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影响下的川端与《睡美人》中的虚无意识

川端后期创作的以《睡美人》为代表的作品，大多既不描写客观人物，也不反映社会现实，只描写在虚无世界里的自我感觉。他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随意使用过‘真实’、‘现实’之类的词，但每次我都不好意思亲自去了解它，或去亲近它，而是想在虚幻的梦中遨游，尔后死去”。^[13]《睡美人》之所以表现出艺术上的病态美与作家的变态心理，是因为川端主体能动意识中虚无观日益深化所致，可以明显看出佛教禅宗对他心灵的影响。小说的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在摄取官能快感之外的郁闷、空虚和神秘感，总感到一种融注其心田的悲哀在生与死之间轮回延伸，在灵与肉之间徘徊穿行。川端曾表示：“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14]。他还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他要用自己的风格，“去歌颂东方古典的虚幻”^[15]。这种蕴藏在佛典之中的虚幻就形成了川端创作《睡美人》主体意识中的虚无观的根基。

“东方古典的虚幻”主要指印度佛教与我国老庄哲学相触合的具有东方传统的虚无思想。隋唐时代，佛教繁盛，直接探取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中较多是“求佛教”而来的“学问僧”，他们带回禅宗、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等佛教各宗，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平安朝时期，表面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内里祸福难测、衰败势在必然。不少贵族只好从浸透着禅宗的静虑和老庄返归自然的山水诗中苟安求生。在川端自幼喜读、烂熟于心的《源氏物语》中，佛教的影响和白居易歌咏酒宴，亲友私会的闲适享乐之幽情比比皆是。及至他“把《源氏物语》放下，去读《枕草子》时”，其中老庄清心寡欲，优雅恬淡的虚无思想也都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川端又因父母早逝、亲人相继而亡，目睹关东大地震、原子弹爆炸等惨景，因而过早地产生了一种生命不久长的错觉和人生无常的感伤，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嗅到死亡的气息”。^[16]自懂事起，他就生活在等待死亡的思绪里，持有一种与他年岁不相称的生死宿命观。他的家族中，自祖先北条泰时开始，代代都有人为僧侣，祖父的养女即为尼姑。在这些阴影的笼罩下，川端青灯孤寂地守着卧病在床的祖父，熟读《源氏物语》与《枕草子》，“过着寂寥的生活”。^[17]这种看透了死亡的虚无感隐藏在川端主体意识的深层，伴随着他生即死、死即生的超脱思想，顽强地从《睡美人》中表露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的社会生活打破了他空虚而又恬静的迷梦。由于虚无思想的影响，他由注重描写爱的徒劳、虚幻的美发展到逐渐加深了描写病态与变态心理的色调。以描写与死亡相联系最典型的作品《雪国》（1935—1948）为比较明显的转折点，五十年代后又推出写男主人与母女二人背德逆伦恋爱关系的《千羽鹅》（1951）、写公公对儿媳产生变态恋爱心理的《山之音》（1949—1954）、《睡美人》、描写女性变态同性恋的《美丽与悲哀》（1961—1963）、写以女性的一只手臂丰满自己情欲的《一只手臂》（1963—1964）等一系列作品，川端在虚无颓废的泥淖中越陷越深，非但不想自拔，反而自甘沉沦，乞求在追求虚幻，宿命的所谓“古典美”之中，找到解脱的蹊径。

