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及方法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归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诸多方法之中，因为听众和读者的多样性，谈及此问题时，有时取广义，即中国学术研究方法；有时取狭义，即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其实进行任何学术研究首要的就是“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问题。否则的话，继后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对策等都无从谈起。就“问题意识”中的“问题”而言，我觉得是个“发现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发明与否”的问题。即是说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只有发现未发现的问题，而没有发明未发明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未发现地下的遗存，未发现的事物都是存在于世的东西，而不是可以申报专利权的未发明的东西，这正是我们研究学术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一种观点，或者一本书，它在学科史上的地位，在于人们不能忽视它。推而广之，一个人生存于这个社会上，要让人们不能忽视你，不能没有你，至于个人作用的大小、成就大小，那都不重要。今人功利性太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能破除这种功利性，就是我干这事儿没有不良目的，纯粹是个人喜好，能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就好了。如果你想做人做得大气一点，就要去掉功利性。学问本来是不带功利性的，可是现在发文章、考博士等，总有点功利性的目的。真正到你没有功利性的时候，我看很多东西都可以想开了。当然完全没有功利性也不可能，比如不吃饭就得死，吃饭也是有功利性的。伏尔泰有部代表作品叫作《老实人》，这里面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干你所愿干的事儿……才能干好。”你想一想，你所记住的都是你愿意干的、愿意看的，很多用不着“经世”，而是你拿来安身立命的东西，都是学起来比较费劲的。我觉得比较文学就是给你增加了一个参照系，增加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首先，谈一下“积累与创造”。现在大家都使用电脑，我是不用电脑的。电脑肯定是个好东西，打开就知道天下事，不过任何东西都是双面刃，不存在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事儿，比如说中国社会发展了，改革开放了，20世纪70年代初谁家里安个电话，那是很大的一件事，而仅仅三四十年的工夫。手机就普遍到这个程度。电脑网络的使用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生态也造成了损害，所以现在就有“生态美学”“生态批评”，而且不少作品都写到了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体现的矛盾。你打开电脑和打开一本书，所得到的信息其实是一样的。你自幼就知道要把某个问题回答准确，得把所学的知识背下来。过去是背书，但现在很少有人背“电脑”。早晨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捧着书背外语，这说明书还有用。信息要想转化成知识，一定要通过背诵，打开书和打开电脑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你只看电脑，其实和你只看书不背书是一样的。这样你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知道分子”。

是不是有了知识就有了文化呢？也不是，从知识到文化需要积累，我说的积累是通过思考积累，你积累多了、考虑多了，才有文化。不过这时候的思考仍是浅层的思考，是一种勾连性的。要注重思维，30多年前我写过关于《比较文学思维》的文章，我认为比较文学就是一个思维问题，只有掌握了这个思维，你才能学得痛快，才能将问题理解得透彻，才能把学到的知识都联系到一块儿。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当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产品）和精神文明（产品）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指文学艺术。现在文化的广义内涵又扩大了，包括人类行为本身，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我在写《外国文化史》的时候查了一下，那时候就有230多种对文化的定义。现在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从日本来的，不是中国本地的。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从日本传到了中国。不错，“文”这个字是中国字，但中国的“文”是同“武”相对应的，所谓文武之功一张一弛，现在文化的这些定义却是“文”不对“武”，所以“文”只是一种文字符号。最近我提了一个说法，文化不是学习来的，是感受来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文化，我也是一种文化，你只要在我的气场之内感受到了我的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的文化，而我尽量做到不跟任何人一样。

当你掌握了信息，并且转换成了知识，又通过简单的勾连性的思考变成了文化，你是不是就可以创新了呢？还不是。现在来讲，硕士生没有能力创新，博士生也不行，就算老师也不是都能创新的。要想创新，必须有意识培养自己某种东西，就是指从文化到思想这一层——从文化到思想必须有深度的哲理和信仰的思考。

