知耻为诈伪非僻之事，其出而在朝也必为国为民，而不为一身一家之私计，岂复有贪利败名以自取覆亡之祸?董子所谓远近莫散，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斯风俗日以淳，治化日以懋，而邪慝不作，狱讼衰息，不几于三代刑措之盛也哉!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九《学术论》：古人之为学，知行并进，诵法先王之道，无不身体力行，以蕲至于道。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者，履也，即履而行之之谓也。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故古者学校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复以六德六行，而宾兴之乡、大夫州长党正之所考校亦在于德行道艺。孔门四教：文、行、忠、信，实总括三代教士之法。盖不学文，固无以明先王之道，而知其义理之所在；而不实践，则徒为占毕记诵，而无得于道德仁义，以卓然立于凡民之上。故学既知之，必致行之，以期不逾乎圣贤之道。此三代之学术得其正，而人材所以日盛也。后世之学则不然。日习乎“四书”、“六艺”之文，务为寻章摘句，沉溺于训诂、词章，以藉为梯荣之阶，而于古人之旨曾无一二语体察于身心日用之间，且经义行，而上之所取者惟言，下之所求工者亦惟言，凭方寸之纸，数行之墨，以为取舍，而其人之立身行己，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诸大端皆弃而不讲，尚何学术之有乎?夫涵泳圣涯，研穷道妙，经义之设，原欲本于躬行，发为文以觇其蕴蓄，岂知风尚日下，流弊滋深，虽口述孔、孟之言，而浮辞曼衍，剽窃补缀，以徼幸弋获，毫无得于心而济于用，其畔道离经，逞为奇怪，以震炫俗目者，无论已。试察其生平之行事，往往与古人相反。故穷而在下，无以激厉志节，或至为一切苟且之行。其达而在上，不能正谊明道，以致君而泽民，由其所志只在利禄，以润身家而耀乡里，而于民生之利病、国家之治乱兴衰茫无所知，甚而簠簋不谨，至荡检败名，以自致覆亡者有之。此但听其言而不观其行之过也。孟子曰：“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5]今之所要者，并不必修其天爵，斯非由始学之不正与?唐杜君卿云：“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6]宋范文正公在仁宗朝，条列时所宜先者，以取士必先德行，不专文辞。马贵与有言：“自以科目取士，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为荣进之路，而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矣。”然则今之为学，当先通群经以穷其理，循五常以立其本，辨义利之途以正其趋向，只饬廉隅，以砥其名节，考镜古今之善败得失，以裕其经济，则言理学而不涉迂疏，言经学而不患灭裂，求乎身以推行之，自能尽修己治人之道。苟专务学文，而忽于践履，必无气节事功之可言也。故诵读者毋徒竞其词华，登选者毋厪恃其文艺之末，必兼考平日之行谊，核其贤否，而进退之，以有合于古族闾州党之法，则人人皆知崇实学，敦实行，明体达用，学术由此而正，士习由此而端，人材亦由此而日盛。(www.xing528.com)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九《封建论》：天下有矫一时之弊而适诒后世之害者，如秦以封建为郡县是也。夫封建之法，自古尧、舜以至于周，事非一日，制非一世，公侯伯子男有其等，朝觐、会同遇有其礼，群后屏翰而后天子之势得尊且安也。柳子曰：“封建非圣人意。”然圣人治天下之大法，惟有封建、井田。尧、舜、禹、汤之事不得其详，武王未下车而封异姓，周公吊二叔而建亲戚，其于封建何汲汲也，盖以此为安天下之本，而圣人深意之所在也。柳子又谓：“周之败端，在于封建。”夫自成康以降，巩固者十有余世。至平王东迁，晋、郑焉依?襄王出奔，晋文是定。且春秋列国之使平王室者不一，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若以七国之强，暴秦之横，谓为封建之敝，而不知国祚之绵延，得过其历至八百余年之久者，皆封建之效也。秦始以宇内自私，废封建，置郡县，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禄，而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骤更数易，繁冗难行，至于二世，遂以灭亡，不特失在于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为公，何与?汉高帝鉴秦之敝，仿周之制，剖符刻印，分封宗室功臣，后以吴楚七国之变，抑损诸侯，稍为削弱。新莽篡乱，萧王犹以长沙定王之后崛起南阳，削平天下，卒成中兴之业，分封之效亦可见矣。使因吴楚之变，以封建为不可行，是犹因噎而欲废食也，可乎?唐有天下，分列藩镇，尚有封建之遗意，故安史之乱不旋踵而败者，有三镇以平之也。朱泚、李希烈终以败亡，蜀夏、蔡郓则有田氏王承宗以制之也。尹源曰：“世言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顾氏炎武云：“世言唐亡于藩镇^[7]，而中叶以降，不并于吐蕃、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由此言之，封建其可去乎哉?然则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者更深。且魏、晋、隋之势无分于诸侯，其亡何以速于汉、唐?而晋八王之祸以兵柄大重所致，罗泌所谓“天下之敝，未足以害事，而救敝之敝常大”与?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而收兵权，节度以下弟坐给俸禄，有其名，无其实，故宝元、康定间以天下而不能抗偏方之元昊。靖康之变，横溃莫支，以其无藩篱之固也。不然，何至南渡偏安，中原陆沉，生民涂炭，卒不能兴复如东汉者哉?呜呼! 宋之往事略可见矣。明代之制，封诸王子于四方，不分尺土，支庶子孙始皆为王，为将军，而深处王宫，不亲吏事，不习干戈，其后宗族浸多，至有壮老不得嫁娶者，流贼暴起，诸王宗室皆为所害，一败涂地，而莫能相救者，其患在不封建故也。噫! 明之事又略可知矣。马贵与尝言：“今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夫封建之法虽不可行于后世，而汉、唐封建之遗意必不可废。