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楠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清儒学案》卷一○六《端临学案·端临家学·刘先生宝楠》：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端临从子。父履恂，举人，园子监典簿，著有《秋槎杂记》。先生生五岁而孤，母乔教育之。始从端临请业，以学行间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征刘文淇齐名，称“扬州二刘”。道光乙未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洼下，堤堰岁久失修，屡溃溢为民患。先生履勘兴筑，遂获有秋。再补元氏竖，会岁旱，蝗大作，延袤二十余里，捐俸设厂捕之，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值东三省兵过境，遣使往通州，以民价雇车应役，民得不扰。民有涉兄弟戚属争财讼者，婉词谕之，率感悟，解散而罢。五年卒，年六十五。先生于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各治一经。先生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儒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谷》四卷，于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谷考》之说。《汉石例》六卷，于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愈愚录》六卷，《念楼诗文集》若干卷，又辑先世诗文为《清芬集》十卷、《宝应文征》百余卷。(参戴望撰《事状》、成孺《宝应儒林传》)

《清史稿·儒林》：刘宝楠，字楚桢，宝应人。父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著有《秋槎札记》。宝楠生五岁而孤，母氏乔教育以成。始宝楠从父台拱汉学精深，宝楠请业于台拱，以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征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称洼下，堤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涨，辄为民害。宝楠周履堤防，询知疾苦，爰检旧册，依例督旗屯及民同修，而旗屯恒怙势相观望，宝楠执法不阿，功遂济。再补元氏，会岁旱，县西北境蝗，袤延二十余里。宝楠祷东郊蜡祠，蝗争投阬井，或抱禾死，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值东省兵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宝楠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雇车应差，给以民价，民得不扰。宝楠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于听讼，官文安日，审结积案千四百余事，鸡初鸣，坐堂皇，两造具备，当时研鞫。事无巨细，均如其意结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亲故族属讼者，谕以睦恤，概令解释。讼狱既简，吏多去籍归耕，远近翕然，著循良称。咸丰五年，卒，年六十五。宝楠于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谷》四卷，于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谷考》之说。《汉石例》六卷，于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宝楠于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其最有功经训者，如谓有子言礼之用章，是发明《中庸》之说；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于予之义；告子、游、子夏问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于海，是指今高丽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夫子教门弟子之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指所得之简策；言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问崇德修德辨惑，是鲁行雩祭、樊迟举雩祭之词以问；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责善，兄弟不可责善；谓伯鱼为《周南》、《召南》，是谓伯鱼受室后示以闺门之戒；四海困穷，是指洪水之灾，尧举舜敷治之。凡此皆先圣贤之旨，沉霾二千余载，一旦始发其蕴。至《八佾》、《乡党》二篇所说礼制，皆至详确，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谷》四卷，于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谷考》之说；《汉石例》六卷，于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所为文渊雅翔实，有《韫山楼诗文集》。^[1]

