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澳门是块风水宝地，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它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绿洲；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半岛，而是中国大陆接受欧风西雨的桥头堡，是西方走进中国的门户。从其1553年正式开埠以来，^[2]经葡萄牙人400余年的经营，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在近代中国的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宗教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都曾起过特殊的作用，并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它的文化地位仍然是不容置疑的。

澳门开埠的历史至今已有近500年。早在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澳门被指定为与东南亚各国互市的地点后，很快就成为广东沿海贸易的集散地。在南洋各国的商人中间，不乏葡萄牙籍的商人混迹其中。他们带着殖拓淘金的梦想，渴望能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机会终于来了。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商人以货物被风涛打湿需要晾晒为由，要求暂借澳门海滩。获海道副使汪柏允准后，遂搭棚栖息，事后并未离去。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前后，他们又贿赂澳门地方大吏，并在澳门营建起永久性建筑。初时，葡萄牙人只占有澳门海滩，很快就蚕食了澳门半岛南部。葡萄牙人逐渐在澳门站定了脚跟。

随后，澳门在葡萄牙人的心目中开始发生变化。据载：“卧亚（Goa）澳门（Macao）此二名称吾人必须注意，是乃关于远东与中国方面，葡萄牙人有形势力与无形势力发扬之两大中心点。此二城市在传教史中占有特别地位。”^[3]最早想亲自踏上中国大陆的是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1506—1552）。他奉命东来，途经印度果阿、马来西亚马六甲，最后抵达日本。当他在旅途中得知中国的有关知识后，非常想到中国传播福音。他离开日本南返途中于1552年8月前后两次在澳门之外的上川岛上逗留，搭起草棚栖息，生活异常艰苦。“当时，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地点。”^[4]它离中国海岸大约有三十海里，是个只有树枝和草搭成茅屋的荒芜岛屿。在明知明代海禁甚严的形势下，沙勿略仍不顾危险，千方百计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可惜身染热病，1552年12月2日赍志而亡。他虽然未能通过澳门而进入中国，亲炙中华文明，也未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实际贡献，但是他为了传教的目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执着精神，为后来入华的传教士树立了楷模。

据史载，438年前，第一个葡萄牙耶稣会士加奈罗（贾尼路，1519—1583）踏上澳门半岛，开始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其足音未远，一些耶稣会士就像发现了又一个新大陆一样，接踵而至。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759年，法兰西耶稣会士韩国英（1727—1780）到澳门之后，抵华的耶稣会士才极少在澳门登岸。在短短不足200年的时间里，从澳门走进中国大陆的耶稣会士就有50位之多。主要国籍是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日耳曼、波希米亚、立陶宛、波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十个国家。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葡萄牙人（14名）和意大利人（13名）。^[5]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向中国传播宗教、科技知识和音乐美术等艺术。在这种大趋势下，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的媒介和桥梁。

1568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加奈罗踏上澳门的土地，但他是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的。翌年即创立了澳门最古老的负责救济工作的慈善机构——仁慈堂。不久仁慈堂又开办了中国第一座西式庭院——白马行庭院。并设立了育婴堂、麻风院、老人院、孤儿院等兼有医疗收容性的慈善救济场所。1575年加奈罗去了广州。1576年，他在澳门创建主教会，成为澳门教会首任主教。现存的仁慈堂大楼修建于18世纪中叶，至1905年形成现在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建筑。仁慈堂现已成为博物馆，其中展出的不少教堂的历史文献，天主教会的祭祀用品等，颇具异国风情。

明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能使沙勿略死不瞑目，但并未挫败西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信心。意大利神父范礼安（1539—1606）从1579年（一说1578年）来到澳门。他虽不时来往于印度和日本之间，但最让他动心的还是中国。他写信请求印度教区主教派人到澳门来学习汉语言文化，以备日后传播福音。他于1582年、1588年—1590年、1592年—1594年、1597年—1598年、1603年—1606年数度长住澳门，使之成为向中国内地传播福音的基地。1606年1月底，他得了急病，最后死在澳门。据说他“一日在澳门学校窗内目瞩陆地，而大声呼曰：‘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6]直至明朝末年，西方教士才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从此以后，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政府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布天主教。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大陆传播所谓“福音”，虽然属于宗教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善于钻研，尤其注重译书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意大利人罗明坚（1542—1607）就是范礼安请来的耶稣会士。他于1578年从里斯本出发，乘船途经印度果阿，1579年7月到达葡萄牙在远东的据点——澳门。他刻苦学习汉语、汉字、汉学，中文日益精进，为深入内地传教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他还在澳门创办圣马丁经院，向当地青年讲授基督教要义。自1581年起，他先后到广州、肇庆、绍兴、桂林等地传教、访问，1588年回到澳门。同年返回罗马。澳门成为他在中国传教的初始地和终结地。他不仅首先用汉语撰写了《天主圣教实录》（1584），而且用拉丁文译出《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前者曾刊于他在罗马刊行的书籍（1593），后者则未曾刊刻，稿本至今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罗明坚的译著影响不大，但属开创，功不可没，为利玛窦等人大规模译介汉籍开启了先河，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意义。

