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变态心理的影响

《睡美人》在艺术美方面除表现出日本古典美的嬗变之外，也反映出西方现代主义在日本这一文学接受空间的反馈。它是川端受西方现代主义浸润之后，没有丧失自我，在变态心理扭曲的阵痛中分娩出的畸形儿。1924年，川端大学毕业后已小有名声。在文学论争的激烈漩涡中，他大胆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标新立异的活动。在欧洲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派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他和横光利一等人发起新感觉派文学运动，注重表现主观感觉和自我感受。1926年发表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之后不久，他又参加了“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等文学运动，进行探索与尝试。川端后来进行反思时总结说：“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进行过摹仿的尝试。但我的根基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开始，我就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9]因而，他在努力继承日本古典美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各流派的特点，写出代表作《雪国》。20世纪60年代，现代派小说开始盛行于日本、埃及和伊拉克等东方国家，川端也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和日本古典传统风格相融合，写出在变态心理支配之下并具有浓厚颓废悲哀色彩的《睡美人》和《一只手臂》（1963-1964），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生长在日本文苑里的奇花异草。但是，如川端所讲，“我们的文学虽是随西方文学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传统却是隐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10]

《睡美人》中的江口愈近垂暮之年，就愈失去心理平衡，在性饥渴的惯性和追求病态美心态的双重作用下，对女性形体美从变态心理出发，进行了由浅入深的多层次的描绘，并一再沉醉于对女性的无尽遐想之中。他在充溢着感官享乐与自责的矛盾中求得变态心理的暂时平衡与解脱。他使这种自《源氏物语》以来就形成了的日本式的安慰与解救，完全停留在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最低水准线上，不去探查这种变态心理的内涵实质和赖以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也不表现自己在性变态与性苦闷的精神世界中的痛苦挣扎。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悲哀”的世界，他还煞费苦心地运用日本古典美中细腻刻画纤细心理、注重新鲜而敏锐感觉等传统手法，并与西方意识流文学中的象征、内心独白、臆想、回忆、梦幻、时空跳跃等多种表现形式交织杂糅，希图达到高层次的审美效果。

江口很清楚，“在一直昏睡不醒的女人身边过夜的老人，才是丑陋”的，但是他“打年轻时起就乐道此事”，眼下又“觉得自己很空虚”，“经常做噩梦”，要摆脱肉体和精种苦闷的渊薮，只好到“睡美人”之家来寻求刺激，求助于毫无意识和抵抗能力的“睡美人”来满足自己背德逆伦的欲望。而对第一个少女，他禁受不住变态心理带给他的“诱惑、冒险和快乐”，觉得“女人美丽的乳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荣耀”。在变态心理的怂恿之下，他渐渐地失去了正常的理性，任凭主观的感觉和感受去体验所谓的“美”。于是他觉得和第二个少女在一起，“这不是人与人的接触”，在欣赏睡美人的“陶醉”里，他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可是反常的心里又使他得不到片刻安宁，甚至“每天懊悔不已”。在灵与肉的对峙中，江口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情与欲在生理和心理上高层次的统一，只能把美感本质降低为动物性的情欲和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以至于丧失了人性。由于第三个少女舌头的诱惑，他居然会想到“要掐住她的脖子、或捂着她的鼻子使她停止呼吸”。他第四次到“睡美人”之家，“感到内心越来越麻痹”，由于极度的矛盾以及变态心理的驱使，他忽而想到自杀，而且觉得一个人自杀太寂寞，认为“强迫她殉情是最理想的”，忽而又极想用残忍的手段把她们弄醒，“比方她的手被砍断，或她的胸部或肚子被刀所刺”等等，这种心理没有半点情、一丝爱，完全是失去理性的性欲变态者与虐待狂的梦呓。他最后一次去时，变态心理已经把他折磨得痴醉麻木了。他对睡美人“虽然感到厌倦，但是却越想来”，对少女欲占有不能，欲寻死又不忍，只好想到自己“不如干跪死掉”。他在复杂的变态狂想之中，按照弗洛伊德性例错说、恋母情结的启导，竟会想到他“最初的女人是‘妈妈’”，并觉得有“一份真实感自心底涌起”，真是荒谬至极。当和他睡在一起的两个少女之一莫名其妙地死去时，他在惊恐未定之后，变态心理重新又驱使他无动于衷地欣赏另一位少女。这样的描写，是川端不注重反映现实矛盾，一味追求超现实的境界，并把感性和理性完全割裂开来的结果，是作家能动的创作意识日益受到非正常心理歪曲的表现。