戴望《谪麐堂遗集》文二《故三河县知县刘君事状》：君刘氏讳宝楠，字楚桢，江苏宝应人也。其先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永澄当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传以至于君，世有闻人。曾祖家晟，祖世诜，皆附贡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岁解哦诗，五岁而孤。母乔孺人躬自授经，始，君从父端临先生治汉儒经学，精深有条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继之。君从学五河君，长则请业端临先生。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征刘君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十五年，以优行贡生中式乡试举人，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故洼下，堤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为居民害。君视履堤防，询知疾苦，令甲凡堤工旗丁及民均资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势不出佽助，相为观望，君执法不阿，工赖以济。在县三岁，无水灾。再补元氏县知县，会岁旱，县西北境蝗延袤二十余里，君祷东郊蜡祠，令村保设厂购捕蝗，争投阬井，或抱禾死，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县知县，值东省兵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君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车应差，给以民价，空车减半，民得不扰。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于听讼，官文安日，审结积案千四百余事。每鸡初鸣，烛入嘬食少许，兴坐堂皇，两造既备，当时研鞫，事无巨细，均令具结，口授结状，或予纸笔，当堂收结，毋许吏胥搀言，凡涉亲故族属讼者，谕以睦恤，概令解释，讼狱既简，吏多去籍归耕，曹舍昼闭，或赁与人为书画肆，于是远近翕然，著循良称。咸丰五年九月寝疾卒。先没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归葬宝应城北之黄塍沟，乡人私谥曰孝献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书有《释谷》四卷、《汉石例》六卷、《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愈愚录》及诗文若干卷。又裒辑先世遗言为《清芬集》十卷、《宝应文征》百余卷。尝病《论语》皇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近世诸家及宋人长义，为《正义》一书，未卒业，命子恭冕成之。君内行严整，步立笑言，皆有矩矱。乡人士望之，以为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饮烟者，必痛惩之，至禁绝乃已。与人交，和敬以诚，不事谐谑。居恒不为耳语，谓其近知故险汙之行。其学不坚持门户。于河漕、盐策大政洞悉本末，尝言河淮当分，河流湍急，足以刷沙，且免灌倒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转般之法，于河北别雇民船，或用旧存粮筏，数年之后重艘有朽败者不复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说。君没十四年，望客金陵，与恭冕朝夕承事书局，始得观君遗书，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为传，望不敢当史任，爰述事状一通，俾后传海内先贤者有所稽考。谨状。

梁章钜《退庵笔记》卷十一“旧业堂集”条：《旧业堂集》十卷，明佥都御史凌公海楼撰。公四子，长次两君先公没，公遗稿乃没后孙似祖所辑，时任删订之役者为梁溪沈渊渊，渊渊曾与修州志者也。旧业堂者，公少时读书处也，因以名其集。计文百六十二篇、诗一千五百十一首，可谓富矣。公子姓不繁，集尤罕觏，只公裔凌朴庵家藏一部，甚郑重，不肯假人。余辑《海陵文征诗征》，前后三假于朴庵，得尽读公之诗文。先是，扬州凌晓楼曙求公集甚力，曾托亡友俞召夫致殷勤于朴庵，欲借抄，不许。一日，宝应刘楚桢过余商榷选事，偶敂余曰：“君有《旧业堂集》乎?”余应曰：“有。”楚桢因告余曰：“晓楼梦寐斯集久矣，渠愿出赀，子能为借抄，晓楼感且不朽。”余重以楚桢诿，且喜斯集得晓楼而益彰，遽诺之。凡六阅月而抄成，寄至郡中，晓楼已卧病董子祠，犹力疾校雠，并属其友泾县包慎伯、刘楚桢及其甥真州刘孟瞻文淇，择其文之尤醇雅有关系者，将付之梓，无何，晓楼没，事遂寝。然则人之著述显不显岂不有命哉?晓楼固公裔家世海陵，自其祖鸾始由泰迁郡城，鸾工诗，载《江苏诗征》。晓楼邃于经，著有《凌氏丛书》，皆公之贤子孙。晓楼没，一子甚幼，孟瞻抚而教之。孟瞻经学得舅氏之传，尤工古文，与楚桢至交齐名，今世所称“扬州二刘”者是也。道光丙申正月，楚桢以事来泰，主余家，盖八年不相见矣，长揖慰问外，即启行箧手一书赠余，赫然《旧业堂集》也。楚桢言顷得自郡中书肆，晓楼已没，计非子莫可赠者。余拜受之。余年来购乡先生遗集几备，竟阙此种，今得之，良喜。若楚桢云云，余虽心韪之而不敢当也。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二：宝应刘端临治汉学……与仪征刘孟瞻齐名，称“扬州二刘”，以庚子进士历宰直隶之文安、元氏三河，勤于听讼。文安地故洼下伏，秋水溢为民害，修堤堰以澹灾令三河时值东省官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楚桢以兵多差重，非所堪遣，往通州雇车应差，给以民价，空车减半，民得不扰。孔宥函诗：“四十始释褐，作吏无能工，君岂真拙哉，时不珍黄龚。佐民贷府库，慈惠寡所同。”尝病《论语》皇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近世诸家及宋人长义，为《论语正义》，子叔俛卒成之。孟瞻精研古籍，于左氏致力尤勤，为《左传义疏》。子毓崧、孙寿曾相继赓续，仅至襄公。本朝群经疏义皆有完书，独左氏学三世一经，未能毕业，亦一憾事也。

