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题材入诗：渔父的诗意

“渔父”垂钓既是一种生活态度，又是心溢于外的一种符号，即“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的潇洒。这些“渔父”以隐居山林作为博取清望、沽名钓誉的途径，最终达到为官的目的。他们或者以隐居垂钓作为养望待时的手段，等待愿者上钩，就廓然出山，建功立业；或者谋官不成，心中没有把握，便采取以守为攻，欲擒故纵之策，走终南捷径。《新唐书》记载，卢藏用想入朝做官，却不去考取功名，而是隐居在终南山里当隐士。当时的终南山因诸多居士隐居而名闻天下，皇帝慕名到此求贤。借隐居有了些名气的卢藏用受到皇帝关注，达到了做官的目的。“渔父”垂钓真实地反映了当事者心中的寂寥和孤傲。这种垂钓已非真的钓鱼，即“钓非钓”，而在钓“誉”。正如《淮南子》中道出的真谛：“射者使人端，钓者使人恭。”渔父持竿水上，面对大自然心存恭谨，至于是否钓得上鱼来，那就只是意外之事了。正所谓“双眼静观消长处，一竿宁计名利时”，东亚各国古代的汉诗中不乏这样的“渔父”和垂钓之心。

朝鲜是东亚受汉文化濡染时间最长的国家。不少著名的汉诗人都有“渔父”垂钓题材的汉诗问世。如著名的李奎报《江上晓雨》诗中有“江岸人归白露飞，渔翁日暮得鱼归”的诗句；《詠鱼》诗中有“细思片隙无间暇，渔父才归鹤又谋”的诗句。后者雄浑，且有比兴之趣。^[2]李奎报的《钓名讽》更是尽情讽刺了好名之士：“太公钓文王，其钓本无饵。钓名异于此，侥倖一时耳。”^[3]崔瀣的汉诗《太公钓周》中有：“当年把钓钓无钩，意不求鱼況钓周。终遇文王真偶尔，此言吾为古人羞。”^[4]此诗反其意而用之，认为“钓周非太公之本意”，令人耳目一新。李齐贤的汉诗《范蠡》不仅有“论功岂啻破强吴，最在扁舟泛五湖”的佳句，而且在《渔矶晚钓》中，将渔父垂钓的那种随意心态摹写出来：“鱼儿出没弄微澜，闲掷纤钩柳影间。”成侃的《渔父》诗更是别有新意：“数叠青山数谷烟，红尘不到白鸥边。渔翁不是无心者，管领西江月一船。”^[5]直指渔父之意不在名利之间。金时习的《渭川渔钓图》是为友人名画《姜太公钓鱼图》题的诗，颇有讽刺之意：“风雨萧萧拂钓矶，渭川鱼鸟识忘机。如何老作鹰扬将，空使夷齐饿采薇。”^[6]成聃寿汉诗《垂钓》：“持竿尽日趁江边，垂脚清波困一眠。梦与白鸥游万里，觉来身在夕阳天。”意不在钓，而在闲。偰长寿汉诗《渔翁》有诗句：“不为浮名役役忙，生涯追逐水云乡。”“紫陌红尘无梦寐，绿蓑青笃共行藏。”^[7]人物闲适，意境清丽。

禅宗认为：习惯性的语言和知识有时会妨碍智慧的获得。它主张佛心在心，自得自悟，不能外求；注重发掘个人的“佛心”来感悟生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渔父垂钓亦如此，其心理指向也与禅宗相同。禅宗言“空”，渔父垂钓也在空旷的水域，意在舍去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不重结果，重过程，达到“别出心裁”的创新思维。禅宗主张的“静默”，并非无言以对的寂籁，而是静中求动。渔父垂钓更是需要静的氛围，以求动的结果，“于无声处听惊雷”。正如唐代香严智闲禅师语：“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有悟。”（《五灯会元》卷九）他从“竹空”悟出“心空”。“渔父”垂钓题材由于象征和寓意上与禅的联系，终于和禅机成为双胞胎。

