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音频媒介的空间再现优化

——以有声读物为例

◎吴福仲

摘要：本文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出发，以有声读物的使用为例，探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听觉媒介如何重构社会空间。研究发现，移动听觉媒介所构筑的知觉空间具有沉浸性、私属性、虚拟性以及流动性，通过区隔、模拟、揭示、拼贴等路径进行空间的再生产。听觉空间的再生产带来了私人领域的再生产，社会交往的再生产，与权力秩序的再生产。笔者借此反思听觉文化在移动互联网的实践形式，指出听觉文化指向一种后现代性的文化，对空间权威、知识权威与话语权威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听觉媒介；空间生产；后现代文化

从留声机、电话、有声电影到广播、电视、随身听、MP3再到移动智能终端……从19世纪开始，听觉媒介随着技术的更迭，也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然而在“视觉转向”的现代文化中，听觉的媒介实践与文化意涵一直未被阐明。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学者开始注意听觉文化复兴的可能性。^[1]移动媒介的听觉传播特性逐渐开始凸显：在“解放双眼”的口号之下，“听书”成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阅读。^[2]随着语音板块开始进驻微信公众号，有声内容也开始成为各大自媒体的必争之地。2015年，全球有声书市场价值超过28亿美元，新书数量达到4.3万种。在国内，有声阅读市场规模也已达16.6亿元。

有声读物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现象，更是听觉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广泛实践。作为一种媒介，有声读物连接文本、人声、音响、听者与外界世界。在社会学领域，“空间”这一概念因为成为社会关系的表征而具有媒介的属性，“媒介”与“空间”的本质共同指向社会关系。^[3]因此，本文将在空间生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移动听觉媒介如何进行空间生产，又如何影响听者与社会互动的关系。

黑格尔指出，“听觉是较视觉远为聪慧的感官”。韦尔施用“持续—消失”“距离—专注”“不动声色—被动性”“个性—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特征描述听觉和视觉的本质差别，并强调：“听觉是最被动的一个感官，我们无以逃脱喧嚣吵闹。”^[4]麦克卢汉“重新部落化”的思考，将听觉作为支撑媒介生态平衡的一个动态的感官点，以此来消解所谓的视觉权威。纯声学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希翁拒绝将声音视为从属地位，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人类听觉的构成性。他指出：“针对声音的考察应只为其自身，而不服务于影像或话语。”^[5]综上，听觉与视觉之间、声音与图像之间显著的类型学差异催促我们重新思考听觉媒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地位和作用。

“空间”这一概念是经典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涂尔干关注到空间的社会属性^[6]。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products），更是一种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包括生产的过程和机制。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与“自然”相对，空间是由人类社会生产而来的，他提出（社会）空间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再现（构想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实际经验的空间）。^[7]吉登斯、布迪厄等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另外，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8]。

从媒介视角探讨空间生产有两大重要分支：分支一，在传播学领域，英尼斯开创的媒介生态学派，考察了媒介技术的演变对时空观念的影响。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描绘了媒介技术如何构建媒介场景，继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分支二，则是由社会学家帕克开创的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研究，直至鲍尔-洛基奇的传播机体论，从社区的生成和维系过程来考察媒介对社会整合的作用机制。^[9][10]

国内学者也逐渐注意到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王斌指出在电子媒介时代，媒介对空间的再生产甚至宣告了空间最初得以产生的基础——地点和距离的死亡。^[11]李彬提出“媒介即关系，传播即建构”，并将空间的再生产机制分为“重组”“模拟”“联想”“赋值”这四种主要类型。^[12]

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论中，空间实践这一维度从人类知觉的角度来探讨空间的构成方式。听觉，作为人类感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其对空间的建构与声音的物质性密不可分。雷蒙德·默里·舍弗尔率先将“声音”与“景观”合二为一，谓之“声音图景”（soundscape），从听觉生态学的视角来探讨听觉构筑的空间形态。希翁指出，“声音物体是发声源与倾听意愿汇合的焦点”。在移动听觉媒介中，声音的物质属性与听觉的接收习惯，构成了听觉实践空间的以下重要特征：

