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探索听觉文化的价值

——兼论视觉文化主导下有声读物的生存与发展

◎高贵武 周宇博

摘要：在当前纷繁嘈杂的社会环境下，以有声读物为代表的听觉文化产品因为蕴含着早期口口相传社会的丰富而强大的生命力，正在用一种古老而深刻的力量，以一种毫无攻击性但自始至终默默陪伴的姿态，直击听众内心，成为当前社会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

关键词：声音；听觉文化；有声读物

在人类发展早期，听觉对于人类的生存、社交以及文化的形成、传播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在文字出现前，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听觉是个人连接自然与社会最主要的通道。此时，耳是获取知识、进行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实现人际交流、处理社会事务的主要器官，甚至是用于交通神灵的主要器官。在无文字时代，人们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记录历史、传播知识的。这时的文化，是听觉范式优先的文化。^[1]

在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学诗篇《荷马史诗》就是通过盲人荷马之口慢慢流传开来的。当时主要的文化传播者被称为“游吟诗人”，一个“吟”字足以说明口耳相传在那个年代文化交流中的分量。同时，古希腊很多文化形式的发展都高度依附于听觉这一器官，比如闻名于世的古希腊悲剧正是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庆典活动中合唱歌队伴奏。

在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的《诗经》中，拟声词是重要的组成元素。《诗经》305篇中，有拟声词者占53篇之多，是将近1/6的数目。仔细听来，有水声、虫声、鸟声、风声、玉声、金铁之音、劳作之音、车马之音、钟鼓之音等不一而足。从结构上看，拟声词有置于句首起比兴作用的，有放在句中描摹环境的，有具体用来表情达意的。声音的摹写使得场面或宏大或细腻，音调或婉转或铿锵，节奏或舒缓或急促。给人带来全方位的感官享受，其可悦人耳目，畅人心意，怡人神志；展现出一首规模宏大的交响乐，反映着先民们的悲欢离合，生息劳作。^[2]

由此可见，“声音”这个元素以及其造就的听觉文化价值是口口相传时代的文化基础，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然而这种“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并没有持续至今，当前显然是视觉狂欢的时代，视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形式。

说到听觉，必然要提到与之密不可分的另一感觉——视觉。正如中国文字中“耳聪目明”“闭目塞听”等成语所彰显的那样，即便是在人类发展早期，听觉和视觉总是同时存在且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听觉和视觉的协调也被认为是人们融入社会的关键因素。黑格尔指出，在人类的所有感觉中，视觉和听觉最终成为人类最主要的审美来源，视觉产生了图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听觉产生了音乐艺术。语言通过听觉来完成交流，又有视觉的形象表征作为基础。视觉取消了人与外界世界的距离深度，一切都以主体的三维的空间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3]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来看，视觉都被认为是比听觉更加可靠的信息渠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4]在西方传统的主流话语中，视觉被认为是人们认知事物、形成观点最主要的途径，“view”同时兼具“风景”和“看法”两个含义；“idea”本意为事物的外观，后被演绎为“理念、观念”之意。

中国文化中也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传统。同时，整个汉字体系的表意功能主要依赖于视觉形成，从甲骨文开始，汉字都是从图形中演绎而来的，随后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汉字依然或多或少保留着象形文字的特征。一个新观念出现，通常需要造一个新字来表达，所以汉字从许慎《说文解字》中的9，000多个，历代递增至民国初年《中华大字典》中的48，000多个。与此同时，汉字仅有436个音节。因为音节少，古汉字便以变调（四声，再分上下而成八声）来增加其区别功能。^[5]

尽管视觉文化在认知的强度上一开始就领先于听觉，无论是铸造在各种器皿上的形象，还是神庙和祠堂中的图画以及由石匠打造的石像，都更生动、准确、形象、清晰地记录了时代的文化面貌，但是视觉化产品的高成本和不便利带来的传播劣势让其在数十万年中并没有成为压倒性的文化范式。直到15世纪中期，德国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使得“文字”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视觉化产品传播的便利性和成本都得到大大改善。人类使用眼睛“看”的作用被强化，对听觉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视觉至上的时代逐渐到来。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明确指出，“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到眼睛占支配地位而非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中去”。^[6]

印刷术的普及让文字代替话语成为文化的基础，并带来了文化的普及。印刷术之后，一连串的技术进步进一步打破了视觉文化传播的桎梏，大大加快了视觉文化主宰世界的步伐。电报的发明，让图片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电视的出现，则直接击碎了人类固有的时空，使人们只需要通过一块小小的电视屏幕就可以看到探险家长途跋涉到达的未知领域。视觉文化跟随着全球化的步伐遍布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随着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范式，听觉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挤压，直到呈现出被漠视、被压抑的状态。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听觉文化至少延续了十万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听觉文化在多个时空、多种场合都代表着一种仪式感。

