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明区域的演变与中古文化圈

在这些大河流域的文明中，苏美尔文明的发祥地埃里都金城、乌尔都城、巴比伦；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纳吐夫麦作文化发祥地古耶利哥城；古印度摩亨佐—达罗、哈拉帕文明；华夏的龙山文化等，都可以证明东方亚非古文明的发展轨迹几乎差不多，都发祥于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北纬35°以北地区的文明发生的相对要晚。比如黄河发源地在北纬34°左右；古河道出海口在35°左右，河套地区在北纬40°左右。还有北纬35°的亚述古城、首都在北纬40°的赫梯等。这些古代遗存的文明都是早期人类在特定的时空中创造的，其中有的是农耕族群创造的，有的可能是游牧族群，或者是经常从事贸易和战争的族群创造的。安纳托利亚南部赫梯族群建立的军事帝国即是例证。但是无论如何，正如英国著名原始文化史专家、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所说：“重要的是取得一个关于对老问题的新理解方面的明确观点。虽然年代学把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王朝记事也看作或多或少是虚构的，但是，它却同意，根据重要的古代文献，在这些民族中，较高的文化遗迹都要推到五千年前。”^[2]即是说，他承认这些古老文明是因有遗存而被证明其文化文明的古老。

古代东方主要文明区域是综合形成的，主要包括：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华夏文明等，它们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都表现出以下相同的特征。首先，东方文明区域从分布来看呈多元状态。它们不均匀地散落在亚非两大洲的大河流域的广阔空间里。它们往往围绕着一个族群生存在某一大河流域，自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在它们的初期文明区域生成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或几个相邻的文明发源地，产生一定的文明辐射力，向外播扬扩散，使周边地区在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后，被吸附到文明区域中心周围，层层环绕。其次，东方文明区域普遍具有相对独立性。由于当时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各大文明区域之间很难实现直接交往，甚至相互间不知彼此的存在，只有当社会发展到历史规律决定它们必然要向外延展探索时，各大文明区域间的直接信息传递才成为可能。再次，东方古代文明区域处于一种集体存在的状态。由于这些文明都源于农耕生产，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和家族宗法制的观念，使人不得不立足于集体之中。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之外；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固有基因。个人只有同其他人融为一体，才变得生命完整、生活才有意义。最后，东方古代文明区域是群体意识认同的结果。生活在同一文明区域的人往往习惯用祖传、仪式、语言、传统、公序良俗来规范和限定自己。他们因此而认同部落、族群和种族以及民族的利益，从而在更广泛层面上认同了自己生存其中的文明。正是因为这些古老文明的基因深深植根于生活其中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所以其文明要素没有也不可能轻易变异或消失。

东方文明古国从原始的大河流域文明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区域。由于文明区域的相互隔离、交通不便、语言不通，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和平的方式都难以打破这种由于农业生产劳动造成的相互间不沟通往来，以及文明区域之间的壁垒。直至公元三四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东方各个主要文明区域形成的古代文明古国，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开始渐进性地向封建的生产关系过渡。族群向民族过渡，地域向国家过渡，形成了新的文明区域，在聚散离合的过程中开始发生重新组合的现象。古老的文明帝国形成了旧区域与新区域之间的挤压与磨合；古老的文明区域和新兴的政治势力之间也产生了新旧区域之间的碰撞与聚合。无论这种区域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何种方式，客观上都形成了从陌路到纵横，从隔绝到交融，从分裂到统一的局面。

中国无论是从春秋战国（前475）为标志，还是以秦王朝统一中国（前221）为标志，抑或是以汉王朝（前202）建立为标志，都比东方其他国家进入相对统一的封建社会为早。东方其他一些较为先进的国家也在公元后六七世纪前相继进入封建社会，其重要标志即以语言文字为标志的统一国家形态。如，一般认为南亚次大陆于公元320年到540年之间出现的统一的笈多王朝，是印度第一个封建王朝。公元610年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利用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要求统一的政治愿望，创立了伊斯兰教，经过22年的奋斗，在他去世时（632）一个统一的、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终于出现了。伊朗的封建社会始于公元651年，以阿拉伯人推翻萨珊王朝并占领伊朗之时起计。日本于公元640年发生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大化改新，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天皇的中央集权，促进国家统一，被认为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之始。东方各地一系列封建制国家的出现，客观上模糊了人类初始时期文明区域较为清晰的边缘，而为继后过渡到文化圈起到促成作用，这清楚地表明文明是文化的基础。

