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民族并不是人类生而有之。如果将民族界定为使用共同的语言，坚持一种未间断的文化传统，并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族群的话，那么民族的产生是有案可稽的。欧洲中世纪后期，当人文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人的个人诉求超出家庭、家族而进入社会以后，对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这需要一个边界，民族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身份设限。人们对社会的责权利的分配，不可能无限制，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催生了人们对民族的想象，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划分。当历史上出现民族国家，尤其是像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首创国旗和国歌以后，民族概念开始具象化，形象包装使它产生诸多的“质感”，并逐渐向人们的感觉层面浸润，最后终于进入意识深处。此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在运用某种民族共同使用与认同的语言塑造形象，并用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感情时，这种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就具备了初创时期民族文学的本体论特征。在“世界文学”一词尚无现今的意义之前，民族文学主要指的是在多民族国家中那些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并遵循共同的美学标准，反映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所保留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质的书面与口头作品。

此后，欧洲社会语言中，“民族”常常出现与“国家”同义的现象。欧洲的社会史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民族发展史，以至于“联合国”实际上写成“联合族”，即“United Nations”。这样的认知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首先，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因政治集团利益需要而产生的实体。这显然和民族在本质上是不相符的。其次，欧洲自中世纪以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凡使用共同语言而且具有相同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族群几乎都成立了国家，它较少涉及多民族国家与民族的问题。因此，民族文学与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就有本质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相对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里表现不明显，而在多民族国家里则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国家文学或国别文学是出于政治和地域的考虑，人为划分成的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自然形成不同。在多民族国家，它是由一种统一的语言作为国语进行创作的。在比较文学范畴里，因为本体论中就涉及跨越民族界限，这就使其界定很清晰，如果说跨越国家或称国别界限，就显得意义模糊了。因此，在比较文学领域里多谈民族文学比多谈国家文学显得概念更精准，界定更科学，也更符合比较文学的研究实际与学理规范。

“民族”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名称，被世界许多地区已有组织形态的人们争相运用，尤其是自16世纪先后被西方殖民的诸多地区的人们纷纷以“民族”为旗帜，号召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人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生存区域等历史文化传统留下的有形或无形的“遗存”，强化了族群的生存边界。这时的民族文学因为有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的社会功能，因此，有时和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混为一谈，使民族文学的范畴增加了弹性空间。但是好景不长，尤其是近代刚刚成立国家的民族文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文学发生学的学理层面分析，纯粹的民族文学，即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在现代几乎是不存在的。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也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一元化局面。实际上古已有之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的反作用在现今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复杂与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面对这些挑战，民族文学必然会以重组的形式直面民族文学的各种变异形式，并强化自己的外延与内涵。

真正对民族文学形成挑战的是德国文学家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他认为文学和艺术、科学一样，同属于整个世界，希望人们能够冲破民族文学的狭小世界，着眼于世界各国文学的广阔天地，在继承传统、相互交流中使民族文学成为全人类都能享用的共同财富。继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点。相对于歌德从纯文学角度对世界文学进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对包括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的全部精神产品而进行论证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一经提出，不仅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域，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学理层面的诸多热议。尽管现今“世界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包含着多重含义，但是对于将各个民族语言创造的文学视为不同的有机体，认同它们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等观点，学界基本是一致的。有了这种文学的世界性、整体性的审美尺度，在探究具体文学现象时，就不会仅仅着眼于具体的局部的表象，而将研究对象视为世界文学这一有机体在某一方面、某一区域的折射点，由此，区域性的民族文学才会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世界文学”无论就其内涵和外延都处于流变式的动态之中。从歌德开始，这种流变就从未停止过。因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化之所以能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标志。当前世界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错综复杂，全球性制度框架对文化交流与冲突起着调节作用，人们更看重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交通运输的发展，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人们的心自觉不自觉地在接近，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物理距离没有变化，但心理距离却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从认知角度对世界文学的需要都日甚一日。其实，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学或国家文学，它们对世界文学的形成或发展都做出过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贡献。世界文学是各民族、各国家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不同的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现今人们探讨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就是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回应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世界文学所具有超越民族文学和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而形成的这种国际性，是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关注与研究的结果。文学研究从民族、国家扩大到世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体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国际维度的渗透性思考。文学与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各民族各国家人民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开始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欣赏的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这种大趋势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在进一步发展。总之，人们对世界文学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接受者的兴趣和意愿，即接受者的审美价值取向。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背景，所以接受者需要主动调动、集中自己的才能常识和审美旨趣，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这样，世界文学才能在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读者中产生真正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才成为对于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内涵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之一。哈佛学者戴维·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定义为“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2]这些作品的接受者是一些能够超越作品的原始语境，在异域环境中仍能广泛认同和解读其美学意义的读者，他们使世界文学在异国他乡同样能焕发出诱人的光彩。

