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热带温热气候的作用下,那些生活在人类早期文明区域的族群,由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在公有生活之外,越来越注重个人的精神生活。而为了适应这种情感需要的最佳表达,即产生了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易于口耳相传,又容易记忆的诗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提出:“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流传到后代……”。[3]在他指出的最早出现诗歌的国度里,只有一个属于西方,其余三个都属于东方。其实,在其他东方古国:巴比伦、埃及、波斯等国度里,最早出现的文艺形式也是诗歌。因此,这种普遍的文艺现象,形成了一股东方古典诗歌弥漫的思潮,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学特征。
东方古典抒情诗歌诱发了古代东方人民的艺术想象力,使他们生活得更充实、更深刻、更自由、更有意义。人们往往通过欣赏诗歌,将实际生活中的美好或丑恶、伟大或平凡、高尚或卑贱、崇高或渺小、真实或幻想等种种人生体验变为己有。只要人们想抒发或表达自己的某种主观情感,就首先会想到诗,只要人们欣赏过这些诗,就一定会徜徉于诗的海洋之中,使之在情感的博大宏远中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或觅得力量的源泉,重新被激活而奋起。
东方各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接受西方或日本教育后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人曾在这些国家学习过。那些新老殖民者原想通过西方式教育,在东方培养出一批甘心情愿为他们服务与效力的代理人,以达到长期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在接受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甘心情愿当奴仆,而大多数人,则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视野开阔,既通晓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了解西方文化。在文艺领域,这些人最有条件将所了解的西方文艺思潮、文艺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介绍给本国文坛。但是这种对西方文艺全方位的吸纳,并不是全方位的西方化,因为东方文化深厚的传统仍然起着巨大的维系作用。正如现代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1899—1972)所说:“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着西方文学的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阿拉伯著名作家马哈福兹(1911—2006)也说:“欧洲的一些创作方法也许我们永远学不会。阿拉伯作家固有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他们要选择适当的形式与本土的内容相一致。”事实也如此,东方现代文艺的发展就是对西方文艺被动吸收,进而自觉选择,再经过摹仿再造成富于民族文艺特色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文艺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方大多数国家虽然所处的国际环境、政治地位与历史遭际极其相似,但是,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各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另一方面,东方现代社会骤然转型和变革带来诸多矛盾,令人难以一时间解决。因此,导致了要做出文化选择的东方现代文艺家创作心态上的沉重和复杂。这种抉择的困惑与彷徨,体现在创作中,即表现为悲愤与躁动的文艺倾向。究其原因,第一点是由于他们关切民族命运的危机感。近代历史上无数次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使得东方文艺家自豪又屈辱。出于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忧国忧民的东方现代文艺家大多怀有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恐惧感。第二点是民族救亡的紧张感和民族独立的紧迫感。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使现代东方文艺家不能、也无暇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生。而是必须以唤醒民族意识、鼓舞斗志为创作的目的,追求文艺的功利性。第三点,现代民族文艺发展的急迫感。由于现代文艺发展时间短,只有不到半个世纪,文艺形态发育不够成熟,而“走向世界”,与世界文艺发展同步,又成为东方民族文学努力的方向,东方作家忙于应对各种局面,因此身心疲惫。上述一系列的东方现代文艺征兆,都说明现代文学成就不够显著、发展不够成熟和完善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是现代文艺思潮觉醒奋起的大趋势已势不可挡,当代东方文艺的潜在张力已在聚集,而它的曙光就在前方。(www.xing528.com)
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所有的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艺术流派和思潮都可归入“现代主义”这一总称的话,那么确切地说,它只是一种创作原则,是诸多流派松散的结合体。它以绝对主观化、抽象化、反传统和更新迅速等特点,挑战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它所代表的现代精神影响了时代和社会的文化走向。现代主义曾在西欧和北美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诸国和非洲等国只是以变形的方式,给予了上述国家的文学艺术以局部的影响,因为东方各国文学艺术的根还是深深扎在东方沃土里的。
20世纪50年代,东方国家进入当代社会以后,那些难以归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统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它由“现代主义”而生,超“现代主义”而去,摆脱了现代主义的创作规则和审美范式,以通俗文艺和大众传播艺术的形式,冲破了现代主义传统的“等级”“规则”和“品味”等禁锢,走向文艺无约束状态。后现代意识挑战所有的权威,无视所有的高雅语言和艺术形式,否定所有的中心。其文化观念的两大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前者说明了“中心”和“本体”的消失,后者则表示人类心灵的极度自由。这两种倾向致使人类可以随意通过文学化的语言和艺术化的形式创造自己和世界。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更加依赖于自身创造的媒介体和文化环境,而不是自然和客观世界。后现代主义作品随之表现出如下倾向,既不相信“外在”的物质和历史的世界,也不相信“内在”的人的智慧和想象的内在世界。
后现代主义不追求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必然要被价值和生命所否定。文学艺术的游戏化不能给人类精神带来安谧的家园和幸福的乐园,差异性的绝对化只能使每个个体生命成为漂泊海上的枯叶。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即必然会有自身衰败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人类文化的归宿与终结。文学艺术永远会发挥美化人类生活、振奋人类精神、升华人类情感的功能,不可能一味地成为低俗庸人玩世不恭与附庸风雅的牺牲品。无论其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异,文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这种在商业文化主导下的后现代主义其本质就是文化方面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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