从语言学资料来看，在上古中国人的心目中，耳有三个重要功能：其一是交流的器官，可以沟通外界事物；其二是思想的器官，可以获取知识；其三是处理社会事务的器官，可以辨别是非。比如“聪”字，表善听。此字的原型是“悤”，而古“悤”字在“心”形的上口加点或短竖，表明“聪”的本意是说耳有孔窍连于心，心耳之间可以通彻。^[7]

更为重要的是，耳还进入精神世界，成为沟通神灵的重要渠道。有学者指出，从古文字资料看，早在殷商以前，“圣”便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用耳——非常之人的用耳。通过长期的神圣生活，“圣”由人们心目中通达神明的人，变成各种崇高事物的象征。在战国以后的话语体系中，“圣”字依然保留了对耳崇拜的痕迹。东亚的一些族群有相近的仪式习惯，即在夜间交通神灵。正是通过这类仪式，上古中国人建立了以“风”“气”概念为核心的听觉知识系统——对作用于人耳而非作用于眼睛的事物建立了体系性的认识。中国早期知识史上，于是出现了听觉知识系统与视觉知识系统的双峰对峙。^[8]

古代社会的编钟，除了有音乐方面的作用外，更是皇家仪式典礼中的庄严代表。即便是到了近代，民国时期的留声机、“文革”时的广播大喇叭等都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听觉标志。听觉文化成为一个集体、一个部落乃至一个民族的期待甚至信仰，人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听”上。

在西方文化中亦是如此。中世纪西方宗教文化中所有神职人员一起唱歌是宗教文化重要的议程化设置。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对“钟”严格控制，钟代表着一个集体，钟声必须在其所在地域边界内的任何地方都能被听到；一旦行政地图改变，钟必须被卸下来挂在另一个教堂的钟楼里。

然而到了现代，有仪式感的声音在中西方都开始退潮。一方面，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马路上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施工现场或拆或建的嘈杂声、大街上小商贩们做生意的吆喝声、广场上大妈们播放舞曲的音响声……现实生活中分分秒秒都充斥着各种各样喧闹的声音，且混杂聚集在一起。在城市，声音甚至成为不受欢迎的要素。

另一方面，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伴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自然的天籁之音被屏蔽在外，泉水潺潺、流水哗哗、北风呼啸、小雨沙沙、喜鹊喳喳、莺声呖呖都只能通过电子媒介去了解，对自然律动、花鸟鱼虫的真实倾听变得十分困难。辛弃疾描绘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种享受自然的天籁之声已经变成奢侈。正如听觉生态学倡导者Schafer所说：“单个的听觉信号在过度密集的声音群中变得模糊。清晰的声音——雪中的脚步，回荡在溪谷中的教堂钟声以及某个动物穿行在灌丛的声音——都被宽频噪音掩盖。声音的景深消失了……”^[9]

即使是在视觉文化为主导的情况下，听觉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完全被人忘记。针对1922年美国新闻学家李普曼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舆论的形成主要依靠视觉而非听觉，公众通过看报纸便可形成公共舆论”这一观点，同时期的哲学家杜威与其进行了长期争论。杜威认为，舆论的形成主要靠语言之间的交流，而非文字的情景再现，听觉文化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更加重要。文字不如谈话能更好地传递信息，报纸上的文字只是“自言自语”（Soliloquy），而自言自语是一种断裂的、有缺陷的思想，自然不利于信息的传播与舆论的形成。所以，杜威认为，“耳朵与耳朵之间（那是带着重要而外向的思想和情感的耳朵）的联系远比眼睛与眼睛之间来的接近且多样化”^[10]。

1997年，德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一书中提出了走向听觉文化的观点。他指出：“视觉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产物，19世纪是它的巅峰时期，往上则可以直溯至古代希腊。比较来看，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11]

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人文科学不应沉溺于视觉盛宴中，呼吁转向听觉，但并不是要将耳朵作为“最主要的感官”，而是倡导一种多感官疏通的认识方式，如米歇尔·布尔在《听觉文化读本》中所说的那样：“只是想借用向声音转移的机会来获得用耳朵思考的可能。”^[12]2015年，国内第一次以听觉文化为主题的“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旨在探讨如何认识和应对理论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视听失衡，推动听觉文化回归本身应有的地位。随后，国内外学者对听觉文化在文学、美学、音乐、文化产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

总体而言，声音塑造的听觉文化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核心价值：

相对于人的各种器官，耳朵是最开放的。眼睛可以轻易地关闭，选择不再观看世界；即便是眼睛睁开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观看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物体或者某一件事情；同时，视觉给大脑提供了辨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大脑可以理性分析出视觉所及的信息。因此，眼睛让人类成为世界的主人，极具主观能动性地选择接收信息并理解信息。但也是这种能动性，让视觉空间变得缺乏想象和惊喜。

