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文化交流

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9、10月间分别提出与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三年多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其中；34个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20多个国家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的建设前景逐渐明晰，越来越好。

古代丝绸之路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为了联络月氏和乌孙，借以抗击匈奴的军事与外交举措。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两次“凿空”使丝绸之路开始畅通，成就堪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此后，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相互往来的使者络绎不绝，各族商人也跋涉于内地和西域之间。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汉书》上说，汉之号令西域，始自张骞。从此将西域36国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随着历史的变迁，“丝绸之路”逐渐演变成一条越走越远的商路，继而成为连接亚非欧的经济文化交流之路。这条商路最早以中国输出丝绸而闻名。1868至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1833～1905）曾7次来华考察。他根据考察资料于1877年出版《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首次在地图上绘制出这条贯穿中西、连接欧亚的陆路通道并称之为“丝绸之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五卷本研究报告至今已鲜有人提及，但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却不胫而走在学界无人不知晓，并衍生出“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子名称。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香瓷之路”，主要是中国南方和波斯湾一代亚洲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之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波斯湾的安息香（即“孜然”）、阿拉伯的乳香和龙涎香、印度的檀香等，是重要的贸易商品。海上“香瓷之路”的发展较之陆路丝绸之路，又名“绿洲丝绸之路”要晚些，但发展势头强劲。唐末至宋辽金夏，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陆路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有阻隔，中国政治中心东迁，经济重心南移。直至蒙元时期，陆路丝绸之路才再度繁荣，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大有发展。这期间通过丝绸之路东来的外国人，比起汉唐时期不知多了多少倍。而延祐元年（1314）海禁松弛之后，乘船到泉州、广州和宁波三个市舶司来华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已经不再是少数侥幸海上逃生的探险者，而是大宗商品的运输者。他们除了运来香料、香药等奇珍异宝和时髦的商品外，必然会输入新的知识和思想。明朝因为在西北地区已退守到嘉峪关长城，所以对西域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郑和下西洋后，东西方海上交通得到发展。明朝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甚至北非进行海上贸易往来。直至清代由盛转衰，陆海丝绸之路逐渐趋于萧条。

综合考察，“一带一路”的历史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蒙元时期以前，从汉代开始的陆路丝绸之路远比宋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突出；蒙元时期则是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几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期；明代以后陆路丝绸之路逐渐式微，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至清代末年趋于平静。当前，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又恢复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有时表现为经济贸易民生热，政治军事外交冷；也有时则表现为政治军事外交热，经济贸易民生冷，但无论表现出哪种倾向，一个明显的缺憾是对文化建设的疏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物流通道，更是一种有远见的世界观。其建设的主体功能固然离不开政治、经济的相互促进与融合，但是这一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推进却有待于“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而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先行，重构国际关系的大格局才是“一带一路”总体建设中“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只有“民心相通”，实现接着地气，与民生息息相关，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学互鉴，在多层面民间与国家、多领域精神与物质、多地区陆路与海洋等文化成果的“互利共赢”。这种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双向融通的过程，与历史上传统的“一带一路”相比，现今的交流已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沟通和实物的交换，更多的是思想和创意的碰撞。因此，“一带一路”不仅是商贸之路，更是关系到民生的文化互惠之路，在世界视野里的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突显战略价值，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首先，“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近40亿人口，它覆盖幅员辽阔，国际关系复杂，民族身份多变，宗教信仰各异，发展道路不同，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将这么复杂多元的地缘政治体纳入一个利益范畴，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即共同开创一个包容性的全球化的新时代。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经济上的“平等互利”。这两个理念的建设，基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立场。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体现“和而不同”与“仇必和而解”的价值观。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一个相当密集的贸易网络，而不是数条陆路和海路上简单的固定的物质交换路线。今天人们理解“一带一路”主要应该是沿线国家共享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建设不要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恢复古代那些贸易线路，而是要搭建一个中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的平台，并将其发展为最惠民、最繁华的物流和信息交往的大通道。

