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原始生活的现实,然而却是初民原始想象的产物。人类早期思维阶段,往往把主观和客观混合、把想象和现实混淆。具有这种“先逻辑思维”的人类,难以把自己与自然分开。他们往往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们自身“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了对象本身的性态。有益的、好的感觉和情绪,是由自然的、好的、有益的引起的;坏的、有害的感觉,像冷、热、饿、痛、病等,是由一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是由坏心、恶意、愤怒等状态下的自然引起的。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弄成了一个心情的,弄成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3]。面对这种主观想象出来的超自然力,人类或者制伏它,或者屈服它,或者取悦它。当时社会生产力很低下,想尽办法求得与这种超自然力的和解以及这种自然力的宠幸,才是唯一出路,而巫术“表演者自己从模拟舞蹈中享受到乐趣,认为超自然力量在观看这种表演时也同样会享受到乐趣,这种乐趣就会促使它和解和让步”[4]。表演者为了避免自然力的伤害,或者显示自己精神的力量,也可能是想进一步取悦于超自然力,就采取了涂面或戴上简陋面具的方法。
原始人类的思维进一步发达,就对超自然力和巫术仪式之间的偶然性联系产生某些怀疑,于是有些仪式被修改或放弃,经筛选后的仪式形式上日臻完美,意义也日趋明确。后来,人类还处于“野蛮时的低级阶段……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还不是用文学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5]。人类试图用这些想象去阐释巫术仪式,想使之进一步理想化,仪式就逐渐从满足实际需要的巫术仪式转化为满足抽象需要的宗教仪式。人类终于把在现实中对赖以生存的超自然力的敬畏、崇拜与祈求的心理偶像化了。在宗教仪式中慢慢出现的扮演故事或神话中角色的活动,使歌、舞、面具等有了新的美学功用。角色意识使扮演者学会使用面具将自己与旁观者间隔开来,并把人们的想象进一步形象化、具体化了。从面具中,他们“看见具体化了的痴情希望——愚不可及的崇高希望”[6]。
面具一出现实际上就以其独特的绘画、雕塑技艺与造型美进入原始艺术领域。它开始用于有歌舞表演的宗教仪式,预示着它将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在仪式中,人类把自己的想象通过头戴面具的表演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简单动作表现出来。这些动作无须表演者以更多的意志进行控制,但有时也可根据他们的本能和想象有意地仿效野兽和飞鸟的动作,即兴进行歌舞。这种模仿性是戏剧美的神髓。中国的今本《竹书纪年·帝舜元年》《尚书·舜典》《吕氏春秋·古乐》等史籍中都有“百兽率舞”的记载,这实际是尧舜时代一种图腾仪式中的歌舞表演。这种假形舞蹈的表演者头戴假面,主要是用熊、虎等兽的假头进行表演,是一种有利于现实性意识的想象或幻想的产物。亚·泰纳谢也在《文化与宗教》中指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神话剧就是从纪念图腾的礼仪中演变出来的。献祭是这种神话剧的高潮,剧中人戴着假面具、装扮成神圣的植物或动物,来进行献祭活动,并象征性表演出祖先的经历和图腾真实的形象的生活。”[7]尽管东西方戏剧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制约下形成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流变趋向,但是最早的胚芽,却都是在相同的原始文化的沃土中,经过人类的想象培育出来的。
《国语·楚语》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视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在早期仪式中,巫觋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聪慧,被认为是可以沟通人间信息的使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有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8]这些模拟为神的装扮者都被视为神灵,面具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周礼·夏官·司马下》所载“傩祭”的情景更有说服力,“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黄金四目”即指面具而言。至今江西、湖南、浙江、广西、贵州等部分地区,仍有保留面具的傩舞流行。在西藏和内蒙古地区也广泛流传着戴有面具的“羌姆”(意即“舞蹈”)表演。保加利亚著名的藏学家亚历山大·费多代夫认为:“‘羌姆’作为一种宗教和社会现象,最早出现于印度。从远古的时候起,演员就要戴上特殊的面具,穿上特制的服装,扮作鬼魅和神灵表演。后来,西藏人知道了这种神秘的宗教舞蹈。”[9]据藏文史料记载和一些藏、蒙学者研究认为,“羌姆”传入中国西藏大约在8世纪后期,当时,赤松德赞执政,印度(现属孟加拉国)僧人莲花生大师组织跳神法会,驱鬼酬神,为藏南建造桑耶寺,大兴佛法而表演过。而后,“羌姆”又由西藏慢慢渗透到中国的其他地区。1811年传到今蒙古国的乌尔加寺,后又蔓延到其他地方的寺庙。虽然其内容和形式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而与西藏传统的“羌姆”略有差别,但二者的实质都是由头戴面具的跳神占卜仪式构成。(www.xing528.com)
美国当代戏剧界权威布罗凯特也指出:“原始仪典中还蕴蓄着戏剧的根苗,因为音乐、舞蹈、化装、面具与服装等在仪典中几乎无可或缺。”[10]这些主持仪典的祭司,代表部族,穿戴服装面具,模仿人兽或鬼神之属,并以歌舞表演仿拟期求得到的各种想象中的结果,如狩猎成功、祈雨、丰收等。英国著名戏剧史家哈特诺尔也认为:“戏剧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最初的村社的宗教仪式。”[11]苏联著名学者兹拉特科斯卡雅在研究了大量的公元前两千年前的古代克里特人的宗教观念的资料以后,大胆提出:“可能,希腊人创造的关于可怕的牛人——米诺牛的神话是由戴牛头假面具的祭司跳的仪典舞或者戴上牛头的卖艺人的表演促成的。”[12]在发掘梯林夫和斯巴达的城市遗址时,发现那里有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时期使用过的假面具,这足以说明欧洲古代确实有面具存在。[13]
综上可以发现,由原始想象衍化出来的面具,在原始歌舞与祭典仪式混合而成的原始艺术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服饰,具有了艺术美的成分。头戴面具所进行的各种仪式中的表演,无疑为原始戏剧美增加了装扮性和观赏性,为戏剧的萌生奠定了基石。
远古人类对各种仪式中的面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想象,这种想象和人的心理作用有关,人类婴幼时期的心理主要靠着成人面部的喜怒哀乐等表情来调节。面具的使用,使人由于看不到常见的表情而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神秘感和恐惧感。而鬼神也是人类惧怕自然力的心理的产物,当面具与无人形的鬼神由祭仪的表演者联系在一起时,会产生很强烈的心理感受,这种潜意识难以用理智消除。远古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用极简陋的工具制成极简陋的面具,用它起到把现实与想象维系起来的作用。现保存在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中、出自阿拉斯加的满面血污的吃人山魈模样的仪礼面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出自新几内亚埃利马县的仪礼面具,以及瑞士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收藏的西非丹族人的各种假面等,都是珍品。[14]它们那强烈的表现力、特殊的美学内涵,至今仍会使人产生压抑不住的丰富想象。面具由想象的产物,到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完成了由原始想象到原始艺术再现的过程,并开始渗透出戏剧美的原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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