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儒林三：凌曙晓楼的学问和贡献

《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晓楼学案》：乾隆、嘉庆之际，治《公羊》学者，以巽轩孔氏、申受刘氏为大师，皆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晓楼盖亦好刘氏学者，而溯其源于董子。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1](下略)

《清史稿·儒林三》：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曙好学根性，家贫，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杂作佣保，而绩学不倦。年二十，为童子师。问所当治业于泾包世臣，世臣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乃示以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曙乃稽典礼，考古训，为《四书典故核》六卷，歙洪梧甚称之。既，治郑氏学，得要领；又从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穿精审。后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仪征阮元校辑《经郛》，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然旨奥词赜，未易得其会通，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病宋、元以来学者空言无补，惟实事求是，庶几近之，而事之切实无过于《礼》，著《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申郑义。阮元延曙入粤，课诸子。曙(书)[出] 与元商榷，乃删合三十九篇为一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五。曙有甥仪征刘文淇，贫而颖悟，爱而课之，遂知名，其学实自曙出云。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存目。^[2]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四《国子监生凌君墓表》：江都有生于孤露，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贡生汪中容甫、国子生凌曙晓楼。予以嘉庆六年游扬州，则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识凌君。君生贫而居市，十岁就塾，年余读《四子书》未毕，即去塾作杂佣保，然停作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明诂解。邻之富人为子弟延经义师，君乘夜狙其轩外听讲论数月。其师觉之，乃闭外户，不纳君。君愤甚，求得已离句之旧籍于市，私读之达旦，而日中佣作如故。年二十，乃弃旧业，集童子为塾师，稍稍近士人，然或僿陋不足当君意，故君学为世俗制举文无尺度，同人亦莫肯为言者。而童子尝从君游，则书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从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君有甥仪征优贡生刘文淇，少贫如君，君爱其颖悟，不忍弃之逐末，自课之，且教且学。刘君齿未壮，即以淹通经史，知名江淮间，而其学实自君出。君初识予，问所当治业，予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治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可渐通。然心之为用，苦则机窒，乐则慧生。机窒者常不卒其业，凡读书不熟，则心以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于《礼》，遂劝君治郑氏，又以古注义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则苍黄不能得情事，因劝君先诵嘉隆经义三十首，每首以三百过为度。君既习之，得体势，乃出故编修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及予与庶常阳湖李兆洛增缀未就之稿，授君以为治经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隐显疾徐之故，益乐益愤。岁余，稽典礼，考故训，补其不备，为《四书典故核》六卷，以见知于故梅花山长、沂州知府歙洪梧君。既治郑氏得要领，又从今宁国训导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串精审。嗣闻今仪制武进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云贵总督仪征阮芸台校辑《经郛》，尽见魏、晋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奥词赜，莫得其会通。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别为《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嗣阮公出镇，延君入粤课公子，君时方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伸郑义。洎至粤，与阮公商榷，删合为三十九篇，为一卷。凡君所著书三十八卷，五十余万言，皆有显证，远雷同附会之陋，足为来学先路。君娶同邑范，无出，别宅严，举子镛，而范寻殁。君继患风痹，养疴于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于寓庐，年五十有五。镛虽始龀，哀慕如成人。刘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袝君于双墩北原之祖墓，与范合封，又图所以不朽君者以属予。予谓汪君虽博览强记，而特工文辞，巨公推挽者多，晚以饶裕，然勤学亦稍杀减矣。君独尚朴学，南北奔走，皆以校书授读为事，未尝与斯世通羔雁，修脯而外，未尝入可以无取之财。予每过从，君必危坐据案，左手翻卷册，右手持笔，客至前而不见，盖自缔交以来，廿余年如一日。君得于天者后汪君，而人力坚致，终始不渝，则殆于过之，是不可以不铭。铭曰：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历佥宪，明史称直。曾祖曰襄，武长千夫。祖鸾父骜，乃寄汪都。君窭且鲁，好学根性。自知读书，不隐而正。古有都养，抑闻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逋。吁嗟凌君，远与为侪。名则既振，福乃不皆。抉经之心，以一何郑。排斥诐辞，章明先训。粤有庆允，泣抱遗书。修德必报，成此藐诸。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凌晓楼先生曙，嘉庆间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郑氏《礼》尤精审。其少时读书之苦，有与牧豕负薪相仿佛者。先生以一孤童贫，而居市十岁，就塾年余，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作杂佣保，然停作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明诂解，邻之富人为子弟，延经义师，先生乘夜狙其轩外听讲论数月，其师觉之，乃闭外户不纳，先生愤甚，求得已离句之旧籍于市，私读之达旦，而日中佣作如故。年二十，乃弃旧业，集童子为塾师，童子从君游，则书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从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遂博通专壹，学以大成。先生甥仪征优贡生刘文淇，少贫似舅，先生爱其颖悟，不忍弃之逐末，自课之，且教且学，刘齿未壮，并成通儒。观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包慎伯作《甘泉薛传均子韵墓碑》，叙述交友多嘉、道间汉学之儒，颇有裨于纂学案、记师承者，为节录其大略，以贻学子。(下略)