其次，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已成为新的地缘文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动引擎。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观察，它始终都处于多种文化体系中，并形成以地缘利益为标志的文化区域。这种文化区域因为具有独特的跨越异质体系的性质，所以需要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只有尊重历史和传统，正视现状与发展，包容异质文化和同质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发展好区域经济。在此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不容疏忽的力量，它犹如是一种黏合剂，将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粘连在一起。地缘文化使“一带一路”既成为经济贸易民生之路，政治军事外交之路，又成为不同文化的融合互动之路；也是其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官方或民间的交流更为密切，也为各种优秀的文化成果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更多更便利的途径，为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再次，“一带一路”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古代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圈都曾借此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沟通与融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当前在国际社会大力提倡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对“一带一路”这种“文化线路”的保护与研究自然也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历史上人们通过陆路、海路或二者交替的方式，进行各种有目的的迁徙、流动，使得在特定的时间上和地点上形成了多种动态的文化遗产。这种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多向度流动的成果，又通过物质的或非物质遗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一种依稀可辨的“文化线路”，而“一带一路”无疑就是现今历史上规模最大、又最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线路”。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时空概念上的普通道路，而上升为跨越异质文化，进行共享共赢活动的交际工具。由此产生的物质遗产和文化成果，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才是“一带一路”真正的价值所在。“一带一路”沿途的重要遗址由于历史久远，很多已面目全非，其大多数遗存的物理特征与社会功能也基本消失，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作为“文化线路”的存在价值，尤其是那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如：城镇、关隘、驿站、寺庙、石窟；技艺、艺术、民间民俗、歌舞、服饰、典籍、管理制度、礼仪等文化元素，还有道路、河流、山脉、植被等与交通路线紧密相连的自然元素等。当前“一带一路”沿途各国和多民族在尽享这一“文化线路”深厚文明与不朽荣耀的同时，也都试图从中发掘出它在当前依然存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努力阐释其和平性、包容性、开放性、互补性、互利性、共建性和发展性的深邃内涵。因此，这一切皆成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四，现代“文化线路”的“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认同，尤其是沿线国家、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的一致性。虽然经济融合与促进是文化认同的根本基础，但它绝不是全部。文化认同的基础是物质，是生产力，即物质文明的先进性，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中国历史上文化的输出多于吸收，主要是因为其有较高度的物质文明，如农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等。古代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一书中将中国称为“赛里斯”，而“赛里斯”在希腊古语中的意思就是“丝”。中国古代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除丝绸以外，还有茶叶、香料、瓷器、漆器等。其他重要的还有“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就已传入欧亚地区，对东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以丰富的物产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之一部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古代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同，除却辉煌的物质文明以外，还在于它的精神文明，即以儒释道三家并存融合的中华道德，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中国的科技文明和各种制度文明，包括经济制度等，在不远的将来，也会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第五：“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古代经验与现代意义。古代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交通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价值，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风情、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的总汇。它告知世界古代欧亚非大陆之间各自文明发展、交融的时间必然和机遇必要，揭示出这些同质或异质文明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变化规律。由于事过境迁，物是人非，遗存难寻，所以这些文化价值的发现和开掘还远远不够深广，还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空间和余地。尤其要注意的是，陆路和海路两大交通网络是联通的、盛衰互补并互有消长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规律对现代“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具有启迪意思，对文化遗产、文化交流的理念都有建设性的借鉴意义。

最后一点，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与发起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促进沿线国家、民族的人心紧紧相通是民生息息相关这一战略目标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努力做好对外文化宣传工作。要努力梳理清楚中华文化的根基和脉络，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文化关系中，将中华文化中那些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理解的共通性展示出来，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心灵中那些一以贯之的真诚、友善、和谐；向他们展示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那些对人类社会会的积极思考，以及对人类幸福的美好憧憬。我们还要学会在不同国情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有针对性地展示中华文化中最能引起人们呼应和产生共鸣的精神文化元素，让这种亲和力成为一种精神纽带，将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求同存异地融汇于同一地缘文化体内，为区域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在于泛欧亚大陆和沿线的互联互通，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古代陆路和海路在那样不发达状态下，都能实现洲际联通，尽管有时因人为阻隔而不能畅通，但还是存在沟通的渠道，那么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水平突飞猛进、高速铁路技术、巨轮货运等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泛欧亚大陆及其沿线国家和地区依然处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状态，并尚未形成整体、高效、流通的规模，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这种现状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即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搭建平台，推动中国与世界进行全面互动的总体目标，无疑是障碍。因此，只有实现“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互信，才是解决这一国际性难题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泛欧亚大陆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共赢和文化共享，使欧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更加顺畅，更加便利，并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由此看来，“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文化交流，只有突出历史渊源、人文基础，突出共商共建、平等共享，才能营造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环境。如果“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共赢、共享的巨大经济体，那么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会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其中包括儒、释、道、穆斯林、印度教和基督教等文化的精髓，并逐渐杂糅于一体。在这种由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文化体内，必然会诞生出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模式和更伟大的思想。那将预示着人类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转型的开始。

【注释】

[1]根据在南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稿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