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叙》：班生有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圣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万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只谓性与天道也。“大义”者，微言之义，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著者，咸见《论语》。窃以先圣存时，诸贤亲承指授，当已属稿，或经先圣笔削，故言特精善。迨后追录言行，勒为此编，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时。先儒谓孔子没后，弟子始共撰述，未尽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著书，于先圣之道多所发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乡党》二篇，多言礼乐制度。汉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礼，又其就《鲁论》，兼考《齐》、《古》而为之注，知其所择善矣。魏人集解，于郑注多所删佚，而伪孔、王肃之说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我朝崇尚实学，经术昌明，诸家说《论语》者彬彬可观，而于疏义之作尚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学于从叔端临公，研精群籍，继而授馆郡城，多识方闻缀学之士，时于毛氏《诗》、郑氏《礼》注皆思有所述录。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营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辅，簿书繁琐，精力亦少就衰，后所阙卷，举畀恭冕，使续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谨事编纂，及咸丰乙卯秋，将卒业，而先君子病足踵，遂以不起，盖知此书之将成而不及见矣。伤哉! 丙辰后，邑中时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惧有遗失，暇日亟将此稿重复审校，手自缮录，盖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述其义例，列于卷首。继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见书谊之，冀少有裨益。是则先君子之所以为学，而陆阮之所受于先君子者，不敢逢也。世有鸿博硕儒，幸不吝言，补其罅漏，正其迷误，践予望之。同治五年岁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谨识。^[2]

刘恭冕《广经室记》：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读书之所，既以所闻思述前业，而旁及百氏，凡周、秦、汉人所述遗文逸礼，皆尝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欲误为一编，以附学官群经之后，而因请于家君为书以膀之，复私为之记曰：今世治经者言《十三经》，尚矣，金坛段若膺先生谓宜益以《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为“廿一经”。嘉兴沈匏庐先生又以“五经”合诸纬书，取周续之之言，为“十经”，若膺先生为之记。冕谓纬书杂出附会，不足拟经，而《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国语》之与《左氏传》相备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逸周书》、《荀子》入焉。《汉书·艺文志》“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此明是百篇之遗，与张霸、枚赜书不同。荀子源出圣学，当时与孟子并称，故太史公以孟、荀合传。《汉书·古今人表》孟、荀同列大贤，《艺文志》孟、荀并列诸子，而《劝学》、《修身》、《礼论》、《乐论》、《大略》、《哀公》诸篇，《大》、《小戴记》并见称述，则信乎为圣门微言大义之所系矣。乃世之论者只以《性恶》、《非十二子》为荀子诟，不知性恶乃感时之激论，家君作《戴筠帆侍御文集序》曾发明之。《非十二子》，《韩诗外传》止有十子，昔人疑子思、孟子乃李斯等所附益，且此亦第言其学之有异于孔而非议其人，此虽小有僻违，究亦何害为大儒耶?此外若《管子·弟子职》与《少仪》相辅，《吕氏春秋》《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多古《乐记》之说，《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则古教耕之法，贾子《容经》、《礼容语下》、《立后义》，则古礼家之说，皆足以羽翼群经，启资来哲。又吕书《月令》、《十二纪》为汉儒集《礼》者所本，涿郡高诱为之注，亦宜别出，与郑注小戴本并行。如是而古经略具，治经之士庶以获所继述云尔。甲寅四月，恭冕记。^[3]