日本的汉诗中这种“渔父”垂钓带给人的感悟也有不少，嵯峨天皇（809—823在位）即较早写作“渔父”题材诗文的一位。《经国集》（826）收录了178位作者的赋、诗、序、对策等汉文作品。其中收录的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模仿中唐诗人张志和（约730—约810）与颜真卿诸友宴乐即席而写的《渔歌子》5首，是“词”这种诗歌形体最早出现于日本文坛的记录。嵯峨因此有了“填词之祖”的美誉。据《日本填词史话》记载，张志和的词《渔歌子》5首联章体，距其原作仅49年就传入日本。嵯峨天皇读后爱赏备至，以至于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时亲自模仿。当时，词在中国也是新兴的诗体，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以全新的面目流传日本，并受到天皇、贵族的模仿，足以说明日本接受汉文化的高度敏感性和深刻性。张志和原词早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

嵯峨天皇的仿作写道：

江上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

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洄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浪游。

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

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溪边垂钓奈乐何，世上无家水宿多。

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颻带沧波。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

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作者并没有简单、肤浅地仿效原作的形式，满足于随手拈来唐诗的词句加以编缀，而是潜入原作结构的深层，力图创造出一种高于原作的高雅、淡泊的意境。他寄情于景，以词入画，既描绘了“渔翁上船烟景迟”“渔人不记岁月流”的初春秀丽景色，也对“烟波客，钓舟遥”“闲钓醉，独棹歌”“餐罢酣歌”的渔家乐，进行了诱人的渲染，比原作更多些渔人之乐的情味。用“片云晴”“夜更明”“带月行”3个描写晴空景色的词组，表现渔父由于内心欢悦，在食饱酒酣之后，边唱边行夜路的情形，一派山林闲适、世外桃源的野趣。与原作相比，这5首词尽管在语言的优美流畅、技巧的圆熟凝练上略逊一筹，却深得原作的精髓，自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度，展示了嵯峨天皇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才华和追慕先进文化的丰采。

纵观这5首词，每阕结句的第五字为“带”字，与原作的“不”字相仿佛，显示出一种整饬美。在意象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上都围绕渔翁生活展开，表现了一种恬然自适的生活态度。而且5首词一气呵成，暗含了空间的转移和时间的流动，没有支离破碎之感。春天桃花盛开，枝头柳乱，烟波浩渺的江水边，渔父开始劳作。他兴致非常高，即使打不到鱼，只是让风吹着也感到心旷神怡。在与鸥鸟狎戏、浪游江上的日子里，渔父忘记了岁月的流逝。他是往来无定的烟波钓叟，常宿水上，无牵无挂，闲钓独饮，餐罢鲈鱼莼菜的美味，在飞花月明之夜放歌而行。此渔父毫无沽名钓誉之意，自由自在地垂钓于江中，让士人好不羡慕。(www.xing528.com)

渔父在汉文化积淀中成为隐者的代名词，体现了一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理想，一种归隐的倾向。嵯峨天皇贵为人主，自然不可能去体验这种生活，但他心存向往，羡慕这种摆脱了一切束缚的神仙般的日子。在汉文化长期浸润下，他对归隐田园、远离尘世表现出由衷的憧憬和向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情愫在其他汉诗作品中也早有流露。因为“渔父”平日所居舟船之中，所以一叶扁舟自由自在泛于水上的情景常被文人写于诗中。日本室町时期五山文学高僧萨南学派始祖桂庵玄树（1427—1508）曾为遣明使游学中国7年，归国后讲授朱子学。由于受汉文化影响深远，他将自己代表性的汉诗文集命名为《岛隐渔唱》，表达自己身居岛国，躲避战乱，隐居萨摩（鹿儿岛）的伊敷村结东归庵的心境以及与友人交游的诗文。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槐南（1863—1911）在汉诗《夜过镇江》里写下“他日扁舟归莫迟，扬州风物最相思”的诗句。宋代贺铸（1052—1125）作《水调歌头》词，有“尽任扁舟路，风雨卷秋江”的美句。可见渔父所乘“扁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也有放浪江湖、独立寒秋的意象。总之，这些在当时日本的汉诗文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对而言，在东亚汉诗中，日本“渔父垂钓”题材作品描写得直白、简洁，其中的禅机要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是海岛国家，内陆河流较少，而海洋面积很大，而海上钓鱼与江河垂钓的意趣就完全不同了。在日本，从古老的“浦岛传说”到最早的汉文小说《浦岛子传》中的主人公渔父都是因在海里钓金龟而展开故事，汉诗中也都写的是渔父在海里的感受。如赖山阳（1780—1832）的名诗《泊天草洋》中“瞥见大鱼波间跳，太白当船明似月”^[8]，斋藤拙堂（1797—1865）的《熊野道中杂诗》之一中“一只鲸鱼润七乡，渔夫夸获气扬扬”等诗句，都表现的是渔父海钓的情景。

