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布·马哈福兹在中国的重要访问

纳吉布·马哈福兹（又名迈哈福兹，1912—2006），是埃及现当代著名的作家，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消息初播之时，马哈福兹正在午睡，夫人听到广播后喜出望外，急忙唤醒他。睡意蒙胧的马哈福兹不以为然，只说了一句“不会的”，便又入睡。其夫人听到电台反复播送就又将马哈福兹唤醒，随后电话不断打来，直至共和国总理也向他表示祝贺，他才相信自己真的获奖了。随之他高兴地说：“阿拉伯国家也应该有件喜事了。”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对他自己来说有些意外，但对广大的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者来说，却是意料之中的事。正如曾在埃及开罗大学进修的中国阿拉伯文学专家晏如在《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一文中所说：“1986年夏，在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举行的年会上，与会者们认为马哈福兹先生应该得奖，并且借用德国东方学者们的话加强自己的论断：‘如果马哈福兹是德国人，我们早就把他推上诺贝尔文学宝座了。’就在这次年会上，与会者提交了许多篇关于这位大师的研究论文；与此同时，该大师的若干部重要作品的中译本也已问世了。由此可见，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们仍是有眼光的，而译者们也颇有鉴赏能力。”^[9]

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哈福兹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中国出版界对其作品的译介即已开始，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达到高潮。其原因恰如埃及诸多评论家论及的：“纳吉布所写的一切，都与埃及大地上的历史、人及其未来密切相关，他的创作是一种高层次上的‘政治文学’。”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着重“描写特定的思想和感觉，以细节为手段。”而在艺术上也如埃及评论界公认的，“纳吉布·迈哈福兹是阿拉伯小说家中最讲究构思布局的一位。”^[10]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深深植根于埃及这块丰富的土地，表现了埃及历史的凝重内涵，以及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精神，并被作家巧妙地结构于一体，才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了跨越语言、文化、国家等界限的艺术魅力。

1984年，马哈福兹重要的长篇小说《平民史诗》的译本问世。这部由李唯中、关偁翻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是马哈福兹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在该译本的“作者介绍”中指出：“《平民史诗》是一部传奇式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埃及平民为争取社会公正和生活幸福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反映了作家为追求理想世界而进行的探索。”最后还介绍说：“纳吉布·迈哈福兹的作品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笔触幽默细致，曾多次荣获国家表彰奖。”同年，花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唯中、关偁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尼罗河畔的悲剧》（原名为《始与末》）。

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著名阿拉伯文学家郅溥浩翻译的长篇小说《梅格达胡同》，译者在“译者后记”中评析说：“《梅格达胡同》出版于一九四七年，是迈哈福兹一部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罗一条胡同里发生的事。”“作者笔下梅格达胡同里那些可爱、可怜、可悲的居民，全在这变化多端、光怪陆离的生活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寓政治社会问题于风俗民情之中，正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小说结构紧凑、布局严谨，尤其对人物的刻画，更是神形逼肖，各具特色，表现出作者巨大的艺术和语言功力。”在“译者后记”的最后，译者指出：“迈哈福兹的作品已经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受到世界各国文学界的重视，并为许多学者所研究。他的小说在埃及曾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和戏剧。曾在我国上演的《咖啡馆》便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孟凯翻译的马哈福兹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的遗嘱》。在这部原名为《命运的嘲弄》的小说中，古埃及胡服法老为了儿子能继承王位，欲杀害被魔术师预言要当国王的男婴达达夫，结果误杀他婴。达达夫长大后作战有功，法老将女儿嫁给他，并指定达达夫继承王位。小说构思奇巧，引人入胜。

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凯、李唯中、李振中译出的马哈福兹的长篇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每一部都以阿卜杜·贾瓦德三代人各自居住的街区为书名。第一步《宫间街》是这个家庭第一代人所居住的旧街道名。第二部《思宫街》是第二代长子亚辛居住的街名。第三部《甘露街》是大女儿海迪杰一家居住的街名。三部曲主要以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从1919年革命前夕到1952年革命前夕的生活演变史，反映埃及社会由近现代向现代演变的历史巨变。译者在《宫间街》中译本“译者序言”中评价道：“尽管他已经创作了四十多部作品，但是他在大约三十年前发表的《三部曲》却仍然是他小说创作的顶峰，也是阿拉伯小说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文学评论家和外国的东方学家热情地赞颂《三部曲》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它在阿拉伯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称它为“整个小说这一流派（指现实主义流派——笔者）的顶峰”，开始了“阿拉伯文学的新时期”。^[11]正是如此，《三部曲》的三卷在1956年和1957年先后出版后，便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文学界的极大注意，也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所喜爱。

《三部曲》中译本的首卷，有马哈福兹写的《致中国读者》的短文，言简意赅地表达了阿拉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文中写道：“《三部曲》译成中文，委实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而二者之间的对话，却在数千年之后。埃及与中国相比，犹如一个小村之于一个大洲。《三部曲》译成中文，为促进思想交流与提高鉴赏能力提供了良好机会。尽管彼此相距遥远，大小各异，但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于此项译介工作，我感到由衷高兴，谨向译者表示谢意。我希望这种文化交流持续不断，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我们的图书馆占有席位。以期这种相互了解更臻完美。”《三部曲》卷首的这段话不仅表现了以马哈福兹为代表的广大阿拉伯人民想与中国人民进行文学文化交流的迫切愿望，而且使广大中国读者对阿拉伯当代作品和马哈福兹本人更加关注。这从客观上加深了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1991年，《三部曲》的中译本荣获全国首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