文化人类学有一个预设的命题，即文化疑似是个实体，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清晰程度不同的边界。揭示具体文化所能表现出的基本的概念和图景是研究文化边界的重要前提。文化边界的研究即文化圈的研究，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及政权的巩固，在东方除君权神授观念的灌输以外，重要的就是需要相应的信仰基础。那么当时的东方各主要国家，中国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统治的思想基底；印度以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为统治的根基；阿拉伯地区则以伊斯兰教为统治的思想旗帜。当时西亚的文明古国波斯进入封建社会，也是以放弃锁罗亚斯德教改信伊斯兰教为代价的。如果说上古早期的东方文明区域是以东方北纬20°到35°之间的大河文明，即农业生产形成的文明为基础的话，那么到了中古时期则是靠宗教信仰为各个封建帝国思想统治做支撑，并形成了信仰的文化圈。很显然它不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而是以上层建筑为基础的。但是生产力的水平由于思想的同一，政治的统一，肯定是会向前发展的。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依靠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东方文化则是凭借上层建筑的统一向前发展的，这两者发生变革的动因是不相同的。(www.xing528.com)

最早提出文化圈理论的是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认为文化圈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它包含有一定的文化成分，即包含一个“文化丛”。文化丛是一种文化实体，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文化特征的综合体。每一种文化丛都是由一个中心产生的，产生之后便向周边地区传播，形成文化圈，因而每一个文化圈都以其原始发源地为中心。所有的文化，无论古代的还是近代的，都是文化中心的文化丛扩散的结果。在文化因素的地理分布上只存在传播扩散的影响，而不存在独立创造的可能。

文化圈理论在斯宾格勒那里表现为“文化形态学”。尽管斯宾格勒几乎完全否定文化传播与扩散的可能，但是在他的理论中，文化与民族和国家是有区别的。例如基督教文化就是如此。斯宾格勒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八种文化形态，而每一种文化形态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以至衰老死亡。这些文化形态就是文化圈。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命运。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有自己的“死”。“生”在文化中的实质就是扩散，“死”在文化中的实质就是萎缩。而且在斯宾格勒看来，这八种文化圈在意义上是等值的，在时间上是共时的。因此，很难说它们在文化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亦很难说在哲学意义上的孰先孰后，它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各种文化圈都是封闭的，自足的，带有鲜明的独特性。并且各种文化中的人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看待一切和评判一切，尽管各文化间交流不可避免，但这只能是表层的，而非本质性的。即是说，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演化为一种传统，它就势必带有排他性，从而确保自己的个性和存在价值。譬如，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曾信奉过佛教，念着同样的经文，祷拜着同一的佛尊，信守着相同的教条，但他们各自的文化精神却大为不同，历史面貌也迥然相异。原因在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生活在封闭的文化圈之中，文化差异的鸿沟势必把他们远远地隔开。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第二，接受外来的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第三，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这三个步骤只是大体上如此，也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发展是错综复杂的、犬牙交错的，而且发展也决不会永远停止在某一阶段，而是继续向前进行的，永远如此。”^[3]

在中古时期，文化圈逐渐取代了文明区域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艺发展的主流。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东方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三大文化圈。其中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信仰的华夏文化向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菲律宾吕宋岛和越南沿海等地扩散，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信仰的南亚半岛向东南亚等地区扩散，形成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阿拉伯半岛文化向西亚、北非地区扩散，形成以阿拉伯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这三大文化圈虽然因为信仰各异而形成的文化特质各不相同，但是由于有东方上古农业文明的共同基础，所以形成和而不同的东方文化。

东方三大文化圈在各自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几个特征。首先，文化圈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而且在同一文化圈内，宗教信仰的认同强于其他因素，包括民族心理的认同。其次，文化圈内部是从宗教信仰中心向外辐射的，以成梯次的、批次的形式展开。离文化中心的距离与所受的影响成正比，呈波浪形，冲击形扩散。再次，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即文化圈外部的文化传播，是渐进型的，渗透性的，是以文化圈的势能大小来决定文化传播走向的，与文化传播的和平或暴力方式无关。最后，文化圈自身的能量是靠信仰来维持的，从理性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观点来分析，文化圈不可能是万古不变的。随着宗教信仰的减弱与改变，文化圈的影响力和传播空间也会逐渐缩小，甚至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