有了思想、积累多了是不是就可以创新了呢？还不行。必须升华到智慧层面，达到智慧层面，我认为才能创新。都说老人有智慧，因为他经事多了，经历了不同的幸福和痛苦，所以他很有智慧。从思想变为智慧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其实还是思考，相对于上一层次来说，这一层的思考应该是总结性的，把一些东西给升华了。老百姓的智慧中很多都是真理，老百姓说出头的椽子先烂，出头的椽子就是先烂，文雅一点儿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都学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人一竞选州长什么坏事儿都往他头上扣，真是夜不能寐，等他宣布退出竞选，一切戛然而止。但从反面来思考，当所有人都不理你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你写的东西，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注意你，它就没有学术史的意义。你的所谓价值，就是到一个地方，人们不能忽视你，你才能存在。当一个符号或标志给你带来好处的时候，你一定也需要忍受这个符号和标志带给你的痛苦。很多人说你漂亮，随之而来就会有很多烦恼，所以北大有句话：“北大多才子，燕园少佳人。”漂亮的人，心不静。比如一筐苹果，打了蔫儿的往往是最甜的，好看、水灵儿的苹果青涩。这个就是说所有人都不注意你的时候，你很边缘化，恰恰这时候是你一个人安静读书的时候。一个人一旦功利了，按照刚才我说的“功利性”，就很边缘化了。但是变化也有很大好处，就是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坚持主见，而且敢说“不”了。

真理有一个特点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在先知先觉的那种人手里，你有机会到剑桥去看看，那里建筑物的墙上有一个人像，拿着苹果，是牛顿。那么多人看到苹果往地下掉，怎么就没有人有疑问呢？这不是个困难的事儿，它怎么不往上掉呢？怎么不平着走呢？很多司空见惯的事儿，我们没有注意。就是说在形成智慧的时候，你没有进行总结和升华。

最后一点你可以做到，就是必须培养你本身的性格，必须培养叛逆性的思维，颠覆性的思维才行。没有颠覆性的思维，即使是最高层次的智慧，也不能创新。你们这个年龄，做到有文化就不简单了，做到有思想就很难了。所谓逆向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对平常事物有颠覆性的思维。你们的成长过程一般就是小时候认为父母对，长大了认为老师对，现在有导师了就认为导师对。你必须培养一种东西，怀疑他说的对不对。逆向思维的本质都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在西方理性的本质其实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直到无理性和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都讲求人的理性。你有了理性就不会盲从了，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的许多孩子都认为只要听领导的、父母的、老师的，就什么都有了，不听就什么都没有。西方恰恰相反，“我听你的也没有，必须得自己奋斗”。西方的继承权就决定了这一点，只有长子有继承权，老二老三都得出去当骑士，给人卖命，拿命换财富，日本也有武士，但是中国没有这个阶层，只有侠，独行侠，几个人，没有形成阶层。不少人一直缺乏这种以理性为标志的人文精神。

只有拥有坚定的理性，才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你活着才有意义。我说的理性是人类正常的理性。理性的东西其实就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接受的传统宣传和教育都是集体主义教育，我认为在宣传集体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宣传每一个人的理性。因为我们说的集体主义尚未达到马克思说的集体主义，马克思说的是大生产的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我们说的只是封建家族的集体主义。

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叛逆的，具有逆向思维的，因此，创新的人往往是少数，在没有经过科学检验之前，真理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要轻易否定某个东西。比如从改革开放往上推三十年，是粉碎“四人帮”，再上推是新中国成立，再上推是“五四运动”，每三十年就有一个变化——这是社会认识积累的结果，不是人为的结果。

其次，谈一谈“禅悟与六经”。钱锺书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前一层意思较好理解，即不论东方、西方，即普遍的人类，有许多共同的和相同的心理。而后一层意思则较难理解了，即是说，道与术，即自然规律与技能技巧上，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并未断裂。具体而言，学南即岭南之学为代表的南方学术研究，其学术传统重易简之学，而北学主要指长江之北的学术研究，重邃密之学。于是文坛形成南北两种学术传统。就佛教而言，华化后形成禅宗的南宗禅和北宗禅不同的参悟方法，和南北学界形成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不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关于顿悟与渐悟的问题，我觉得，人从自信到自觉的过程就是觉悟，简称为佛家语“悟”。就佛教华化后形成的禅宗而言，悟就是禅，禅就是悟。达摩从印度把禅宗带到中国来，到了第五世的时候，有两个弟子，一个叫神秀，一个叫慧能，神秀在北方，称为北宗禅，慧能在南方，称为南宗禅。禅宗特别讲究“悟”。宋代程朱理学盛行，和“悟”有关系，所以唐诗多情，宋诗多理。宋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唐李白诗名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更多了理性思考。唐诗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说想看得远，再上一层楼，言外之意，不想看那么远就不用再上一层。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飞来峰是灵隐寺对面不高的一个小山坡，当时的和尚认为飞来峰是梵来之峰，意蕴极深，所以王安石写了这首诗。稍一对比就可以发现宋诗的境界明显高——浮云遮不住我的眼睛，因为我已经在最高峰上了。朱熹的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告诉人们只有源头才有活水，要取活水，须到源头去取。宋诗的理和禅是连接在一起的，宋诗因为有了禅才有了灵性，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意趣。