利玛窦（1552—1610）是意大利耶稣会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识渊博。1582年，他从印度果阿完成神学研究后，应罗明坚之邀迅速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字、汉语和中国典籍，了解中国国情。书载他一踏上澳门土地，“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毕通大义。”^[7]另一方面，他积极完成罗明坚所开创的工作，准备到中国内地去传教。他的功绩被他的同行们所肯定。他们认为：“中国之行的成功，我们应该归功于利玛窦远多于跟他一起不知疲劳在工作着的其他任何一个人。”^[8]利玛窦的博闻强记，使他很快就掌握了汉字、汉语，及四书五经的奥秘。他在澳门学习的基础上，于1584年至1588年间，与罗明坚等人一起合编了简易的会话读本《平常问答词意》，创制用拉丁文拼写汉字，开创了以拉丁文注释汉字的先河，为西方人学习汉字提供了经验与工具。在此基础上，他又于1605年独自编著了《西字奇迹》一书，将拉丁文与汉字并列刊出。这本小册子虽只有六页篇幅，它的出现却是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他在澳门学习四书的基础上，聘请教师讲授《四书章句》，用了4年的时间，于1593年将其译成拉丁文《四书》，寄回本国。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虽未能出版，但也是西译儒经的开端。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使几何学第一次传到中国。他自撰的汉文著作《坤舆万国全图》使地圆说、五大洲、经纬度等知识传进中国。他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今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经金尼阁增添润色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留给了我们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文献，……然而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9]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部书的重要手稿，却是“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10]澳门又一次凸现了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

龙华民（1559—1654）是继任利玛窦之后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职务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他1597年抵达澳门，学习汉语、汉字。后到韶州传教。初期就以中文撰写了《天主圣教日课》一卷和《圣若瑟行实》一卷，虽然写法上基本上是音译拉丁文术语，但是它涉及中西对教义及所涉及的名词等的理解问题。因为他对中国社会传统从不够理解到不够尊重，禁止教徒祭祖尊孔，所以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传教的运动。1616年的南京教案和1659年的钦天监教案就是很好的例证。1623年，他以拉丁文写成《孔子及其教理》，这是西方文化界第一部对中国儒家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从原著原词出发，有很强的原发性，阐明了西方学术界是如何理解中国经典中的基本观念的。其中的许多观点在教内广泛传播。1701年该书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受到欧洲宗教界和文化界的极大重视。龙华民用中外撰写、以问答体形式写成《地震解》一书（1626），这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写成的研究地震的著作，虽多有不符合时代地震学理论之处，却颇得士大夫的重视。他的著作还有《灵魂道体说》《念珠默想规程》和《死说》等。

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1596年与龙华民一起离欧东渡，又于1597年与龙华民同年抵达澳门。他勤奋好学，很快就精通了汉语、汉字，曾协助利玛窦传教，是他的得力助手。庞迪我多才多艺，既“深明历法”，又擅长雕刻和西琴的演奏。自1601年起，他经常去宫中为乐工上音乐课，因此结识了许多宫廷侍卫和官员。在所称“洞知历算之学”的西洋人中，庞迪我被列为首位，因此参加修历工作。他在地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曾为明神宗绘制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书写着各国的史地、政治和物产等内容。他的代表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七克大全》。这是1614年庞迪我完成的宗教伦理学巨著。他将七德克七罪，又以七克与儒家的修德克己相联系，因其行文简古易懂，所以深受当时学者的推荐。后人将此书演为白话，略加增删，以《七克真训》为新名刊出。庞迪我的其他宗教著作还有《庞子遗全》《辨揭》《实义继编》《多难始末》《耶稣苦难祷文》等。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发难攻击传教士，神宗皇帝下谕，将庞迪我与王丰肃等其他传教士“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庞迪我到了澳门后仍不愿西返欧土，不久病逝。

和庞迪我遭遇相同的还有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1575—1620）。他1603年抵达澳门，开始接触汉语、汉字，熟悉汉文化。1607年到北京利玛窦处，边学习中文和汉文化，边负责教会内部事物。曾与徐光启、李之藻共译拉丁文的行星说。还曾比较过欧洲、中、印等推算日食的结果，以测量北京的经度。在遭遇不公待遇后，退出修法，改为研究水法，制造取水蓄水诸器。他支持庞迪我的观点，于1614年用汉文撰写了《上帝说》。其发表于1612年的名著《泰西水法》详细叙述了蓄水、取水的方法，水车、水库的功用等。此书的出版对中国农田水利与医药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成书于1614年的《表度说》，主要写如何立表取日影以掌握时刻节气。这些书都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受到当时科学技术界的重视。1616年至1618年期间沈漼发难攻击教士后，他于1617年被逐出回到澳门，郁郁寡欢，1620年逝世于此地。

