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学比较研究与思维方式的成熟

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各国间的自由竞争和思想革命运动相互影响，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因而在这种全球性综合思维的“大气候”中，文学研究更多的是对同时代各国作家、各种文学现象之间比肩式的研究，并初具了比较文学的规模。

这时期，许多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学作品进入欧洲人民的文化生活领域，不少内容甚至成为欧洲人再创造的素材，被加以改编，为东西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由巴洛克风格演化而成的“洛可可风格”“乃由中国直接假借而来，已为美术史家所承认”。^[12]当时中国工艺珍品中那种纤巧和诉诸感觉的情趣在欧洲艺术领域蔚然成风，被称为洛可可风格。这种“和中国风格实在是同出于一文的伯仲”^[13]的风格一直影响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英国的杨格在《论独创性写作》一文中，比较了屈莱顿、莎士比亚、本琼生的创作，认为“作家的感受和感情是伟大创作的生命”。理查德·赫德在《论诗的模仿》一文里，用比较法全面评析了中国《赵氏孤儿》与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的相似之处，得出“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可以产生写作方法的相似”的结论。沃顿开拓性地运用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写出《英国诗歌史》一书，勾勒出“一个英国诗歌与别的民族诗歌比较的轮廓”。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几乎都进行过文学比较研究。孟德斯鸠指出：“众多的观念都是各自同其他观念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的主要作用在于比较”，否则“几乎总要在所有判断上碰壁”。^[14]狄德罗为宣扬他的自然观，比较了许多民族的魄力，认为文学以诗为例也要从自然中汲取营养。卢梭在比较思维支配下写出著名的《论科学与艺术》和《新爱洛绮丝》。卓绝一代的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把古代、近代各国文学中的史诗类型、语言风格、时代风尚作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得出很有见地的结论，被称为“比较文学的理论先驱”。德国莱辛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中比较了莎士比亚与高乃依的艺术成就。著名剧作家席勒从性格和爱情两个主题方面比较了印度梵文戏剧和古希腊戏剧，结论是：“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15]

在18世纪这个历史变革的时代里，文学的多样性、世界性多方面地启迪了人们的心智，促使人们以新的思维和方法对文学进行新的思考。人们逐渐意识到要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分析、比较出文学艺术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虽说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系统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还没有出现，但是进一步探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曙光却出现了。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人们注重从理性高度对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用因果考证的思辨方法对文学研究进行总结，比较性的思维习惯逐渐形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从研究方法到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世界市场日趋形成，各民族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们比较的思维与心态的发展。

在德国歌德曾以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以及希伯来文为工具研读了古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学及日耳曼文学三者融汇而成的西方文学。又倾心于波斯诗歌、《一千零一夜》、印度戏剧《沙恭达罗》的研究，还涉猎过中国文学。他发现不同民族的同类感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才厚积薄发而提出“世界文学”，这也是他依靠比较性思考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在英国，波斯奈特的名著《比较文学》写成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明确指出，是“拉丁文艺复兴，接着是希腊文艺复兴，在现代欧洲的思想界打下了比较思维的基础”，而把“有意识的比较思维称之为我们19世纪的盛况”。^[16]他在该书的“世界文学在印度和中国”一节中，用印度和中国以诗歌和戏剧为主的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比较，使东西文化、文学交流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圣伯甫把潜心研究文学影响的成果写进题为《堡罗亚尔修道院史》的法国文学史中。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贯穿着影响的观念，在《艺术哲学》中，他也以文学比较的眼光分析了自然环境对民族艺术的决定与影响。正如日本著名学者野上丰一郎所指出的：“圣伯夫和泰纳所用的方法在19世纪学术界，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给比较文学开拓道路的。”^[17]

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文学比较研究经过极其艰难、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终于形成了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那时，许多新的影响综合起来促使欧洲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目的明确地进行比较，致使比较的习惯空前普遍，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学术领域里蔚然成风。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能够使人从心智型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能够超越自己的经验范畴去认识和其他范畴的关系。而思维空间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冲破封闭式的思维空间，不断深化人的认识。从探讨比较文学研究的规律来分析，必然会由只考虑形成文学的种族、环境、时代、历史系缘关系等外部因素，进而深入研究文学内部自身的一些规律，比较思维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得到发展，比较文学研究也必然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注释】

[1]本文原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人民日报》（1982年6月15日）。

[3]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35页。

[5]《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第373页，第375页。(www.xing528.com)

[6]《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444—445页，第445页。

[7]《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444—445页，第445页。

[8]朱龙华编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页。

[9]［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

[10]［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1]［澳］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82页。

[12]《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1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14]［日］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5]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4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16]《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第373页，第375页。

[17]《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第373页，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