川端对江口变态心理细腻而错落有致的描写是他官能闭塞状态下对女性产生的意念。同雨果笔下的克洛德·弗罗洛主教对爱斯梅哈尔达的变态心理没有什么两样，“不能占有便残害”。所不同的是，弗罗洛的心理是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扭曲，表现了人性的冲突，具有审美批判价值；而江口的心里充满了官能的感受、体验与冲动，是精神长期空虚孤寂的一种反映。即使川端的挚友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作家也不得不批评说：“那种执拗绵密，又有尸体癖好症般对肉体的描写，可以说完全用语言去表现他观念的淫荡。”^[11]当江口厌倦了“睡美人”之家，又感觉不到自身的活力时，便由悲观想到自杀，想到吃药长眠不醒的安乐死。这种表面平静、实则颓废的变态心理是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看作内向破坏力立接作用的结果，也是他把死视为最高的艺术，视为美的一种表现的美学意识，可能也是川端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www.xing528.com)

江口为表现变态心理，还借鉴了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展开自由联想，以现实与梦幻相互渗透的方法开掘人物心理的多层次意识。通过象征、暗示、比喻等手法，抓住起决定作用的潜意识，表现在变态心理歪曲之下，对女性形体美所产生的瞬息间“新的感觉”以及他自己不可排解的苦闷与毫无希望的追求，正如现代英国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在谈到“意识流”时所说：“这种写法几乎总是用来描写某一人物的个人的平凡经历和他对这些事物的纯粹个人角度的反应。”^[12]川端为更好地将意识流与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纤细、冷峻、严谨的风格相融合，不是汪洋恣肆地浮想联翩，而是根据所要表现的人物变态心理的需要，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而不做作，感觉和谐、自然流畅而不晦涩难懂，使心理变化节奏适当，在梦幻与想象中逐渐得到充分的表露。

江口首次踏进睡美人的卧室就产生了“好像踏入幻境一样”的感觉，看到睡美人始料未及的年轻美丽，嗅到少女的体香，他即刻就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幻觉”，联想到年幼的孩子以及和他有交往的艺妓与婚前的恋人。“由于这种潜在的回忆，所以不可能会从熟睡的女孩身上闻到乳臭味”，江口又从幻觉中复苏过来，通过弗洛伊德情意综说式的联想，不仅写出他当年的放荡不羁，也表现出他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感。接着又写江口服安眠药之后进入梦境，离奇的梦魇把他惊醒，他扪心自问：“难道到这里来是为了追求畸形的快乐，才做了这个畸形的梦？”这是江口首次去“睡美人”之家的惶惑不安、胆怯多虑、悲哀羞愧的变态心理的反映。第二次去，由于姑娘压在他眼睛上的手发出的香味，“又给江口带来新而丰富的幻想”。他想到牡丹花，山茶花及同去赏花的女儿，感到“从姑娘的手传到江口眼睛里的是生之交流、生之旋律、生之诱惑，尤其对老人来说是生命的回复”。淋漓尽致地摹写出江口幻想通过睡美人来复活自己精神与肉体的心理。第三次，女佣说少女“像死人一样睡着”的话，“激发了江口的回忆”。这句曾是与他同睡过的有夫之妇的话，“一直像年轻的乐音般留存在心里”，使他因“反省自己过去的罪恶及不道德的行为，而感到惭愧”，内心处于重重矛盾之中。最后两次去，他看到少女白色的胸脯联想到“蝴蝶在飞舞”，由给少女擦嘴的手帕联想起四十年前的一次接吻。这些意识的流动，使他产生了“黑暗的空虚感又充满全身”的恐惧和“自觉很悲哀”的心理。他将这些违背道德的行为与年迈悲哀的情感相融合，超越伦理范畴，颂扬丑恶的情欲，并将其升华为“纯粹美”，其实质是变态的。

《睡美人》中的意识流手法，不是对乔伊斯的单纯摹仿，而是保持了日本古典传统中格调，突出感知觉的感发力量，摒弃逻辑上跳跃性比较大的空泛联想，有一定的可信度。川端将这些联想、梦幻依江口去的次数成反比，逐次减少，减轻了心理感受上的重复拖沓。而变态心理却越来越复杂，由恐惧好奇进而到渴望生命复苏。第三次感到的是长眠不醒的诱惑，最后两次索性希图了结生命，尽快死掉，这层层意识流动，顺理成章地流露出江口由于寻求解脱而到“睡美人”之家慰藉自己心灵的悲哀，以及瞬息快感消失之后，心理上的大量空白。当这些空虚的欲壑愈来愈难填平时，只有向死亡求乞、别无他途。在他的意念中，死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他认为美只存在于空虚之中，只存在于幻觉之中，有这样的审美意识，其作品多和死亡紧密联系就不难理解了。川端笔下的意识流改变了西方现代文学中意识流的自然、随意流动性，代之以能见到作家刀削斧凿痕迹的导向流动性，显露出潜藏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下的日本文学传统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