在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梳理过程中，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的名字是不应忘却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及至成年，便以成为知识渊博、谙熟多国语言的学者了。他于1610年初经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对中国情况稍稍熟悉后，即到内地传教。1613年，他受命返回罗马向教廷报告教务。在返欧途中，他将从澳门携出的利玛窦意大利文遗稿翻译成拉丁文，并做了增删、润色和诠释，写成《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现中文译本名《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奥格斯堡出版。这是欧洲人根据自己在华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第一部系统叙述中国见闻的著作，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在欧洲不胫而走，成为西方了解真实中国的一个窗口。1618年，金尼阁在充足的准备之后，离开里斯本再次来华，1619年最终抵达澳门时，出发时的22人仅剩汤若望、邓玉涵、傅汛际诸人。他随行携带的7000余册西方典籍都存放在了澳门。这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少学者专心学习和进行译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他本人也有大量著述，除用拉丁文写作的以外，中文著作《西儒耳目资》（1626）是最早的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他根据利玛窦等人的拼音方案，编纂而成，但比以往的拼音方案更系统化、科学化。它不仅为西人学习汉语提供了“耳目”之功，也为中国音韵学开辟了一条新的治学之路。此外，他还写了伊索寓言的汉文节译《况义》（1625），取立“义”要言不烦，须借“比况”，才能悟理之意。因其中有关于教义的训诫，因此，影响较广。

在来华的耶稣会士中，邓玉涵（1576—1630）颇为博学多才。他精通德、英、法、葡、希腊、希伯来、拉丁等多种文字，在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学等方面造诣很深。他于1619年7月22日随从里斯本返回中国的金尼阁抵达澳门。他研究沿途采集到的各种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并作天文观察。他在研读中国书籍、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在澳门行医治病。1621年8月，他曾亲自解剖尸体，留下西方传教士在华解剖尸体的最早记录。他曾译出第一本西方的生理学著作《泰西人身说概》、第一部介绍西方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著作《远西奇器图说》（1627），还译出修改历法必用的《测天约说》和《正球升度表》两书。后于1630年5月11日患病身亡，留下许多未竟之业由后人来完成。

在到过澳门的耶稣会士中间，到了17、18世纪之交，已由对科学技术的译介发展到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关注。最著名的莫过于翻译中国戏曲的马若瑟与融中西画法为一体的郎世宁。

马若瑟（1666—1735）是法国耶稣会士，于1698年抵达澳门，开始接触汉语、汉字和汉文化。后精通汉语，钻研中国经典，曾在江西南昌、九江等地传教，1725年被逐至广州，1733年回到澳门，两年后死于该地。他熟悉汉语，读过不少中国书，也写过不少文章。除了关于宗教的文章外，他还译过一些书经与诗经，后来也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上发表。他用汉语写成的《经传议论》，分篇讨论了六书、六经、易、书、诗、春秋、礼乐、四书、诸子杂书、汉儒、宋儒等。与别的耶稣会士不同的是，他没有研习易经，而研习的是理学。他在自己的《春秋论》一篇的自序上说：“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11]他还写过《中国语言志略》一书，它不仅是一部汉语语法书，而且也是一部学习中国文学的讲义。他最伟大的壮举是1731年将中国的《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2年传入法国，在《水星杂志》上刊登了译文的片段，1736年，马若瑟的译文《赵氏孤儿》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通志》第3卷上。但这个译文也并非元杂剧《赵氏孤儿》完整的戏剧文学剧本，它删去了原作的全部词曲歌唱部分，只保留了一个故事框架。探究其如此做的原因：“很可能，这位‘理学家’对词曲小道，不很内行，为了省事，没有全译。”^[12]但是他的译作在他身后的日子里传遍了整个欧洲，中国文学作品开始为广大欧洲读者所熟知。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1688—1766）1715年抵达澳门，他以擅长绘画著弥，1715年冬郎世宁从澳门抵达北京。由于康熙皇帝禁止在华传教，传教士除有技艺者外，其余大部分遣送回国或安置澳门。而郎世宁因善画而被留用，居住在北京的天主教堂里，平时学习中国画，偶尔进入宫廷作画。后长期在北京宫廷任职。署有1723年款的《聚瑞图》，是其最早的作品。其绘画融合了中西两种不同画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代表作有《写生一册》《百骏图》《春郊试马图》等。其他主要作品还有《万树园赐宴图》《格登鄂拉斫营图》《鄂垒札拉图之战》及油画《太师少师图》等名作问世。清朝初年，西方艺术传入中国，郎世宁功不可没。(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在澳门的耶稣会士还有不少做出伟大成绩者，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传教之余，还建立了教育机构。1565年建立会所，后改名为圣保罗学院。至1594年，扩充为圣保罗大学，成为耶稣会在澳门（也是在远东）建立的第一所西式学堂。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据统计，1564—1779年，由里斯本来澳门传教的430人中有200人在圣保罗大学学习过中文，其中派往中国内地传教的有130人。总之，西方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利用澳门这一特殊的地理优势和特殊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起过两方面作用。首先，传入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使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增加了世界性的眼光。其次，将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本文原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见《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9页。

[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页。

[4]《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页。

[5]《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5—513页。

[6]《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7]张尔歧：《蒿庵闲话》，转引自《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3—144页。

[8]《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47页。

[9]《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31至32页。

[10]《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11]《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79年，第178页。

[12]《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79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