北宗禅是讲渐悟，南宗禅讲顿悟。北方人做学问踏实，但是没有南方人的灵性。禅是悟的一种，就是说你一定要悟出某种东西，如果悟不出来，要受到“棒喝”的。可以查一下《毒语心录》《五灯会元》这些佛书中的禅语故事，前者有意偈语：“德云闲与锥，几下妙封顶。雇他痴圣人，担雪共填井。”它让人悟出“德芬”的自由意义。

关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问题，这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两种重要方法。老师能给你改作业，字、知识、语法的错误他能给你改，因为他的知识比你多。当你读书读得特别多、知识特别多的时候，就可以指出六经中的错误。这就是“我注六经”。比如“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出现了两个地名——黄河、玉门关。当你去玉门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儿根本没有黄河，三江源头在青海，不在甘肃。有这个常识就该知道，如果“黄河”没错，那就是“玉门关”有错，如果“玉门关”没错，那就是“黄河”有错，因为不管黄河怎么改道都不会流到那里去的。果然后来在张掖发现了一个碑，碑文上刻的是“黄沙远在白云间”，河和沙这俩字的草体比较容易混淆，故而衍生出“黄河”句。这属于“我注六经”。再比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晴川在汉阳，“历”在中学课本上的注释是有错误的。“历”的引申义为“清楚”，它的繁体是“歴”，是说两个禾苗之间的距离有一只脚那么宽。“历史”的“历”本意是稀疏，为什么解释成清楚了呢？因为“萋萋”是草木浓密的样子，把它和“历历”这个词对应，“历历”的本意就浮现出来了，引申为清楚的意思。再比如说《劝学篇》，“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这个字在初时没有金字边，这是后起字，当初用力往竹子上刻的时候就有“刀”，不必加金字边。

知识多了才能挑出“六经”的错误，但为什么“六经”会有错误呢？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都烧了，后来的书都是背出来的，背诵就会出错，就会有遗忘，就需要找替代的字，所以出现了通假字，假就是借，和原书不一样。

“六经注我”的方法就是即兴批评的方法，有批评之批评的色彩，就是说我写的东西是综合了很多材料和观点，综合各家之言写出来的。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写文章都是大气、霸气、汪洋恣肆的，仿佛文中无物，如果你没有读懂，说明你看得很肤浅，很宽泛。这种写法叫作宏大叙事，你还不习惯，尤其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往往都是从作家作品谈起，注重文本分析，注重史料，很少有宏大叙事。

莫言获奖了，每个人都能说点儿什么，这个就是评论，或者批评，特点是即兴的，可以把你的看法写成小论文，特征就是自我言说，而科学性以及推广性就值得怀疑。莫言获奖之后，我说最多数月，莫言热就过去，他不会像川端那样，热那么长时间，这段话就是我的自我演说，属于即兴的，你也可以说你自己的看法。这种批评之批评，评论之评论，有“六经注我”的色彩。当你在进行批评与评论时，必须是经院式批评。中世纪研究神学分为几大派，一个是研究《旧约》，主要研究犹太教基督，耶和华、亚当及诺亚的后代雅各的事儿；一派是研究基督教的《圣经》，即耶稣基督的事儿。《旧约》里面一些成分是神话传说，但耶稣基督是真有其人，研究耶稣的时候真实成分就大得多，人们由此产生了很多说法，也产生了一种学问叫作解经学，也就是后来的阐释学，阐释学就是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神，因为跑得快，为人们传达信息，所以中世纪这门学问就以他命名了。当时的人研究《圣经》的时候，引经据典，比评论性的自我演说更有根据。做学问一定要是这种经院式的批评。(www.xing528.com)

以前硕士生毕业论文，我的要求是注释不得少于30本书，那时候要求高很多，只要没有注解就是自己臆想的，自我言说的东西的科学性、推广性都值得怀疑，一定要是经院式的批评才有意义。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的方法也是要有理论依据的，否则就是读后感。