陈立《句溪杂著》卷六《刘楚桢先生论语正义序》：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蹖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嗣楚桢先生成进士，宰畿辅，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经续成之，为若干卷，而楚桢先生旋下世。既从明经假读竟，乃叙而论之曰：汉世《论语》有《齐论》、《鲁论》，篇次小殊，说亦略异。孝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论语》，盖与古《尚书》、逸礼皆有文无说。张禹兼通《齐》、《鲁》，为《张侯论》，而《齐》、《鲁》师法淆。郑康成就《鲁论》第考《齐》、《古》，为之注，而三家师说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为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而去取多乖，义蕴粗略，然师授渊源虽汩没无考，其汉时经师单词只义犹赖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发明，末学肤浅于微言大义既无所窥，于典章、训诂、名物、象数复多盖阙，厥用慨焉。楚桢先生先德本东林耆彦，躬行力践，世守勿替。从父端临公著《论语骈枝》，精深谛确，雅为通人所重。先生少从端临公受学，长益旁搜博览，又得通敏若明经者为之拾遗补阙，继承先业，故其疏《论语》也，章比句栉，疏通知远，萃秦、汉以来迄国朝儒先旧说，表以己意，实事求是，其最有功经训者，如谓有子言礼之用章，是发明《中庸》之说；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于予之义；告子游、子夏问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丽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门弟子之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指所得之简策言。……凡此皆先圣贤之旨，沉霾二千余载，一旦始发其蕴。至《八佾》、《乡党》二篇所说礼制，皆至详确，以视江、孙、邵、郝、焦氏诸疏义，盖有过之无不及已。立于《公羊疏》，勿勿四十年，近甫辑成稿本七十余卷，复橐笔游楚越，疏漏浅谬，卒未核正。岁月如逝，写定无期，追维先哲，悔恧何已。(www.xing528.com)

丁晏《颐志斋文集》卷五《刘念楼诗文集序》：……二君者，匪独其学可重，其性情笃厚，患难之交，始始不渝，可谓死友矣。既而孟瞻甲寅秋殁，楚桢亦于乙卯秋卒于任。是年秋，余自扬返淮，仰荷圣思，释归田里，而二君已不及见矣。(下略)^[4]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宝应学案》：《论语》为孔门师生传道、授业、解惑书，乃儒家最重要之典籍。自经学，如《易》、《诗》、《书》、《礼》诸书儒家化后，儒家之经典虽然丰富，但群经各有来源，与儒家本不相干，乃儒家以本派之见解解经，于是经学有儒家色彩，及汉代经师传经解经，遂使之进一步儒家化，两汉乃儒家之经师时代。但经自经，经解自经解，未免牵强附会，漏洞百出，最显著者为《诗经》，如《国风》乃民歌，儒家化后，民间歌谣变作庙堂经典，千百年来，未发其覆，至宋代，始有新说，本世纪廿年代始，顾颉刚先生之解《诗》，始予以本来面目。但《论语》不然，出自孔门师生问答，遂为后来儒生之生活指南，一字一句，莫不视为“圣训”而不可易者，吾人今日研讨孔子之思想行为，亦以《论语》为主。但时隔两千余年，语言文字之变迁，《齐论》、《鲁论》、《古论》记载之差异，未免有不可索解处，汉代经师守师法家法，以之解经，使经学经师化，宋代理学家解经，又使经学理学化，清代汉学家解经，以训诂解经，朴实可信，是其特点。但《论语》究为传道解惑书，不于儒家思想源流处下手，亦往往南辕北辙。《清史列传》编者于宝楠《论语正义》之赞词，非汉非宋，非朴学精神，非定论也。……通过上述十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文物训诂、典章制度，汉学为长，而有关义理之阐述，则宋儒为先也。刘宝楠之《论语正义》，亦治儒家学说者必备书，以其长于训诂解文义也。^[5]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本，第5648～5649 页。

[2]载《刘恭冕集·广经室文钞》，见《宝应刘氏集》，广陵书社2006 年版，第582～583 页。

[3]载《刘恭冕集·广经室文钞》，见《宝应刘氏集》，广陵书社2006 年版，第575～577 页。

[4]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7 册，第145～146 页。

[5]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六册，第385～4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