在琉球古国的汉诗中，也不难发现这种以“渔父”垂钓为题材的佳作。其中蔡温（1682—1761）的《泛许田湖》就写出他第二次人生转折时的复杂心情。蔡温在《自叙传》中称，16岁时仍未显露天赋，无法理解讲义，后因遭友人羞耻，开始奋发努力，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后蔡温于27岁以进贡存留身份渡福州，同行的正副使上京，他则滞留于琉球馆中。居留福州期间，蔡温结交到锦鸡山凌云寺的长老，后经介绍得与来自湖广（湖北、湖南）的隐士高人见面。交谈中隐士指出蔡温以前之所学与真正的学问相去甚远，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书中体悟治国之道理。自此蔡温开始深刻反省所学，体味学问的真髓和治国的根本，这也成为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点。继后，蔡温拜湖广高人为师，成为阳明学信徒，潜心修学，后任琉球国历史上首任国师。他在琉球推行农政、林政、治水政策，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播扬到了琉球。

蔡温有11首诗歌入选《琉球汉诗选》，著有《蓑翁片言》等。他以“蓑翁”自诩，在《泛许田湖》一诗中写道：

清湖十里抱村流，此日偷闲独泛舟。

枫树初飞堤上叶，钓竿殊狎水中鸥。

天涯风静霞光落，红面峰高月影浮。

才是沧浪渔父兴，敢云我续范蠡游。

蔡温寄情于景，偷闲泛舟垂钓，充分享受沧浪渔父的雅兴。《楚辞》中的渔夫曾为屈原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劝其随波逐流。^[9]所以无论是诗中的“沧浪渔父”的规劝，还是“范蠡游”的归隐山水，都是蔡温内心所渴望达到的意境。

越南的汉诗中也不乏“渔父”垂钓的题材。李朝时（11—12世纪），由于越南统治者的提倡，中土传去的佛教达到发展的极盛时期。中越高僧互相往来，共同译注佛教经典，切磋汉文学，推动了汉文学文化在越南的发展。当时精通汉文、擅长写诗的高僧法师，在一些汉语的偈颂，即通常所称的“禅诗”中，常流露出汉文化影响的印迹，以及渔父垂钓汉诗的韵味。

空路法师（？—1119）刻意求学佛禅，攻读汉诗文，在仅存的两首汉诗中，《渔闲》一诗别有一番诗趣：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睡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

这首禅诗绘出了一幅山水画，画面空旷，氛围寂静，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渔父泛舟万里清江，却意不在鱼，只是坦然酣睡。过午醒来时他才发现积雪已堆满小船，这是何等的惬意。客观物境的安谧空灵与主观心境的恬淡超然有机地融为一体，诗中那种淡泊无心、闲适自得、任运随缘的禅家意境，及其情趣，有柳宗元的《江雪》诗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味道。二者都是将“渔父”垂钓的场景安排在死寂的清江雪景中，达到“无我”“性空”的境界。又如杨万里的诗《十一月朔早起》：“夜来富贵非人世，梦钓沧浪雪满舟。”这些诗篇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孤寂和“心头无事，无所执着”的“平常心”。正如越南慧开法师曾作的偈语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类“渔父”垂钓的汉诗都表现的是一种“大彻大悟，法尔随缘”的淡定心态。