我们听到了什么，即处于什么样的声音空间当中。声音的传输与速率、辐射的范围与强度、音高与频率、振动、衰减与共鸣等物质属性决定了听觉实践空间的形态与样式。在有声读物常见的使用场景——房间里、私家车或是耳机当中，声音与物理空间相互作用，使听者被声音营造的听觉空间所包裹着。就倾听的位置而言，有时会让人生出“位于声音中心”的感觉，这便是听觉经常出现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向心倾向的特征。^[13]在收听有声读物时，文本、人声与音响在这一听觉空间中交互作用，以人的听觉感知为中心，进行沉浸式的传播。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再到“无众传播”的第三媒介时代，移动听觉媒介与沉浸式传播充分融合。这一传播模式把人变为中心，又把人变为媒介。^[14]

与图像不同，当多个声源进入同一物理空间时，必然会产生叠加和交混的情况，不合时宜进入的声音被称为“噪声”。一旦置身于声景之中，收听成了被动的行为。正如韦尔施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有眼睑却没有耳睑，听的时候我们一无防护。”^[15]与“电视”这一家庭共享媒介不同，移动听觉媒介凸显了听觉空间的排他性和隐私性，塑造了相应的社交礼仪和行为规范。收听有声读物的行为，是私人听觉空间的构建过程，这是对公共空间的规避与区隔，也是私人领域的一种象征和提醒。从听觉空间的隐私性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广场舞扰民”“高铁儿童喧闹”“城市噪声污染”等由声音引发的冲突矛盾。听觉空间的无限度扩张实则造成了对他者私属听觉空间的侵犯，即对私人领域的侵犯。

移动听觉媒介跨越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所构筑的是虚拟的比特空间。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的重要性，电子媒介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曾经非常紧密的联系。^[16]听者与被听者不再囿于时空的限制，通过电子媒介的联结，就能置身于同一个听觉空间之中，并且处于共时态之中。无论有声读物的发声者与收听者相距多远，生活经历与社会阶层有何等的差异，当声音在时间维度上依次展开的时候，双方便处于“言说—倾听”的社交关系当中。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时代”的人际口语传播在电子听觉媒介中再度得以实现。^[17]

在英尼斯看来，文字因其在地理空间传播的优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偏向。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空间偏向不再是视觉媒介的专属。得益于移动媒介的便携性与电子听觉文本的可复制性，“流动”已然成为移动听觉媒介的显著特征。收听有声读物已经告别了借助收音机传播的广播时代，iPod、MP3以及智能手机的发明与革新，使得有声读物的收听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无论在耳机里还是在私家车中，听觉文本构筑出一个个流动的听觉空间，与家庭空间、都市空间、公共空间形成嵌合、交错、重叠与区隔的多重互动关系。

空间的生产，即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改造和社会关系的建立；空间的再生产，即对既定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的改造与重构。媒介，既是空间（社会关系）的表征，又是空间（社会关系）的变量，其演变和发展，也成为空间再生产的驱动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有声读物为代表的听觉媒介不仅关乎媒介技术与声音的物理属性，其文本的内容形态、传播方式与接受方式，同样影响着空间的形态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移动听觉媒介的实践，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空间的再生产。

得益于听觉空间的隐私性与沉浸性，音源的远近与强弱从物理属性上便可区分出一个听者之于听觉空间的从属。进入一个特定的听觉空间，则是对其他听觉空间的规避——戴上耳机，或是在私家车中播放，成为将听者的个体知觉与公共知觉体验区隔开的一种策略。在私属的听觉空间中，听者有权选择收听什么，以何种方式收听。

在麦克卢汉所描述的“部落时代”^[18]，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成为人际沟通的主要方式。移动媒介中的听觉空间，正是对人际交往场域的一种模拟。在有声读物的构成要素中，“人声”的核心地位使得人格化的传播特征得以凸显。“人声”在演绎文字脚本的同时，也是对听者的“言说”过程。电子媒介不仅能够传达声音信号，更能传达人声所指涉的情绪和态度，而这正是浅表化的视觉符号不具备的。

欧洲在古登堡革命（The Gutenberg revolution）之前，中世纪的信息生产主要控制在修道院内，僧侣们从事宗教经典的手抄传播。^[19]印刷术的兴起使得教会阶层所掌控的知识空间昭然若揭。另外，文字媒介的阅读门槛也区分了群体的社会化身份。正如梅洛维茨所言，“权威依赖于隐私”。权威阶层正是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达成社会地位与社会空间的分化。而有声读物，揭示了曾经不可见的知识权威阶层的后台空间，更多的文学作品与专业知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普罗大众所接触。有声读物往往将艰涩的文字脚本或知识进行口语化的改造，再一次削减了由文字构筑的阅读壁垒，使得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口语逻辑。