耳朵不同，耳朵很难随意阻挡外界的声音，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耳朵也很难实现在纷杂的声音中锁定倾听某一个特定的声音；即便是入耳的声音，除了重复收听录音以外，大多数声音都是转瞬即逝的，这就使得大脑无法理性分析声音，更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耳朵自始至终的开放性，且没有焦点、没有方向、没有边缘的包容性，无法停留、无法存储的动态性，让听觉空间充满了想象和感性色彩。它无所谓时间、地域及倾听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认识水平，人们可以在倾听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天马行空地感受声音背后的信息，并在大脑中塑造一个神奇的、自由驰骋的多维空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声”临其境。

一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听到任何一个方向、任何距离以外传来的声音……而眼睛却是有限的、定向的，在任何时刻都被局限在远远小于听觉世界的一半的范围以内。耳朵是包罗万象的，对无限范围内产生的任何声音都始终是敏感的……声音的基本特征是……它充满空间。”

“听”和“说”一般都是自然而然连在一起的两个动作，“听”天然就更带有交流性。这种交流性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来看，正如杜威所说，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听”则更带有情感性，能够让人际交往更加畅通和贴近。

当前，“全民焦虑”的社会现实使得情感的作用更加凸显，而耳朵从本性上来说是感性的感官，拥有独特的魅力。一方面，相较于冰冷的文字、图像等视觉信息，声音可以给人“陪伴”的感觉，具有深度介入的力量，可以实现个人的情感寄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通过广播这个听觉媒体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其在谈话中热情、乐观的情绪为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民众带去了希望和信心；同时，随和、亲切的语言给倾听者搭建了一座顺畅沟通的桥梁。当下，定位于心灵沟通的谈话类声音节目同样深受大众欢迎，如黑龙江电台的《叶文有话要说》、江苏电台的《今晚我是你的DJ》、上海电台的《越夜越动听》等。声音的温度产生的对话感、亲密感是音频故事讲述吸引听众的根本原因。NPR播客Serial（苹果iTunes历史上最快达到500万下载量的播客）的制作人Ira Glass表示，人们在情感上与广播的深入联系超过其他媒介，播客更好地体现了这种听众与故事讲述者之间的情感联系。^[13]麦克卢汉对典型的声音媒介广播也有如下描述，“收音机的域下深处饱含着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那种响亮的回声。它是广播这种媒介的性质本身的特征，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14]。

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现实的困惑时，需要一个倾诉的渠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特点使得纯声音的交流具有更高的自由度，更容易建立相对私密的交流空间，既能实现交流的对话感又能避免见面的尴尬。

与此同时，听的情感性还体现在其伴随的特点上。快节奏的生活使大众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稀缺，对很多人而言，大段空闲时间已不复存在。听觉文化产品因其伴随的属性，可以解放人的眼睛和双手，使人在伴随状态下进入多任务运行模式。无论身处室内或是户外，状态静止或是行走，心情悠闲或是紧张，人们都可以流动收听、伴随收听且兼为他事。听觉产品就像老朋友一样，始终陪伴在人们身边，忠实地和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进行交流。

在广播的发展历程中，“车轮子拯救了广播”就是因为广播作为声音媒体具有伴随性优势。车载环境下，私家车车主并非一定是因为喜爱音频产品，而是声音媒体的伴随性让私家车车主有种和音频产品交流的感觉，打破开车过程中的单调和烦躁。

听觉文化因其想象力和交流性两大核心价值在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更是呼唤听觉文化觉醒，使生活走向“诗意的栖居”。

20世纪70年代，基于电视技术的发展，视觉文化开始进入音乐这一直由听觉主宰的领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音乐录影带的出现。1975年，人类历史上首部音乐录影带——女王乐队（Queen）的《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被搬上电视荧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惊人的商业价值很快为投资人所瞩目，随着资本和人才的涌入，音乐录影带以工业化的流程被不断生产出来。(www.xing528.com)

然而面对不断跳动的画面、极富感染力但缺乏逻辑和连贯性的镜头，批评者认为，这种强迫式、浸泡式的精神灌输是在欣赏者完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的。但是那种虚幻的美丽，如泡沫转瞬即逝，充斥着我们感官的只是一种心绪和无谓的接收，剩下的只有孤独和虚幻。从这个角度来看，MV显然已经瓦解了音乐的凝聚力，没有了音乐最初的深度、想象、哲理可言。而如生命般流淌的音乐旋律已被虚幻的影音碎片取代，在这个跳跃虚拟的后现代时空中，人们体味的只是游戏的快乐和消费审美的放纵。这种过分依赖感官刺激来理解艺术的方式，不能不说是人类意识行为的倒退和悲伤。^[15]