再次，谈一谈“通变与史论”。古人云“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言外之意即是说，只有对“史”的“通”，才可有“思”之“变”，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即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并用这种思想贯通了他的《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这种学术思想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有一种“打通”的思想主脉，即“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学科”，在这种“三通”之中形成他的思想之变和思维之辩。他在自己的书中以深厚的学养，大量的典籍和难以辩驳的批评理论，说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家能够创造出的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思想内容，主题意象、情节结构、类型文体等文艺作品。而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则也能提出心领神会、文化心理结构相同、文化观点共通的见解。钱锺书在中外纵向历史影响和横向现实影响的互动关系中，将大量的有关文艺作品的母题、意象和主题的学术探讨，深化为在人类思想史、精神史上的鲜活亮点和哲理追求，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过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都要开个文学作品选的课，其实主要讲作家作品论。“论”是作家作品论，“史”其实是把作家作品放在文化史、文学史乃至社会史、思想史里，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去看。现在看《论语》，不一定所有的都是精华，在古代可能所有的都被封为圭臬。著名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本来历史是不可能变的，但是当你分析它的时候就有了主观性。作家作品就是珠子，史就是丝线，用丝线穿珠子。只有把作家作品放在文学史中，才能给作家作品一个准确的位置。你要分析一部作品，必须了解那个时代，比如你评论于连，几乎所有的书都说于连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但是很少有人界定于连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为什么不界定？因为于连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界定的。为什么《红与黑》又叫“1830年纪事”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波旁王朝复辟，你如果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特征，就不可能将于连分析透彻，尽管于连奋斗的方式不对，但是今天谁不是追求上进呢？你能简单地说他是野心家吗？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和本质上的界限问题。

“为有源头活水来”，知识最源头的东西都是在最远古的时候。从远古神话（包括岩画中的东西）一直到后现代，它走了一个从不像到像再到不像的过程，你越往前面学，学习后现代的知识，就越感觉它存在于原点。所以你要写原发性的、别人都没写过的东西，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做学问必须有通，通了才知其变，通了才能治学。学生要是高中的时候有词读不准，字写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追根溯源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初中没有学好。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与梳理都是在融会贯通中发现变化的。不通是不行的，哪怕粗浅的通，也得通了。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先秦犹如人的足，两汉是腿，魏晋南北朝是腰，唐宋是躯干，明清小说是头，可以看出来成就最高的是明清小说，根是先秦。魏晋是文学之腰，男人女人要是想美，都表现在腰上。为什么从汉代开始缠足？因为缠足了腰也会变。任何运动也都需要腰，想弄通中国文学史，如果不懂魏晋，学问大不了。魏晋之所以是中国文学之腰，因为古代魏晋期我们接受外国的东西最多，主要指佛学。比如《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山东日照人。为什么特意说日照？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僧人法显，他是魏晋南北朝之后、唐僧之前，去印度取经的人。从印度回来以后，他就从日照上岸。传入中土的《经律论三藏经》，实际上“律”就是法显取回来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法显传》，就记载了他去印度的历程，因此又叫《佛国记》。日照地方在魏晋期和佛教的关系挺密切，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艺理论书的写成也与佛教影响有关。

我游泳有经验，游到大海深处，心里非常恐惧，大海一望无际，你认为自己身强体壮，但是在大海里你会发现自己一点意义都没有。一个人在整个历史当中，太渺小了。从史论这个角度讲，懂得做学问要讲贯通，做事儿做人也要懂得通变，不然你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处于什么位置。

最后，谈一谈“学术之思”。学术思维有线性思维、平面思维、立体思维之分，这是比较文学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一般学的文学史，有古代文学史从先秦到清，现代文学史从1919年到1949年，当代文学史1949年到现在，当然现在文学史的分法早就陈旧了，因为当代文学越来越长，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应当从1900年开始，到2000年左右结束，又叫作20世纪文学史，反正不管怎么分，这都是线性思维。我认为只有这种线性思维，或者说管状思维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不讲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也是不够的。管状思维的弊病在于，它是两点论的，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从来没有横向的交叉，只有纵向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史”的东西，没有“论”的东西。就比较文学而言，影响研究多属于这种思维范式。