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序》：《公羊》之学，蔽冒久矣……然则《公羊》其治经之梯航也乎?吾以为治是经者，由声音、训诂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进夫微言大义。犹鲁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也。仆以兰茸之资，无摩研编削之才，亦无游博持掩之好，唯笃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穷其枝叶，而未及宗原，是知孰寸莛以撞钟，熯一炬而爨镬，其无益也明甚。不有贤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马识途。”予虽驽胎，亦既为之前驱矣。士有志于《春秋》者，尚或览焉，不致惊瀇洋而悲歧道也乎?^[3]

凌曙《仪礼礼服通释序》：徐氏乾学《读礼通考》，综核数千年之言，汇为一百二十卷，制度典章，灿然大备，使读者了然于沿革之际，其用力可谓勤矣。独持论稍偏，不能慎选，往往取后世之臆说，而驳先儒之传注，所短盖在是矣。今第就其丧期二十九卷，删为六卷，仍以礼服为经，而传记群说为纬。其有合于经传者存之，并不拘以时代，使治礼之士，庶几有所依据，而不惑于新奇可喜之议。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4]

凌曙《礼论序》：自郑康成《礼注》既行，后之治《礼》者，以郑氏为大宗焉。唯至盛好与郑争异。晋武为王肃外孙，故多与王说，以致庙制用王肃之议，而终晋之世，太祖不得正东乡之位，其失岂浅鲜哉?其时儒者，或伸郑以难王，或据王以攻郑，然从郑学者多，《隋书》所谓“ 《礼》则同宗于郑氏也”。唐人作《礼疏》，亦专宗郑说。然唐代典礼，多违古义。延及宋、元，臆说谈经，如敖氏、郝氏，破道甚矣。近儒知崇汉学，然尚不免改郑君之旧辙，助敖、郝之狂澜。兹故辨正诸儒之说，而受裁于郑氏云。^[5]

刘文淇《公羊答问序》：昔《春秋》一经，亲授子夏。《公羊》六传，始著竹帛……舅氏晓楼先生，专治《公羊》，谨守家法。(下略)^[6]

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三《与沈小宛先生书》：……先舅氏晓楼先生所著书，最精者莫如《公羊礼疏》。诚如来教所云，但此书博引旧说，无所引申，恐后人有袭取之者，极知先生不喜公羊。然先舅氏一生勤学，非先生孰表章之，倘能赐序一篇，幸甚。伏乞鉴察不宣。

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五《凌氏丛书序》：昔《春秋》一经，亲授子夏，公羊六传，始著竹帛。秦燔书而行口说，汉崇儒而立学官。邹、夹二氏俱亡佚于建武。严、颜两家均渊源于董相。瑕邱屈而学聿兴，张汤传而道益显。其由博士为丞相，以经义断庶事者，《贤良》三策，《决狱》十卷，不啻为之指南，导以先路。厥后郑众举十七事，贾逵作四十条，咸难《公羊》，以崇《左氏》；而张霸仍授樊侯之书，何君复述李育之义。窃悲二创，覃思三阙，守羊弼绪说，依子都条例，三科九旨以经之，七等六辅以纬之，墨守之称，良不诬矣；学海之誉，谅非徒尔! 世不能考其声音训诂，与夫典章制度，但诋其为汉制法，以纬汩经，几何不以《春秋》为司空爰书，邵甫为《公羊》罪人乎?乃若泛毓释疑之篇，刘兆调人之作，欲殊涂而同归，究南辕而北辙。然则《隋志》所云“公羊之学至晋，但试读文，今殆绝无师说”者，其信然己。舅氏晓楼先生专治《公羊》，谨守家法，尝以董子之书合乎圣人之旨，深悲其生见嫉于主父，没被诋于刘兰；又其甚者，谓《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连珠，厚诬古人，贻误来学，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为其郡人，故其笺诗，不忘崇敬。此则怀蛟征梦，下马名陵，式祠堂于旧治，想謦欬于遗书，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羊》旧疏不著撰人，言例虽详，考礼则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览，著《公羊礼疏》十一卷、《礼说》一卷。冯君《章句》，旁通《礼经》，糜信《汉议》，独理何氏，方诸前贤，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狗，伏鸡搏狸，大义无关，识小斯在，偻疾党所，踊上鉴行，咸属方言，俱非雅训，亦必疏其由来，为之左证，作《公羊问答》二卷。荀慈明之问徐钦，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书，今存其目。旧疏自为问答，兹篇盖仿其例，凡以导扬古义，遵守旧闻。文淇赋质梼昧，莫测涯涘，猥忘谫陋，重荷诿^[7]，但乏孝绰之奇作，未许同游，试元幹之藏书，或堪授读云尔。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四《蜚云阁丛书序》(代阮元作)：近儒治何氏《公羊》者，莫著于孔检讨广森；治郑氏《仪礼》者，莫著于张编修惠言。孔氏之治《公羊》，以《春秋繁露》为根本。检讨《公羊通义自序》，凡三引董生《繁露》。张氏之治《仪礼》，以《四书》古注为阶梯。编修尝辨《四子书》中汉说之当从者数十事，手书成帙，其授受各有师承，皆专门名家之学也。江都凌君晓楼曙，经术湛深，力学不倦，推广张氏之意，著《四书典故核》六卷，又引申孔氏之例，著《繁露注》十七卷，既而由《四书》以通“三礼”，著《礼论》一卷，而郑氏之《仪礼》遂得其指归。复由《繁露》以通《春秋》，著《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而何氏之公羊亦探其奥赜。书凡六种，统名为《蜚云阁丛书》，洵可谓任城、高密之功臣，仪郑、茗柯之同志矣。(下略)