世界文学当前正以势不可当的姿态进入文学研究与阅读视野，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进步与发展的影响。世界文学作为全球性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成为人们为娱乐消遣而阅读的重要内容。任何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无论是多么个性化的文学作品，只要进入互联网中，就失去了私密性，也就没有了读者的阅读界限，只要通晓作品原始语言或译介语言即可阅读。于是世界文学在借助互联网一类新的技术媒介手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任何具有区域性和个体化的文学公开化、公共化。互联网等新技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物质体的媒介，并以其自发性、自由性、开放性、公开性等为世界文学的形成与播扬提供了最佳渠道。但是互联网等媒介毕竟是一种“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技术”不能解决世界文学的核心即形象思维问题，技术的“中性”也不能形成对世界文学褒贬的价值判断。更何况互联网上的读者在线阅读，即上网阅读是借助鼠标进行的纵向的强力而快速地浏览，对题目和主要内容很难进行“深度阅读”，更不用说“文本细读”。这种追求快速和节省时间的阅读，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是个好事，但是能让世界文学超越时空，成为经典而流芳百世，则难上加难了。(www.xing528.com)

世界文学应该具有“经典”意义。所谓“经典”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学形式，其中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量，接受者都认为是最有意义和价值，并且同时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广泛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它们是历史文化的积淀物，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结晶，具有持久性、典范性和权威性。当然，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经典”，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中国古代经典特指那些典范性的儒学经书，后来扩大而涵盖了儒释道的重要典籍。外国的经典一般指那些传承文学本质、警世明理、认知社会的优秀作品。它们历读不尽，为人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人生经验和感受，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经典的这些特质使世界文学中的精品有了很深的哲理性和丰厚的文化性。它们从理性出发，对人生、生命、理念、思想、生存状态等带有很强思辨性的问题进行探索，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那些带有文化特征的现象进行阐释，从而使世界文学名副其实，历久弥新。经典的特质也使世界文学中的精品表现出鲜明的时间性和独特的审美性。接受者可以不断地发掘出那些潜藏其中的美学价值，享受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必然要有一种中介和桥梁，一种逻辑和学理上的联系，那就是比较文学。从性质上分析，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基本上都属于文学范畴，只是分类不同。而比较文学则是一种文学研究，一种跨越了民族界限或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它以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为研究的起点和方向，以世界文学为研究的终点和目标。比较文学以国际性的眼光考察和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利用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对不同的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找出超越二者的世界文学的基本规律。比较文学还使二者间产生诸多的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关系，这样的文学研究才有实际意义。即使是像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尧斯那样对比较文学颇为不感兴趣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世界文学’取代了不同民族文学背景下作品与作者的基本差异，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3]尽管他认为这并未能彻底解决比较文学的方法论问题，但他不能不承认“世界文学”出现了“新的合理性”。因为世界文学不仅可以将因纵向的历史的时间性原因造成的、对一部作品所形成的时代差异纳入研究范畴，而且还可以将由于横向的民族、国别、地域等空间性所形成的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认识，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这其中比较文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功不可没。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正是由于比较文学的介入，才更加突现出其学理意义。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2]《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4日。

[3]［德］H·R·尧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