平面几何里讲到平行或相交的两条直线可以构成一个平面，运用的就是平面思维。比如，论就是作家作品论，一个作家不可能只受到前代作家的影响，他必定会受到当时一些作家的影响。魏晋是第一次受到西方影响的时期，佛教的影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包括民间文学的搜集也主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点论的思维认为事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这是很麻烦的。从逻辑上来讲就是把思维中的连续值逻辑给去掉了，比如说坐标轴上的1和2，除此而外，1和2之间还有很多数的集合，只看到1和2就是两值逻辑。注意到1和2之间就是数的集合，就是连续值逻辑。因此平面思维要求人仍有横向延展性的思考，视域开阔。就比较文学而言，平行研究多属于此类思维范式。

立体几何告诉你，平面交叉的线段是平面思维，不在一个平面内的线段和平面形成的思维就是立体思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作《比较文学立体论》。人们都说树大自然直，因为高所以直，总体看起来是直的，局部一定有弯曲，要想直就必须有人加工它，你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后来灌输进去的。不要轻易认为谁好得不得了，也不要随便说谁坏得不得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一定要从立体的、多方面去考察一个人或文学现象，不要有任何的偏颇。一定要学会从线性思维拓宽到平面思维，再到立体思维，甚至从三维到四维，都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你看地球仪，看到了英国、中国、美国，认为中国很中心，其实所有国家在自己的地图上都是把自己国家作为中心的。从中国到美国实际距离是11000多海里，你从中国这面儿看，会觉得英国到美国太远了，其实你从地球仪的另一面看，它们不过相差5600多海里。美国最初的文学都是清教徒文学，就是因为英国的清教徒到了那里，他们到美国的路并不是很遥远的。很多人认为金字塔是三面，你看图画上都是三面，你没有到过埃及，所以你看不到立体的真实的金字塔，有些东西你如果看不到真的，你就看书，看电脑，多思考，角度多一点，才能看清楚。不管学不学比较文学，搞不搞学术，思维不改变，你一生都不会幸福，因为你看问题都是两点论，只是线性思维，缺乏平面思维，更缺乏立体思维。

刘勰，他写《文心雕龙》，写到了象和意象，这不是儒家的东西，那他是怎么写到的呢？因为是受佛教影响写成的。刘勰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了象和意象？你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刘勰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垂直”接受，又受当时佛学的影响，这叫“水平”接受。这其中不仅有文学的影响，还有宗教的影响，只有多种的思维方式才能将学术研究进行到底。

学术思维还有树根型思维和星云型思维之分。我现在讲课的方法就是基本属于星云型的，遇到一个问题，拓展开去，再收回来，再打开，再收回来。强调逻辑上的联系，思维深度的发展不强调事实上的联系。你们习惯于树根型的思维，比如喜欢梳理比较文学的定义、意义、研究方法，等等，你们喜欢这样看事物，这是树根型的，或者逆向，或者顺向，很少有横向的，庞杂的东西，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持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莎士比亚生前真正发表的只有两篇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维纳斯与阿都尼》。《鲁克丽丝受辱记》，取材自《罗马名人传》，后者来源于希腊神话，两部作品说明同一个问题——人对自己的情欲要控制，所以你会联系到古罗马后期的“斯多葛”学派，然后分析当时罗马的社会环境等，这就成了你的硕士论文。你的这种思维是树根型的。

以星云型思维思考问题是这样，比如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与父爱，你把所有西方文学里的父爱都找出来，能看到葛朗台、李尔王、高老头这些人都一样，就是对女儿不遗余力地去爱护，把钱全给了女儿，其实女儿都在骗他。再比如莎士比亚另一个关于种族矛盾的剧《奥赛罗》，奥赛罗为什么恨到要把苔丝狄蒙娜掐死？这里除却有一个剪刀差婚的问题以外，奥赛罗是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皮肤较黑，苔丝狄蒙娜是白人，出身好，美丽温柔。奥赛罗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爱上自己。如果夫妻双方一方穷一方富，一方俊一方丑，这就是剪刀差婚，中国人娶西洋人的争议很大，婚姻也难以持久，也属于剪刀差婚。莎士比亚对社会探索，就在于让人在星云型思维之中想到奥赛罗表现的是种族心态下的不平等。只有运用了多种思维思考比较文学或文学研究的现象，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注释】

[1]本文是2015年12月27日应邀在广州大学文学院讲座的讲座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