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同体：变形记中的思维与外貌

中外文学史上还有不少描写人类变形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影响的痕迹，或者这种影响的遗痕不明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在自己的笔下写出许多人变成动物、植物、神怪，有些还能恢复原形的故事呢？这主要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民族文化积淀有密切的关系。在古代的作品中，人被描绘成能变成某种动物，实际上是人类发展到文明阶段以后一种返祖心理的反映。世界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普遍有过动物崇拜时期，在宗教观念或神话发展的“启蒙”阶段，动物形体的神才逐步让位于人兽同体，乃至人神同形的神。人兽同体采用了人体与动物、怪物体貌相杂糅的外形，然而其思想则完全是和人一致的。这是人的要素逐渐浸入神界的结果。到了人神同性同形阶段，神话已经进入发展的高级阶段。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时常表现出一种人和动物、人和神互相变来变去的特征，这是人们寄托了自己想象的结果。当它们成为创作素材到了作家的笔下，就增加了不少夸张和形象化的描述，成为绘声绘色的文艺作品。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第十卷中，就有巫女使她的客人变成猪，但仍有人类思想的记载。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重要诗人奥维德（前70～前19）在长诗《变形记》中，把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和一些历史人物编织在一起，颇具想象力。其中有达佛涅为逃避阿波罗的追求而变成桂树；尤庇特不仅变成白牛抢走欧罗巴，而且还变成天鹅骗取了勒达的爱情生了海伦；弥达斯从狄俄倪索斯那里求得点金术，凡碰到它的都要变成金子，等等。《变形记》中的故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变形”。书中的许多人物不是变成飞禽走兽，就是变成花草树木，有些最后又恢复原形。这种变形描写的思维基础，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他主张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说，认为灵魂是永恒不灭的，当肉体死亡时，灵魂可以从一个生物体内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去。继奥维德之后100多年，阿普列尤斯在约公元125年至2世纪末写出取材于希腊民间传说的散文体小说《变形记》（又称《金驴记》）。主要描写希腊青年鲁齐乌斯对魔法猎奇，经商途中住在友人家中时发生的故事。他在得知友人之妻是个能用魔药将人变成动物的魔女之后，就买通女仆，偷看女主人如何身抹油膏，变成一只大鸟腾空去幽会。女仆在鲁齐乌斯的怂恿下想帮他试试，不料在慌乱中抹错了油膏，鲁齐乌斯被变成一头驴。女仆告诉他只有等天明从野外采来蔷薇吃了，他才能恢复人形。正当他心急如焚地等待天明时，一伙强盗将友人家洗劫一空，并把他当作驮财物的驴拉走了。此时鲁齐乌斯保持着人的理智，却不能讲话，几次逃跑都未成功，只好忍辱负重来到强盗巢穴。此后变故很多，他几经转卖，最后在埃及女神伊西斯的指点下，吃了游行的女神祭司手中的蔷薇花冠，才得以恢复人形。

这类关于人变形的故事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很多。印度古代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就可以变成猫等动物。讲述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故事的佛本生故事里，也有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前无数次转生的故事。印度佛典《出曜经》里，一个旅人与会咒术的女人有私，当他要回家时，被女人用咒术变成驴，直到在同伴帮助下吃了遮罗波罗草药，才恢复原形。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女王辽彼是个魔术师，她将别人变成鸟的巫术被发现后，自己也被别人变成骡，几年后才恢复人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1873～1939）的短篇小说《高野圣僧》，写一个行脚僧人宗朝在飞的深山中遇到一位具有奇异魔力的美女，其他行人均因对她产生了情欲，而被美女变成野兽或鱼，唯独这位僧人因清心寡欲，终于摆脱了磨难，走出深山。在中国古代作品中也有不少这类变形故事。在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人化鼋”篇里，记载着宋士宗之母变大鼋出走，后又恢复人形的传说。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支诺皋（下）”中也有载。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里也有变形故事，写随唐僧取经的一个小行者被人变成驴，孙行者将此人之妻变成驴口边的一束青草，急得此人不得不将小行者变回人形，孙行者也一口气将其妻变回人。这类人被变形后又还原的故事，在中国被描述得最为详尽而且绘声绘色的，莫过于明人伪纂的唐代孙的《幻异志》中“板桥三娘子”的故事。这则故事情节完整动人，堪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佳篇。因篇幅较长，节录如下：

