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韩国（以下简称“朝韩”）的汉诗创作是亚洲汉文学中中国域外成就最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是因为古代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汉字传入也早于越南和日本。《高丽史》卷七一中就有西周初箕子在朝鲜实施“八条之教”的记载。《三国史记》卷一〇《新罗本纪第一〇·元圣王》都有建立“读书三品制”的记载。朝韩古代诗人也一直以创作汉诗为主要言志抒情的工具和载体。由于这种血肉联系，朝韩汉诗与中国诗歌之间不仅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联系密切，而且在禅佛思想上产生了诸多的共鸣。
中国佛教的禅宗名义上源于印度，实际上是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汉末年来华的伊朗高僧安世高（安清）带进的禅学属于小乘，而后流传于中国的达摩禅法则属于大乘。两种禅法完全不同。以达摩顿悟为主的禅宗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的时间约在两晋南北朝。禅宗勃兴于唐，盛于宋，其间相继传入朝韩，并慢慢浸润了它们的诗坛，因此汉诗得以与禅结缘。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二者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恰恰在“悟”上。朝韩的僧俗两类诗人同在用汉诗表达的禅的意境中觅得思想归宿。诗禅的结合令他们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他们常常表现那些江松暮雪、远浦归帆、石幽水寂、等有禅机的意象，并将其巧妙地纳入自己用汉诗构筑的自由王国，在享受自然风物之美的同时，含蓄委婉地传达出自己的心性所在。但是，正如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指出的：“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2]本文拟就一个问题进行局部的粗浅阐发，以便发现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结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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