魏氏禧善颜籀之说：“宜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盖勿使过大，即贾生所云“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不致有尾大不掉之虞，而错居州县，则虽萌异志，有所牵掣顾忌，而不得发，此诚变通救弊之策。柳子之论，岂古今之通论乎?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二《金石学录序》：古来言金石者，以其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缪讹，而法物文章，皆足为多识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彦，莫不博搜而争宝之。顾三代时，金多而石少，汉、魏以后，石多而金亦无足甚重。其商周铭词载于经传者，皆转易今字，而古《仓》、《籀》之文不可见。汉许叔重纂《说文解字》，山川鼎彝之铭及秦刻石字并加摭采，此古文之赖以仅存者也。自是厥后，吉金乐石，间有流传，讲求者亦不乏人。至宋，而欧、薛、吕、洪、王、赵诸氏，藏获愈富，摹揭辨识，著录成书。沿至我朝，通儒辈出，人才特盛。前古之珍彝葆器，与夫残碑断碣，亦日出于土田榛莽间，罔弗精审详稽，识大识小，各勒为一编。纵世阅千年，经风霜兵燹，不免金销石泐之憾，而有后人以为之辑录，则往古之奇文异字，得以长存宇宙而不朽矣。从弟金澜，性耽金石，手所搜罗甚伙。暇考前人之编简，订异辨疑，不啻同堂质问，而昕夕肆力于其中。爰自三代以来，至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逮本朝诸家，凡为金石之学者，得三百余人，并有著述以传于世，即志一隅，说一事，无不备见于录，亦已综揽而无遗漏焉。夫畴人、印人，皆有为之传者，诚以其专精致力，不可使湮灭无闻。而况金石之古，世所宝贵，其裒聚论释，殚心尤勤，则由其人以求其书，由其书以考古之钟鼎敦彝、爵卣甗鬲之器，遐陬僻壤，高原古刹之碑刻，无不可以供人之摩挲，资人之津逮，而述作之精神，不至沉霾于后世。且经史之同异缪讹，亦得藉以证明。是则金澜之用意，可不谓深且厚欤?余故缀数语，以序其端。(《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 册)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七《周易集解跋》：存目。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七《书日本论语集解后》：存目。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七《重校卢刻易解后》：存目。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七《旧抄说文系传跋》：小徐《说文系传》前人多称之，谓其学过于其兄。陈直斋《书录解题》言其援引精传，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然予玩其书，援引虽博，不免冗驳之病，未能极其精核。近有段玉裁注本斯博而能精，直掩前人而过之，不无略有臆断之处，而据依经传，发明许义，询为许氏之功臣。其余讲《说文》者皆可废矣。(下略)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八《书群书拾补马氏经籍考后》：存目。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八《书日知录后》：《日知录》三十二卷，“三通”之精华也。从祖敬堂老人尝出是录以示富孙，曰：“熟此书，学术、经济、文章具焉。盖其于经史、典礼无不稽考详核，阐发精微，而其规画时事、国计民生，调悉利弊，上下古今，实能凿凿乎言其得失善败之故，后有作者起而行之，直可追三代之盛治，岂汉唐以下云乎哉?”吾里徐敬斋云：“《日知录》一书，内圣外王之学。抚世宰物，措之裕如。虽洪容斋《随笔》，王伯厚《纪闻》，皆不及也。”(下略)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8 册，第5595～5596 页。

[2]《春秋三传异文释》有道光十七年刻《别下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3]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27 册，第614 页。

[4]见《续修四库全书》第27 册，第613 页。今按：《抱经堂文集》卷三亦收此序，改题《李既方补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删去“乾隆六十年季夏之月，杭东里人卢文弨序”字样，题下注明“乙卯”，即乾隆六十年(1795)。

[5]语见《孟子·告子上》。赵岐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禄。”天爵指高尚的道德修养，人爵指人所授予的爵位。

[6]唐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冬十月，上与侍臣论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四裔之祸，曰：木必蠧而后风入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由是矣。汉亡于外戚、阉寺，唐亡于藩镇、戎狄。然制之有道，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私爱，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阉寺职在使令，不假兵柄，则无寺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壅蔽，谨威福，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财归有司，兵待符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四裔，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省，亦社稷无穷之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