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六《句溪杂著序》：嘉庆庚辰冬，先舅氏凌晓楼先生自粤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业于门，天资颖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学于梅君蕴生，受诗文之法，学日进。乙酉春，先舅氏复家居，闭户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郑氏《礼》。卓人复从受经，饫闻绪论，斐然有著述之志。洎先舅氏卧病董子祠中，令卓人问字于余。余学殖荒落，于先舅氏无所肖似，而《公羊》礼服之学，卓人蚤得其传；遂乃博稽载籍，凡有关于何、郑之学者，手自抄录，推阐其义，所著《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实能条举旧闻，绝无向壁虚造之说。今岁季夏，发行箧中说经之文若干篇，先付诸梓，而乞序于余。余维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而其义益晦。徐彦疏《公羊》，空言无当；贾、孔《礼》疏，亦少发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歙金氏、程氏习郑氏礼，顾其所著书，往往自立新义，显违郑说。先舅氏惄然忧之，慨然发愤。其于公羊也，思别为义疏，章比句栉，以补徐氏所未逮；其于礼也，思举后儒之背郑氏者一一驳正之。惜晩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礼论》百余篇。卓人行将校文东观，会议石渠，读生平未见之书，以续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则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乐乎此也。

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为拨乱反正之书，圣德在庶修素王之文焉。周室既衰，秦并天下，焚书坑儒，先王之道荡焉泯焉。炎汉肇兴，鸿儒蔚起，各执遗经，抱残守阙。《公羊》至汉始著竹帛，书纪散，孔不绝，此中盖有天焉。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精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盖自西狩获麟，为汉制法，知刘季之将兴，识仲舒之能乱，受授之义，岂偶然哉?据百国之宝书，乃九月而经立，于是以《春秋》属商，商乃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自高至寿，五叶相承，师法不坠。寿乃一传而为胡母生，再传而为董仲舒。太史公谓，汉兴五世之间，唯仲舒名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观诸艺文所载，著述甚伙，今不概见，所存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书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读之，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治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已。汉武即位，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然终未尽其用。当武帝时，公卿以下，争于奢侈，僭上亡度，民皆背本趋末，仲舒乃从容说上，切中当世之弊。及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武帝乃悔征伐之事，无益也。刘向谓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及也。今其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心窃伤之，遂乃构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及隋、唐以后诸书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异同，校其详略。书目姓氏，咸胪列于下方。夫圣情幽远，末学难窥，赖彼先贤以启梼，事迹既明，义例斯得，辅翼经传，舍此何从。曙也不敏；耽慕其书，传习有年，弗忍弃置。至于是书之善，正谊明道，贯通天人，非予肤浅之识所能推见。登堂食胾，愿以俟诸好学深思之士。(www.xing528.com)

洪桐生《春秋繁露注序》：凌子由明经赴举京兆，从游阮侍郎之门，佐集经籍，尝诲之曰：“圣经贤传，论修齐治平者备矣，大都不外河间献王一语，‘实事求是’ 而已。而事之是非，孰有大于《春秋》者乎?《公羊》孤经，久成绝学，以子精力强盛，曷不尽心?先师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况来日未有艾乎?”武进刘君申受于学无所不窥，尤精《公羊》，与之讲习，庶几得其体要矣。于是所见益广，所业益进。三载归，《繁露》诸篇皆能通究本末。复肆力于先秦、两汉诸儒之书，及诸经义疏，凡《繁露》篇义字句皆栉梳而理解之，不但贯彻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底之蕴，正谊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于心而扶于手。盖江都、广川之所未行，汉武之所未用者，皆悉数其家珍，缕其渊蓄，而后知仲舒以公羊之学为王佐之才，信不虚也。

