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多元化综合和热点问题

当今世界正从过去的两极对立走向多极对话，通过多极的多边的对话解决国际关注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们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走向多元对话的思维模式。当今学术界的研究也正从替代式否定走向多元化综合，这其中，比较研究因最为敏锐、也最具挑战性而逐渐成为当前学术前沿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在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的研究中，多元化综合化也逐渐成为热点问题。

首先，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动态性、不确定性，决定了它的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比较文学不仅是在中国崛起时有危机，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存在着危机。当时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持续了十余年的理论论争。这场论争所引发的关于学科界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思考，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结论。法国学派的学者指责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不给学科设限、学科边界宽泛，导致缺乏可靠可信的因果事实联系来完成逻辑推理。由于比较文学最终要走向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的这种争论势必会毫无保留地渗透到比较诗学中来。它实难达到艾金伯勒所要求的那样，将“历史的探寻”与“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于是，比较诗学同样遇到了比较文学所遇到的问题，即比较文学务实考证，而比较诗学务虚推理的责难。当前比较诗学首要的任务是，在进行具体研究时，要努力克服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避免在命题、概念上佯作强知，而要言必有据，信而有征，克服以偏概全、形而上的玄谈空论，将比较诗学牢牢定位在坚实的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基础层面上，增强可信度。

艾金伯勒指出的，只有比较诗学才能将“历史的探寻”与“美学的沉思”结合在一起，倘得使二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即可走向比较诗学。实际上，只在有事实联系的研究领域里，比较文学的这一结合才更有实际意义，而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更大的研究范围里，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只有这两种方法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比较文学才能从实践走向理论，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地概括出一种比较诗学的美学范式。其基础是从历史和文化范畴去探求、研究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文化领域的综合性的历史材料，表现出一种跨文化立场。其抽象层面则表现出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甚至与美学或语言学等相关文学命题的关注。在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里，“比较诗学”才有实际意义。当比较诗学确立了世界各种文化体系、各民族的诗学原则、异同和优劣以后，它真的就会成为钱锺书所断言的“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次，比较诗学研究中，由于中国诗学自身的一些弱点，常常出现与西方比较中的多方面缺席。近代以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无论用和平的方式或是暴力的方式，各国都处心积虑地挤进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机体之中，但是这种“进入”是不平衡的，往往是以强势文化浸润弱势文化。这种不平衡也不平等的方式，让强势文化表现出一种主流话语的特权。而作为弱势文化，作为从中国文论传统中形成的中国诗学，在与西方的抗衡中，往往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势。在世界性的文艺理论体系大格局中往往被忽视，长此以往，中国文论慢慢地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声音，而习惯于听西方文论的声音，即西方的话语，并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有时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也习惯于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评价、判断，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14]即使是美国的比较文学家奥尔德里奇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是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的。这种阐发不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对话，而是强势话语从其统治地位上发出的“独白”，令人遗憾。这种倾向显然不能成就中国比较诗学。

最后，比较诗学研究中，中国诗学的立场与艰难选择。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所谓中国诗学的立场，主要指的是在与西方传统诗学的对应与参照中，中国自身的一种价值。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已经很习惯于以西方的理论、理论框架和术语来品评中国的文学现象，并因此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失去自己的参照，故而，这不能成为一种对话，而形成“一言堂”。这种曾被某些学者称为“失语”的现象，其实早已引起中国理论界的重视，但是“言必希腊”的思维惯性，已使某些中国学者失去自己的发言立场，从而成为一种思维定式的附属品和牺牲品，并因此而失去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立自由的品格。这是当前比较诗学研究中，中国学者必须自恃与自重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经济一体化必然使得各民族文化、文学处于一个共同的语境之中，但是这种经济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文学的一体化，更不是西方文化文学的一体化，而是给予和提供了更能全面体现民族化的契机。而面对这种局势，中国文艺理论界要有一种理性化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的基础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在共同的语境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能表达自己对话交流的愿望，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或实践等。否则，在新形势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理论界将丧失一次表现自己，发出自己声音的绝好机会。只有在这种大的历史潮流中认清形势、认真面对、理性思考、保持自我，我们才能够不迷失自我，并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诗学的艰难选择，还包括在传统与现代、在中国与西方的对立统一中，实现自我突围与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面对多元共存思维模式的挑战，必然会有一个回应的态势。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系统肯定有许多不同点，但是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发生形态，却又有许多相同点。另外，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不仅在本体论方面，而且在认识论方面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同样作为对文艺现象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它们又必然都会有理论性和宏观性的特点。面对这一切，中国诗学要冲出重围、超越时代、走向世界、面对他者、重塑自身，就必须在保持自己特色与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各民族的优秀精神产品丰富自己，走出误区，面向世界。

中国诗学的选择还难在与西方对比参照的研究中，往往以中国为一极去面对西方，肩负着以中国代替东方的沉重负担。自五四运动以来，以“中西”为题的比较研究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中西文化”“中西文学”“中西文论”“中西传统”“中西诗学”等语句已成为学界的口头禅。事实上，这种比较已成为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中国不可能完全具备面对整个西方的各种功用。另外，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传统，而西方不完全是一个文化传统，中西对应也是不全面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东西”“中外”“中法”“中美”“中日”“中印”等，在这种语境中的比较诗学研究，才有明确的指代性与对象性。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所指出：“东方其他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及日本、朝鲜（韩国）、波斯等国，都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基础上，发展了文艺理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总之，东方各国共同努力，形成了东方文艺理论体系。内容有同有异，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15]中国诗学不应只注意到中国的文艺理论，还应注意到东方各国的文艺理论。东西方文艺理论相互参照比较，融会贯通，建构总体的文艺理论，不仅促进比较诗学的发展，也促进世界文学走向新的繁荣。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种文艺理论能够将文学的各个层面、各个侧面完全准确地呈现出来，也没有哪一种文艺理论能够囊括或阐释其他异质文化体系中的他种文艺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异质文化传统形成的不同研究对象，导致了文艺理论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侧重点进行分析，这需要有魄力、有胆识、具慧眼的研究者去构筑具有共同质素的文艺理论框架，以解答人类思考和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并努力揭示文学本体的秘密。此外，这种研究也能加深对本民族文学艺术的理解、阐发和理论总结。目前日益深入的文艺理论比较研究，正朝着建立共同的“诗学”这一远大目标而拼搏奋斗，比较诗学将以“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为双翼，振翅腾飞。

【注释】

[1]本文原载《燕赵学术》，2007年秋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2]《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5页。(www.xing528.com)

[4]《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5]叶维廉：《比较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5页。

[6]《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8]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9]［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0]［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2]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教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3]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4]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2页。

[15]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