沙费定义了两种倾听模式：“语义”倾听与“源起化”倾听。在有声读物的收听中，听者不仅对听觉信号进行解码，还原其传达的语义内容，同时还会对声音源起信息的可能性迹象产生兴趣：是谁在听筒的那头说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这一对发声者的想象与建构，实则是听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塑造一个隐含的叙事者。这个隐含的叙事者不是声源发出者本人，“他”没有确定的身份和角色，听者可以将其声音形象拼贴给任一个视觉形象。听觉符号与视觉符号的分离，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分离，为空间的拼贴重组提供了可能。倾听、想象与拼贴，正是听者在听觉空间中建构意义的过程。

当媒介介入空间，除了带来知觉空间和想象空间的变迁，同时也指向实际经验空间的变迁；多元空间的再生产，同时也带了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再造。

公共领域总是与国家机构、法律规章、工作和经济界相连接；与之相反，私人领域则表征为个人的、情感的和家庭的领地。^[20]历史造就了公共领域相对于私人领域的优等地位。然而借助移动听觉媒介营造的听觉空间，我们可以从公共领域遁入私人领域，从现实世界遁入拼贴想象的世界，从集体理性转变为个体感性。听觉空间的区隔既是实质的，又是象征的。流动的听觉空间强调了私属领域的个人在场，弱化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在场，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使得每个人既与他人为邻又与他人分隔。

在英国1994年最畅销的有声读物盒式磁带不仅有外语磁带、考试学习辅导磁带等，还有《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和荷马的《伊利亚特》这种“低级小说”（pulp fiction）经典。^[21]于公共广播的听觉空间场域之外，移动听觉媒介呈现出显著的私属化倾向：在有声读物平台懒人听书上，从人文历史到情感节目，从现代言情到玄幻奇幻，分众化的兴趣结构得以彰显与满足，私属化的倾听得以实现。在私属的听觉空间中，听者有能力也有权利管控自己的听觉趣味、听觉想象、情绪流露以及后台角色。钱伯斯将这一趋势称为“对公共领域的驯化”^[22]，一部分批评者认为私属化的倾听也正在导致个性化和四分五裂，侵蚀公众生活。

事实上，移动听觉媒介使听者将自己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私人兴趣与公共兴趣区隔开。这样一方面挑战了原有的、既定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听者也在自己的私属听觉空间中重构社会交往，社群的组织形式也由此发生转变。

电子媒介对于空间的揭示、重组和融合，使得陌生人得以在同一个听觉空间实现共时态的社会在场，正是这种在场使得移动听觉媒介具有陪伴、助眠、抚慰等社会功能。社会交往的形式不再单纯依赖于地缘或者亲缘而展开，收听有声读物就如同倾听一个远方的朋友，这个朋友知晓你的兴趣，懂得你的情绪，为你传达知识与信息，在你的私属空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移动媒介的听觉空间中，听者重塑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空间是虚拟的，但社交则是真实的。

而这种社会支持的感知则是听觉媒介所独有的，在以“图际”取代“人际”的社交语境中^[23]，听觉媒介则是对“部落时代”面对面人际交往的模拟、再现与呼唤。哈夫洛克提醒：“生物学上，我们毕竟是口语动物，我们的基因是为口语而设定的。”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也指出，“口语立足于语境，而这语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时间与社会性的”。从视觉空间转向听觉空间，正是从拟态声音到自然声音、从拟态感官到自然感官、从拟态场地到自然场地的转变。^[24]

同处在一个听觉空间之中，谁在说话，谁在倾听——听者与被听者的互动关系，实则是权力秩序的隐喻。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政治化的社会产物，移动听觉媒介对于空间的再生产，本质上则是对听觉权力秩序的颠覆。

谢弗注意到都市“声音景观”（soundscape）中的“喧嚣”和“听觉污染”的问题，现代都市文明正是通过这种整齐划一的“人工”听觉空间对工业霸权进行复制，并通过听觉空间将这种权力秩序加诸每一个个体无可逃脱的听觉体验中，在都市声景中，正是对城市空间秩序的被动接受。通过区隔和私人领域的再生产，听觉权力单位被切分成更为细分的小单元，并在私属的领域中进行自主的意义生产。由此，移动听觉媒介对既定的都市空间权威和空间秩序构成了挑战。