正如上文描述，视觉文化在当今被打上了“霸权主义”的标签，其一统天下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于人类的伤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第一，视觉文化垄断的负面效果体现为其无处不在的空间特点，导致我们正处于一个视觉极度膨胀的非常时代，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视觉富裕过剩的非常时期，一个我们无从逃避只能走向灾难的非常年代。越来越多的近视现象仿佛是一个征兆，标志着人们正在遭遇空前的视觉“逼促”。从广告形象到影视节目，从印刷图片到服饰美容，从互联网图像传输到家庭装修，甚至医院里的透视、CT、核磁共振图像，我们的眼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一方面是越来越挑剔的视觉索求，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视觉负担。^[16]

第二，视觉文化垄断的负面效果表现为其娱乐性的趋向。一如尼尔·波兹曼所提，视觉文化对连续性思维的消解以及娱乐性的趋向：源于电报和摄影技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信息唯一的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17]

第三，视觉文化垄断的负面效果导致人们被技术理性所束缚。现代视觉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各种现代技术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现代技术的背后都有一个工具理性或者说技术理性的阴影笼罩着。换句话说，视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文化束缚的同时，又掉入了技术理性为之设下的陷阱。视觉文化缺少一种超感性的精神维度。视觉文化满足于对感性形象的观赏和享乐，这种反理性主义取向使得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绝对的反本质主义。视觉文化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下所能观赏到的视觉图像才是真实的，它的背后没有什么本质和意义，这种观念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意义的虚无主义或者说是浮泛主义。^[18]

面对视觉文化垄断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推动听觉文化回归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因为相比于视觉文化的狭隘和专断，唯有听觉与世界交流的态度，听觉的开放和接纳带来的听觉文化开放、共生与包容的精神可以改变这一困境。

听觉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其中，音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是听觉文化的突出体现。无论是人声歌唱、吟咏，还是乐器打击、演奏，以各种方式营造的听觉文化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倾听自然之美。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中“第二乐章有流水潺潺，有鸟儿啾啾。谐谑曲乐章是村民欢聚，表现民间生活的热闹，但接着被一场暴风雨打断。低音弦乐器造成雷声般的轰鸣，风声则在短笛的音区呼啸而过。等到雨过天晴，一切都豁然开朗。牧人怀着感恩的心情吹起牧笛，赞美太阳和大自然生灵的蓬勃茁壮”^[19]。这种纯用声音的形式表达出的自然之美，用听觉美感打造出的独特审美空间，带给人的无限想象空间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熟知的著名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曾被用摄影、舞台剧、雕塑、电影等多种视觉化表现手段呈现在人们眼前，但都不能深入地传递出其中的奥妙。直到20世纪50年代，用广播剧的方式演绎的《皇帝的新装》大受欢迎，其制胜秘诀便是完全利用声音的优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驰骋的想象空间，从而让听众将这部经典作品领会得入木三分。这种想象空间在当前一切都被“程序化”的年代变得更加稀缺。

不仅如此，在当前新的传媒生态下，听觉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方式和更加便利的获取渠道。伴随着听觉设备的更新换代、听觉技术的创新更迭，听觉文化产品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2015年11月在北京和西安两城市开展调查（有效样本2，000个），数据显示，在自然人口中，64.24%的被访者近期有音频节目收听行为。纯声音的介质内容独立于纯视觉与视听结合的介质之外，拥有较大的用户市场。而且，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蜻蜓FM、喜马拉雅这类移动电台App大量涌现且用户规模日益扩大。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2017中国移动电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移动电台整体用户规模达2.26亿，至2019年中国移动电台用户规模预计将超过3亿。^[20]甚至付费音频也受到了大量用户的拥簇，2016年6月6日，马东带着《奇葩说》团队在喜马拉雅上线了一档付费音频《好好说话》，198元的课程，当天卖出25，000多套，收益500万。^[21]

在当前纷繁嘈杂的社会环境下，以有声读物为代表的听觉文化产品因为蕴含着早期口口相传社会的丰富而强大的生命力，正在用一种古老而深刻的力量，以一种毫无攻击性但自始至终默默陪伴的姿态，重新焕发新机，直击人们内心，成为当前社会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

麦克卢汉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将人类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三个时代的媒介传播方式依次偏重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其中，口语传播依赖于听觉，文字传播依赖于视觉，电子传播带来了听觉的回归。相对于文字时代单调的视觉主导空间来说，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归。没有听觉的加入，单靠视觉很难实现由电磁波造就的虚拟“现场”交流。这时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面对面”的起点，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听觉空间的时代。^[22]一如麦克卢汉所说，电子时代单靠视觉或者单靠听觉都很难完成虚拟现场交流。作为人的两个重要的文化感觉，听觉和视觉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构成完整圆满之美。当然，对听觉文化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视觉文化，未来两种文化应该互相补充、并重发展。

（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视听传播系主任；周宇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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