越南陈光朝（1287—1325）在《钓叟》诗中写道：“豚浪吹潮上碧滩，橹声移入碧云寒。几回薄饵悬钟鼎，那重桐江一钓竿。”^[10]此诗虽将桐江渔父在江船上垂钓的艰辛描摹出来，但缺少中国汉诗的那种玄机。阮秉谦（1491—1585）在《问渔者》一诗中将渔父的自由自在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潮海扁舟渔者谁，生涯一笠一蓑衣。水村沙近鸥为旅，江国秋高鲈正肥。短笛清风闲处弄，孤帆明月醉中归。桃源故事依然在，秦晋兴亡是却非。”^[11]这首诗既有中唐诗人张志和《渔歌子》词中渔家乐的意境，又有晋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遁世隐居的深意。郑天锡（？—1852年）的《鲈溪闲钓》诗：“浪平人稳自悠哉，闲荡轻舟钓溯洄。缗直深沉钓饵重，鳞罗乱飐水纹开。昼寻云影随流泊，夜逐寒光带月回。笑傲烟波时出没，相期溪汐海潮来。”^[12]诗句将渔父闲钓的那种悠然自在，随意自得的心情和神态都表达出来了。陈践诚（1813—1883）的《渔庄》诗写道：“生涯乐趣水边居，一叶轻舟纵所如，百尺笭箵鸥鹭静，棹歌几曲月清虚。”^[13]诗中的渔父生活在其乐无穷的水边，轻舟随意漂泊，载着长长的盛鱼的竹笼，在明月初升时唱着船歌而归。越南诗人宁逊（生卒不详）还写过题为《渔樵耕牧》的汉诗：“富贵功名了不干，百年纵迹白云关。斧声断续烟霞里，歌韵高低木石间。万倾林湾生计裕，一天风月乐机闲。卖薪沽酒时时醉，肯为公侯换此山。”^[14]诗中将汉文化的潜在主脉，即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之趣，表现得一览无余，却缺少了禅诗的趣味。

汉文化倡导读书人重诗教，诗可以言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钱锺书在《谈艺录》“妙悟与参禅”中说：“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于是作诗与参禅有了契合点，尤其是汉诗中的“渔父”垂钓题材便占尽了禅机。东亚汉诗传统，用字极简，炼字极精，颇类郢人斫垩的斧正，既需要巧思灵感策马驰骋，又需要事理逻辑和精神境界为之辅翼。“渔父”垂钓题材的诗中“渔隐之乐”不乏禅机。“渔父”打扮的士人，泛舟水上，并不急于捕鱼，而是尽享静谧安详的当下时光。正如《南史·渔父传》中载，在浔阳江上一渔父垂纶而钓，并大声唱叫，有太守觉得奇怪，问他是否有鱼可卖，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乎。”悠然鼓棹而去。“渔父”垂钓并非真的要钓鱼，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垂钓之意钓其名利而已。所以这种“渔父”垂钓的禅机，常常通过阅读文本的经验中体味出来，即“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即使是“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也在自己的《道情》中吟诵道：“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15]这首颇有昆曲韵味的曲调美不胜收。在清远旷逸之中，流露出无尽的情思，在无垠大化之中，蓦然举头，明月已上东山。“渔父”垂钓顿悟的禅机已达心田。

“渔父”垂钓题材的禅机在于“渔隐”的目的，因此，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多与隐士这一群体相联系。《辞海》将隐士解释为“隐居不仕的人”。“隐士”之称始见于《庄子·缮性》，继后《晋书》中有《隐逸传》，唐宋史书中也有《隐逸传》。《旧唐书·隐逸传》序，其中有“坚回隐士之车”的语句。就其早期见著文字而言，隐士要具备两个特点，即“隐”与“逸”。此后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心目中，隐士有了多种不同的身份，如高士、处士、逸士、逸民、幽士、遗民、隐者等。其基本特征是有条件出世，但尚未出世者。在隐士中既有庄子那种乐观放达、醉心山水，以清虚为怀的人物，例如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里中臣大岛的《咏孤松》就有“孙楚高贞节，隐居悦笠轻”的诗句，说明隐者的高贞节；也有陶潜那种辞官朝隐、清高不浊，以农耕为乐的庶民。他们之所以做出隐逸的选择，正如唐代诗人李白的两句名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历代不少有名的隐士，只是在扮演“隐士”的角色而已，那些遁居深山老林修行的真隐士，实际是不为人所知的。即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他们宣告隐居，是怀着未被人识，或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的。所以这个“隐”是和“显”相对而言的，即身隐心不隐，只是在等待时机，以隐求显而已。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只要米给得多，也是会折腰的，毕竟“学而优则仕”是立身之本。而“渔父”题材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汉诗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素材且表现出某种禅机，则是因为在汉文化影响下，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困顿场屋、蹉跎仕途的苦恼中，看到同类人在悲愤失望中走向归隐之路，心中油然产生的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与理解、羡慕与欣赏的复杂心理，也是一种在精神价值取向上遇到知音后的自然共鸣。而“渔父”垂钓则自然而然成为文人难以把握自己命运，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最佳抒情题材，其中的禅机主要表现在“身在江海，心在魏阙”的伺机而动所给人的茅塞顿开的妙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