“元和年间，许州客商赵季和至汴州西板桥店内食宿，深夜辗转难眠，闻听隔壁店主三娘子屋中有响动。他“偶然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豹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箱中取出一裹荞麦子，授于木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木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于箱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诸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不久，赵季和归途中又经过此店，他以事先做好的烧饼偷换了三娘子的一枚，并说这是自己带来的，让三娘子吃。烧饼才入口，三娘子也变成驴，它被季和骑了四年，被一长者救出，又变成人，不知去向。此后，五代十国时，何光远作《鉴诫录》，其中有一篇写刘自然变为驴子的现世报故事。明代《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也和潘金莲讲过人变驴后又变成人的秽语。清代《聊斋志异》中《促织》篇，成名之子变成蟋蟀替父交差，数年后才复原，《婴宁》篇婴宁变幻成朽木戏弄轻薄之徒等。又如“精卫填海”“梁祝化蝶”“薛伟化鱼”等故事中，都有变形故事的因子。

中外这类变形故事表明，人类有一种返祖心理长期潜存在深层意识中。随着自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早已脱离了动物的形骸，但是动物的遗形因素却给人类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时时返回到人类的脑际。在适当的时机，时常是某种传播手段，如文学、艺术品等，唤醒了这些沉睡的意识，引起联想，创作者根据丰富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具有全新意义和内容的变形故事。这种情况即使到了现代也不乏其例，中外文学家在这类变形故事中寄托了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表达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一种困惑与恐惧。(www.xing528.com)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宗璞在短篇小说《我是谁？》中，将女主人公韦弥因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最后变成虫子的故事描写得逼真形象，令人心有余悸。人在外界重压下变成了虫，它虽然爬行，但是却未丧失人性。虽然蛇引诱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使人类脱离了蒙昧状态，却被上帝惩罚永远不能直立行走，只能贴地而行，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地位吗？失去了自我的韦弥最终才找到我是人的答案。另一短篇小说《蜗居》，描写了为躲避“文革”的迫害而变为蜗居者的故事。主人公最后由于对“文革”的惧怕而想象着人们都戴着面具蜷缩在蜗壳中。“文革”把人变异为物，这是对知识分子当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主人公的结局觉得自己在萎缩、干瘪，蜗壳慢慢被别的物所咀嚼，自我终于消失。这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卡夫卡（1883～1924）在艺术“是表现，不是再现”的口号下，利用神奇怪诞的形式和内容，写出表现自我“本质”和“灵魂”的小说《变形记》。小说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某公司小职员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负与职业习惯的双重挤压之下，心理发生扭曲，外观变成一只大甲虫的悲惨遭遇。他的人性已被外界变成非人的东西，以此来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人所感到的莫名其妙的灾难感与孤独感。他虽然形体变成大甲虫，但内心还保持着小职员的身份、性格、思想与职业道德，这是可悲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普遍有这种感觉。人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与人对立，最后操纵了人，并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最终人被变成“物”或“非人”。这种变形的思想基础与古代已截然不同，是建立在人对现代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与认识意义。在这些方面，正是变形故事给了人类诸多的启悟。

探讨各个民族以“徒劳”和“变形”为主题的两组作品的渊源与异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们将不管是否有关联的同类主题，按照自己民族的审美需要加以抉择，再繁衍出新的故事题材。由于主题的相同，比较文学研究有了另一种可比性。

【注释】

[1]本文原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