1988年，在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对马哈福兹及其作品的译介进入了另一个高潮。198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凯翻译的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名妓与法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松月、陈祥华等翻译的长篇小说《人生的始末》。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是中国第一部马哈福兹的短篇小说集。该译本收集短篇小说25篇。译者有齐明敏、李建文、高有祯、崔隽、葛铁英、陆伯渠等，人数众多，说明了阿拉伯文学翻译者后继有人的新气象。译本卷首有著名评论家刘再复所写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不仅属于埃及》，关偁写的《拥抱艺术拥抱人类》两篇文章，由于其内容对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国内和国际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而为译本增色不少。

刘再复在文中以比较文学的观点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与中国作家作品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分析。他说：“纳吉布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因此，他对我们来说，更有亲近之感。而且，他的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教授曾对我说，纳吉布笔下的现实和巴金笔下的现实与风情很相近，有的作品，只要把人名、地名一换，我们简直难以分清是巴金的还是纳吉布的。现在，华夏出版社及时地编选出版纳吉布的作品，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鉴赏水平高的读者的欢迎。细心的读者也许还会看到纳吉布所展示的世界和所表露的情感，除了与我国作家的相似之处，还有微妙相异处。”刘再复这种用比较的方法对埃及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勾画，对中国读者来讲，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关偁的《拥抱艺术拥抱人类》一文，简明扼要地评价了马哈福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成就，肯定这是他的小说在世界上广有影响的原因。他认为：“在现代阿拉伯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他（马哈福兹）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同其他阿拉伯作家共同努力，将阿拉伯小说的写作技巧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就纳吉布本人的艺术成就而言，这是他融汇阿拉伯悠久的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在艺术手法上，他（马哈福兹）使用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理念小说和意识流等，更多的时候是将两种或几种手法交替使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大胆引进、仔细消化和彻底改造外国创作手法上，他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不时受到批判家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恶意的尖刻的批评。但他了解自己的路，不断探索和革新。他从不单纯模仿某一流派，也不受荣誉和物质享受的干扰，只是在艺术上苦行修道。正因为如此，他受到阿拉伯世界内外读者的喜爱、尊重和高度评价。”关偁的马哈福兹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比以往的译本序中的简单译介要深入、全面得多。

199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由谢轶荣等人翻译的《续天方夜谭》一书（原题为《千夜之夜》）。由于《一千零一夜》在中国有家喻户晓的知名度，中国读者对马哈福兹这个具有独特审美情趣的《一千零一夜》的改写本，格外关注，表现出很高热情。

同年，和马哈福兹保持着良好个人关系的中国学者关偁又翻译了《街魂》（原题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被漓江出版社收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发行。这部长篇小说在埃及发表后，因为书中开明的宗教观，而遭到查禁。10年以后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版单行本。此书中译本的正文之后附有《授奖辞》《受奖演说》和作者本人的《生平年表》，这些珍贵的文字材料极具史料价值。

马哈福兹的其他中篇、长篇小说，如《小偷与狗》《米拉马尔公寓》《卡尔纳克咖啡馆》等的中译本，也先后在《世界文学》等刊物或有关作品集中发表，弥补了单行本的印行方面的不足。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马哈福兹的重要作品，几乎均被译成中文，有的作品如《三部曲》等还出现了复译的另外一种版本，各种译本总数达到近20种。中国阿拉伯翻译家、学者还当面对马哈福兹先生说：“我要在中国编辑出版您的作品全集！”他欣喜异常，连声道谢。^[12]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每次召开学术研讨会，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作品都是讨论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会还曾于1988年11月召开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及其创作”的报告会，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相继发表在《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阿拉伯世界》等各种学术刊物和杂志上。如潘定宇的《埃及人民的骄傲——纳吉布·马哈福兹》、谢轶荣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道路的转折——〈新开罗〉》、李琛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与埃及电影》、郭黎的《对埃及当前改革的理性深思与艺术表现——纳吉布·迈哈福兹‘顶峰上的人们’浅析及其他》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研究这位大作家的广度和力度。

毫无疑问，纳吉布·马哈福兹已经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当代阿拉伯作家。(www.xing528.com)

【注释】

[1]本文是“首届埃及语言与文化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收入会议论文集。载于拙著《丝路驿花》“中阿书缘余韵悠长”“流向黄河的尼罗河水——埃及作家作品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3]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东方文学专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东方文学专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页。

[6]《阿拉伯世界》1984年2期，第33页。

[7]［埃及］塔哈·侯赛因著，白水、志茹译，仲跻昆校：《鹬鸟声声》，中国盲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8]《阿拉伯世界》1985年2期，第126页。《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第15页。

[9]《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一期，第15页。

[10]所引均见《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4期，第105页，106页，116页。

[11]［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著，朱凯、李唯中、李振中合译：《宫间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第1页。

[12]参见《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