在有声读物的传播中，信息和知识流动的秩序也得以改变。曾经垄断的知识信息不再是文化阶层和权威阶层的专属，以知识传播为核心的有声读物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消费主流。有声读物平台搭建的是知识信息共享的平台，且日益呈现出更加细分化的垂直内容。传达知识的自媒体人，不再是权威知识的垄断角色，而成为文本信息的“代读者”，从听者所需出发，以听者为中心进行传播。由此，以有声读物为代表的移动听觉媒介，构筑了网络化的信息权力空间，对既定的知识权威构成了挑战。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听觉媒介不仅仅是单向广播的媒介，在有声读物平台上，更为使用者提供了上传音频进行分享的可能。听者既是有声读物的消费者，又是有声读物的生产者，发声与表达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大量UGC的音频内容使得使用者的经验、观点与情绪得以传播，这一过程正是从“倾听”这一被动权力角色到“言说”这一主动权力角色的颠覆性转变。由此，以有声读物为代表的听觉媒介，对既定的话语权威和话语秩序构成了挑战。(www.xing528.com)

本文在空间理论的视角下，以有声读物为例，对移动听觉媒介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探讨。笔者将有声读物中的文本内容、人声、音响以及传播技术等都视为“媒介”，探讨其社会空间的建构作用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研究发现，移动听觉媒介所构筑的听觉空间具有沉浸性、私属性、虚拟性以及流动性等特征。在前人提出的媒介之于空间的四种再生产路径：“重组”“模拟”“联想”“赋值”之外，笔者发现，听觉媒介还通过“区隔”“揭示”“拼贴”等路径进行空间的再生产，丰富了媒介之于空间建构作用的多维思考。空间的再生产，即社会关系的再调整，移动听觉媒介使得私人领域得以凸显，社会交往得以变革，权力秩序得以颠覆。宏观来看，听觉媒介通过对每一位使用者进行“赋权”，又以每一位使用者为媒介，对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再造。

从移动听觉媒介的空间生产理论建构回到现实语境，有声读物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即获取私属领域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与意义空间。人们在收听有声读物的过程中，实则也在进行社会交往，获得进一步的社会支持。我们可以借此反思“移动和社交时代的孤独”这一重要命题，有声读物之所以在文化实践中能发挥陪伴、安抚、治愈等重要功能，首先得益于移动听觉媒介构筑的私属空间，倾听的过程无须言说，无须扮演，听者的后台角色和情绪流露得以呈现，在公共领域所累积的社会压力也得以疏解和释放。然后，听觉空间对人际传播场域的模拟使得情绪的流动成为可能，和听者进行互动的，不是被抽离了的视觉符号，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附着于听觉符号上的人格化特征和人格化表达。最后，在听觉空间中的听觉中心体验与话语权力的反客为主，实则赋予了听者在听觉空间中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当听者从权力的弱势地位转为权力的宰制性地位，在空间秩序中，也将获得更富安全感的体验。由此，当我们希冀移动媒介和社交媒介能够缓解孤独感而非制造孤独感时，除了创造连接之外，更要注重连接的形态、连接的媒介、连接的质量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借助移动听觉媒介对空间的再生产，我们必须重思听觉文化。与视觉构筑的现代性文化不同，听觉文化指向的是一种反形式的、游戏的、参与的、弥散的、能指的、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文化^[25]——它批判在场，批判本源，批判统一。而这一后现代文化的改变，正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1] 隋欣.新媒介环境听觉文化复兴的可能[J].当代传播，2016（4）：45-47.

[2] 张鹏，王铮.“听书”形态的起源、发展与趋势——兼论图书馆面对新型音频资源的应对策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3）：8-12.

[3]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38-42.

[4] 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82-185.

[5] 希翁.声音[M].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0.

[6]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7]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Blackwell：Oxford.1991：184.

[8] 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34-48.

[9] JANOWITZ M.The community press in an urban setting[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10] STAMM K.Newspaper use and community ties：toward a dynamic theory[M].New York：Ablex Publishing，1985.

[11] 王斌.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38-42.

[12]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38-40.

[13] 希翁.声音[M].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

[14] 李沁，熊澄宇.沉浸传播与“第三媒介时代”[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34-43.

[15] 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82-185.

[16]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6.

[17]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64.

[18]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64.

[19] 王斌.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58-67.

[20] 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M].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1

[21] 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M].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2.

[22] 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M].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0.

[23] 唐宏峰，尹倩文.自拍、朋友圈与表情包——网络图像的政治[J].文学与文化，2017（1）：46-56.

[24] 王亦高，吉娜.自然与拟态：试谈听觉传播视角下的手机媒介[J].现代传播，2017（1）：107-110.

[25]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