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禅趣的朝韩汉诗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多妙悟、顿悟，绝少烟火，而洋溢着一派山林、田园蔬笋的清新之气。尽管佛祖释迦牟尼一生并未号召僧人普遍坐禅，也不提倡佛法与山水、田园有何关联，但是“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这种禅的起源之说还是有了自然的因素。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外尼连禅河畔伽耶的一株毕钵罗树下，坐禅七天七夜达到“觉悟”；悟道之后到贝拿勒斯城外的鹿野苑宣讲佛法，初转法轮，也无一不是在大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只是不格外强调而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禅宗初祖达摩所修大乘禅法认为，修禅最好远离尘嚣，因而他于梁武帝时期（约6世纪前半叶）来中国授法，并不住在洛阳城外的白马寺中，而是远遁隐居在嵩山少林寺。达摩之后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甚至包括神秀在内，基本上都提倡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空山静坐，以求大彻大悟。
禅宗所谓人人皆有悟性，与诗家所说“人性中皆有悟”[4]有相通之处。他们将心中所悟之意外化为诗，由禅家的不立文字，到诗家的大立文字，见自然山水之景，悟禅佛之道，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于是山水诗就成了他们表现“悟”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在玄言诗为山水诗所取代的晋宋时代，正是佛教日隆之时，禅宗思想也杂糅其间。诗歌空前繁荣的唐、宋时代，恰逢禅宗鼎盛，在山水诗中表现禅悟势在必然。而深受唐、宋诗影响的朝韩汉诗，也一脉相承，并有不少佳作问世。
9世纪与10世纪之交的高丽诗人朴仁范（生卒不详）曾到唐求学，写有《泾州龙朔寺》一诗：
翚飞仙阁在青冥，月殿笙歌历历听。
灯撼萤光明鸟道，梯回虹影倒岩扃。
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
试问是非空色里。百年愁醉坐来醒。
诗人面对青冥中的龙朔寺“翚飞仙阁”“月殿笙歌”，顿生飘飘欲仙之感。而“灯撼萤光”“梯回虹影”尽写龙朔寺的超然之静。“流水”“寒山”这些表面看来的实在之物无非是假象。诗人悟出是非真理即在色空之中，在于醉醒之间。《般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的“色”指有形质、能感触到的事物，“空”则认为客观事物皆假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诗人在禅宗的色空观中发现了一生愁醉、悟道即可醒的禅理。
朝鲜李朝另一位诗人成侃（1427～1456）的《渔父》诗写道：
数叠青山数谷烟，红尘不到白鸥边。
渔翁不是无心者，管领西江月一船。(www.xing528.com)
这首山水诗句与句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明显暗示禅理。前两句写青山、白鸥是远离世俗之景物，渔翁垂钓的本意也并不在鱼，而在禅理（西江月）之中，暗示了禅家追求禅旨有所得后的参悟之喜悦。
其实，诗歌创作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最初所共有的精神活动之一。闻一多先生就曾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指出：“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5]而参禅却不是所有民族所共有的精神活动，它似乎仅限于在信奉佛教禅宗的少数国家里流行。朝韩在禅宗兴起以前，就已开始了汉诗的写作，这表明作诗与参禅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当禅宗流行，且作诗与参禅在“悟”这一点上找到共通之处，即诗之言与禅之意相统一以后，禅悟便以汉诗为载体大行其道。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论及“妙悟与参禅”问题时所指出的：“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6]正是禅宗之禅将朝韩汉诗从一般的说理、写景的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的层次，上升到“理趣”的高度和成熟的境界，正是诗中的灵性将禅中的诗意掘到了空寂的深度。
【注释】
[1]本文是“东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国际学术大会上的发言稿。原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2014年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月。
[2]季羡林：《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3]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2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90页。
[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1页。
[6]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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