《睡美人》中，江口眼里的女性美是妖艳与官能的，但本质是虚幻的。在对生命赞美的同时，又交错着对生命的否定，川端竭力想写出对生与死交替融汇的感受。睡美人没有“纯真的声音”，只有“纯真的肉体”，江口从虚无的幻想出发，把睡美人的美幻化成有血有肉、纯而又纯的美，并把它看作是日本古典美的象征。进而江口又认为“那‘睡美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佛的化身，因为那小姑娘的身体可以充分安慰老人们的思想”。佛所表现出来的虚无、色空意念在作者心目中成了日本古典美的神髓，其“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观念被用来安慰江口的心。江口甚至还希望和秘佛睡觉，使“自己也将有那种永眠不起的想法”，最后伴随着睡美人一起从现实世界上消失。以实现川端认为的死是美的一种表现，是最高艺术的美学理想。这种悲观失望的审美情趣和玄虚的心理是川端晚年厌世无望的心境所致。正如三岛由纪夫指出，小说结束时，“展开了比暗示江口老人之死更广大、更社会化，而且无法逃避的‘死亡舞蹈’”^[18]。此外，川端在继后的其他小说中也加强了对生命的否定。其中《一只手臂》更能发现川端的虚无思想和对虚幻美的追求，为了否定生命，他有意写不完全的生命。一个孤寂的老人带着犯罪感向一位少女借去一只象征生命的乎臂，在摆弄这只手臂时，他产生了细腻的心理感受与复杂的体验，以及丰富的想象。最后，老人醒来，“慌慌张张地拾起那手臂，抱在自己的胸前，用力抱着，好像抱着即死的爱儿一样”。老人感到在这个虚无的世界里，“好像没有一个人醒着”，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川端晚期小说中的这种恐惧感与神秘感，这种虚无中的孤独感，“愈读下去，会愈把你拖进恐怖的深渊中去，使你感到可怕的战慓”^[19]。这时用川端的主体意识完全浸没在虚无世界里，他愈近垂暮之年，愈趋于内向化而遁入纯艺术的狭缝之中，最终于在笼罩着宗教的虚无、神秘的气氛里走到了人生追求与艺术追求的双重尽头。川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四年，在“辛劳过度”“江郎才尽”、文思枯竭的时刻，因长期服用安眠药而深为药物中毒所苦，衰老纤弱的神经终于绷断了，以煤气自杀于工作室中。恰像他在《临终的眼》一文中写到的，“我讨厌自杀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为死而死这点上。”他认为自己不是如此，是在佛教虚无的世界里寻求到了解脱，犹如“世间一切事物永远生灭变化，无始无终”^[20]（一样。他相信自己追求美的新生命从死时那一刹那即重新开始了。生前他认为写“遗书是芥川之死的污点”，因而他像迷一样不留遗书就悄然自杀了。

川端深受佛教虚无观的影响，在《睡美人》中多层次地倔强地表现他的自我意识与感觉，反映了他在执着追求艺术个性自由发展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以及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自我”的影响下，通过自我感觉对虚幻美的思考与表现。然而，正像荒涎派戏剧《等待戈多》中弗拉季米尔的著名台词“我感到孤独”一样，川端自幼就有一种孤独感，他过早地失去了对大千世界进行积极认识体验，总感到“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时时被一种虚无的氛围所笼罩。因而到了晚年，越发感到“孤寂”与“恐惧”，觉得哪怕能和假死的睡美人在一起，甚至和没有生命的一只手臂在一起也好，并能从中得到安慰与解救。同是表现自我的题材，川端的《睡美人》与加缪的《局外人》不同。局外人莫尔索对母亲逝世、情人求爱、入狱判刑都麻木不仁，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作者以此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迷惘与漠不关心。川端借江口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来表现自己长期追求虚幻美所感到的空虚，他在真实空间里找不到生活的位置，只好把主体意识寄托于佛教的静虑与涅槃的出世境界里。最后，他共于在虚无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睡美人》虽然从变态心理的角度描写了病态美，但是在日本文学史上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论。在它之前，伊藤整曾因翻译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恰特菜夫人的情人》（1950）受到东京检察厅的起诉，引起轩然大波。几年之后，自称是“恶魔主义”的谷崎润一郎又发表了描写变态官能享受的小说《钥匙》（1956），再度引起争议。六十年代起“性在文学中扩大其领域”，《睡美人》这朵“恶之花”即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开放在被死亡和毁灭腐蚀的颓废土壤上”的。日本当代文学评论家松原新一等人也评价说：“尽管川端的作品领过诺贝尔奖，他的作品不是可以随便摆在健康的家庭的书架上的。”^[21]这种较为公允而中肯的评价和《睡美人》中所表现出的变态心理与病态美恐怕是不无关系的。

【注释】

[1]本文原载《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

[2]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3]《川端康成的“根”》，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4]［日］川端康成：《睡美人》，星光出版社，1984年版。后引文均见此书，不再加注。

[5]《临终的眼》，《川端康成小说选》第659页。

[6]《川端康成的“根”》，《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三期。

[7]《文学自信》，《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3页。

[8]《纯真的声音》，《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www.xing528.com)

[9]《文学自信》，《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3页。

[10]《古都·雪国》代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睡美人〉作品解说》，星光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12]《世界文学》1979年第一期第293页。

[13]川端康成：《文学自传》，见《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3页。

[14]《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载《外国文学报导》1985年第5期。

[15]川端康成：《文学自传》，见《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3页。《临终的眼》，见《川端康成小说选》，第659页。

[16]《临终的眼》，见《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9页。

[17]《临终的眼》，见《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9页。

[18]李哲洋：《〈睡美人〉作品解说》，台湾·星光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19]［日］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代译序，台湾·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20]［日］川端康成：《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1]《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