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使被束缚了一千年的比较的思维与方法，重新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随着新兴的民族国家兴起，民族语言文学的研究必然会扩大比较研究的视野。“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6]人们有意识地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精华与中世纪的腐朽文化进行对照比较，发现优劣如此泾渭分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灿烂辉煌、光彩夺目，几乎达到无法比拟的完美程度。面对这些事实，人们认识到已经进入“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7]
文艺复兴运动中，“在思维能力”等方面确实涌现出一批表现卓越的“巨人”。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曾对希腊罗马文学及俗语方言进行过比较性研究。著名画家达·芬奇在创作理论《笔记》中比较了画家与诗人的作品在美学方面的不同表现力。艺术史家瓦萨里基于古代与中世纪比较的思想，才用“再生”[8]一词概括这一时期文艺形势发展的特点。人们普遍认识到，古代文学艺术一度繁荣，至中世纪衰败湮灭，如今应该获得“再生”与“复兴”。西班牙戏剧之父维伽在戏剧理论著作《当代编剧的新艺术》中，鉴别比较了喜剧和悲剧的区别，创立了悲喜剧形式相结合的、满足市民审美要求的民族戏剧。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锡德尼在名噪一时的佳作《为诗一辨》里，对大量的古希腊罗马、土耳其、爱尔兰、希伯来及英国等早期的民族诗歌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美学角度论述了诗歌的价值，指出民族诗歌是各民族文学的先声。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梅尔斯于1598年写了《英国诗人、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诗人的比较论述》一书。他在书中不仅运用传播广泛的修辞比较法，把当时只初具文名的莎士比亚和早已闻名的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和塞内加相提并论，而且率先在书名中使用了“比较”一词。这些“巨人”的研究是有开拓精神的。
文艺复兴运动为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以其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和比较方法的运用，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埋下契机。在文艺复兴运动这样重大变革的时代里，各种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方法之间，嬗替并取而代之，继承而又创新发展，都表现出和人类思维发展的紧密关系，都在比较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www.xing528.com)
17世纪，由于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大规模发展，欧洲人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得到进一步延伸。那时代表中国和日本古代文明的精美的工艺品使欧洲人眼界豁然开朗。一时间“中国风味”流行，形成闻名的“巴洛克风格”。这种风格由较早接触到中日珍品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兴起，又波及英国和法国，并逐渐蔓延了几乎整个欧洲。它在美术、雕刻、园林、建筑等方面表现出过分的靡丽、浮华、精美和典雅；在文学上表现为手法夸张、藻饰繁艳，以及故作渲染的奇特描写等。到18世纪这种风格又演化为洛可可风格。西方学者有人武断地认为：“如果没有中日手工艺术的强烈影响，法国就一定不会有、因而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就一定不会有巴洛克及洛可可的艺术。”[9]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基亚在论及巴洛克风格时曾明确指出：“它也只有在比较文学领域中才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含意来。受到比较精神所激发的鲁塞和泰比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在文学方面的巴洛克美学：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高乃依的《滑稽的幻想》、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之间的比较变成了一种理性，并且是明晰的理性。”[10]可见巴洛克风格是欧洲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不断扩大领域时的产物，影响了欧洲许多文学评论家的比较研究。
17世纪，文学比较传统的发展也表现在法国文学史著名的“古今之争”问题上。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崇古派”和以贝洛为代表的“厚今派”，在相互抨击中大量运用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对大量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论，影响极其深远。“古今之争”的西派作家把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的优与劣、同与异，从历史渊源、翻译介绍、审美效果、时代精神、悲喜剧创作等方面，以多种形式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比较、研究，虽然多数比较还处在简单比附的初级阶段，而且都是散见在文艺批评理论和文学发展史中的片段，但是比较传统的继承、比较精神的发扬，都已开始走上有意识的、自发的道路。西方比较文学界也承认：“在法国，比较方法源出于‘保守与激进两派的冲突，以及著名的‘古今之争（1687-1716）’”。[11]它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领域中思维方法的大变更，引起诸多连锁反应，而且使法国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祥地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最先登堂入室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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