包世臣《小倦游阁集》第二十七《竹西艺集图记》：甘泉焦种梅从其乡嵇筠谷学传真之艺。筠谷前以工画，与予同客徐宫保南河节署，继家居，尤嗜《易》，以意测盈虚消息之理，不傍传注，而多得真契，是以其画益超超有悬解。种梅从游，未弱冠，即尽其法，无老幼皆逼肖，而起居意态尤能自在流露，可贵也。扬州四逢之区，人多艺术，四方有技能者无不至，至则每留栖止。种梅见玲珑山馆行庵文燕图绘，一时文人术士赏菊之盛而慕之，因集土著流寓之士，得十八人，图其貌，合为一卷。卷右起处，作老树两株，下设山子屏风，横置短榻，抱膝坐榻中者为青脯许梅甫，趺坐榻端者为仁和赵谷庵，屏风之西有宣石山，山北有树，树下芭蕉数本，当乌皮几，左几上茗具垆香斑驳有古泽，几南坐小榻持画卷者为江都倪晓村，夹山石而坐者，东为江都虞步青，西为甘泉唐朴园，又南坐焉皮椅与借庵遥语者为钱塘沈莲舟，倚山石坐者为焦山借庵长老，其南有太湖石小山，旁有三童子艺菊，立而观者为问樵太师，其壮有红栏数曲，老树夹立，可荫人，其立而枮菊枝者为江都刘古尊，袖手立其西者为江都凌晓楼，红栏尽处有竹数百竿，前有石几，端坐而抚琴者为赵一峰，炼师立其后者为沧州张春峦，夹石几而坐听者，东为长洲周小岩，西为山阳周曙峰，竹径前对坐绳床展长卷者，东为筠谷，西即种梅，当卷中而俯视者为旌德汪玉屏，稍东翘观者为江都汪小梅，莫不俯仰误笑，识影辨声，唯种梅为筠谷写，余俱出于种梅。……然其中如全谢山实能自植，以垂声后世，即方环山、程香溪、厉樊榭诸人，亦皆有所深造，名闻都邑。故扬州称宾客，以马氏为盛，凌夷至今，当途之门不开，富儿之炙空冷。而诸君子自挟其艺，驰骋翰墨之场，徒以口腹为安，是累也，斯可为发一太息者矣。道光五年九月九日，安吴包世臣书于小倦游阁。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晓楼学案》：凌曙喜《公羊》，但改变了刘、孔学风，而注意于《公羊》之礼制，而有《公羊礼疏》、《公羊礼说》等书。谈《春秋》者注意礼，乃本份事，后来廖平因以《王制》为孔子制礼，而《穀梁》近于《王制》，而治《穀梁》。但礼有巨细，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舍其大而识其小，是凌曙学风。既明理制，应在礼仪制度的考订中，礼制之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上有所发挥。凌既不能以训诂见长，又不能在义理上发挥，他没有吸取公羊学派的非常异义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学说，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既不能以《公羊》结合政治而谈改革，又不能用朴学治《公羊》，非彼非此，非西京亦非东汉，是不解《公羊》，以致无所适从。……在义理方面，凌曙不是内行，在典章制度方面，他也是外行。他的著作，既云《礼疏》，对于所疏应当占有材料，明晰训诂，但他未能疏解任何问题，只是摭拾成说而没有别择的能力。^[8]

【注释】

[1]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认为：“原《学案》编者非一，且无《公羊》学者，以致前后矛盾。如《巽轩学案》云：‘其于《公羊》别立三科，自成一家之言，与武进庄氏、刘氏诸家墨守何氏之说者，宗旨故殊也。’ 此言巽轩与墨守何氏说者，宗旨故殊，而《晓楼学案》又言：‘巽轩孔氏，申受刘氏……皆谨守何氏之说……”前后抵牾若此。今案《巽轩学案》不误，而《晓楼学案》编者，盖不治《公羊》，不解《解诂》者。孔广森实不守何氏义例，而别立‘三科’，另有‘九旨’，乃《公羊》学之歧途，而刘申受实继劭公而有所发挥者。”

[2]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8 册，第5612～5613 页。

[3]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9 册，第333～334 页。

[4]载《清儒学案》卷一三一。

[5]载《清儒学案》卷一三一。

[6]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9 册，第435～436 页。

[7]诿：嘱托。清钱谦益《大中大夫李君墓志铭》：“戊寅放归，君复造余山中，诿如前，请益力，语益不可了。”章炳麟《訄书·地治》：“夫内政者欲其地无华离，军事者欲其毋以山水为瓯脱而相诿。”

[8]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第109～1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