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由于其本体的包容性和跨界性等,许多边缘领域被学界同人所认同,并被纳入其研究范畴,但是却往往忽视了东方,忽略了有关东方的诸多领域的学术成果。其实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希伯来、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有些人头脑中固有的世界文学即等同于西方文学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东方文学并未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这种由于东方在世界范围里形成的边缘化甚至“缺失”状况,不仅形成在实践研究中的“失语”,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一种失根状态,一种失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之根,失去立足点的尴尬局面。
我们可以将这种状态视为与人类自然生态发展一样的生态文化失衡状态。这种失衡表现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作为比较的参照系的东方或作为西方参照物的东方文学在国际性研究中成为被忽略的角色、被遗忘的角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动态性、认识论意义上的性质不确定性,决定了它的危机几乎无时不在。它不仅在中国崛起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而且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一场持续了10余年的理论论争,而产生了危机。以至于这场论争所引发的关于学科界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的答案,至今未能清楚彻底地解决。这不仅是说比较文学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影响研究被认为务实考证,平行研究被认为务虚推理,而是说比较文学研究与考察的对象不够全面,缺乏代表性与概括性。它们只涉及西方文学中的各种文学现象,而很少涉及东方,他们的话语是“西方”和“非西方”,而很少涉及西方的对立面“东方”。正如季羡林先生在20年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现在许多国家的比较学者都承认,讲比较文学而忽视东方文学,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把东方文学真正归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突破,才能焕发出新的异样光彩,才能开阔视野。”[5]
其次,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由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自身的一些社会形态不够完善,因此在与西方文学比较中往往出现被有意矮化、或无意弱化的情况。在东西方文化文学交流中,无论是和平的方式或是暴力的方式,人们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想挤进对方的肌体之内,但是这种“进入”是不平衡的,是以某些牺牲为代价的。东方各国绝大多数都经历过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尽管时间长短不一,但是对西方殖民文化与殖民话语,却耳熟能详。因此,在文化上,它常常表现为强势文化浸润弱势文化,这种不平衡也不平等的方式,让强势文化表现为一种主流话语的特权。而作为弱势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东方文学,在与西方相对峙的抗衡中,往往表现出种种无可奈何的态势。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往往被忽视,长此以往,渐渐地,东方文学就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和声音,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只习惯于听西方的话语,并唯西方文学马首是瞻。有时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现象也特别善于运用西方的思维和方法,形成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其实,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早已被边缘化、被泛化、被弱化了。(www.xing528.com)
再次,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东方文学的立场与艰难选择。东方文学的立场主要指在与西方文学对应与参照、比较中,东方和东方文学自身的一种价值。长期以来,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很习惯于被西方文学和理论观照,形成“言必希腊”的思维惯性。这使得东方和东方文学成为某些人这种思维定式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这不仅使其失去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立,而且也在客观上销蚀了东方和东方文学的美学品格。东方所要面对的事实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使得各民族文化、文学处于一个共同的语境中,但是这种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文学的一体化,也不是西方文化文学一体化,更不能以牺牲民族性为前提。恰恰相反,这种局面为东方各国提供了更多更好更能全面体现民族化的契机。这种文化选择的基础是“合而不同”,就是在共同语境中都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要能积极表达自己在国际对话交流中的愿望,不能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否则就会在这种大潮中迷失自我,丧失表现民族化特点的绝好机遇。
最后,不难发现在近代以来,“东方”话语已被“中国”话语所代表,这也形成东方和东方文学在面对西方或西方文学时的一种两难选择。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有志之士的反思与探索,以“中西”为题的比较研究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中西文化”“中西文学”“中西文明”“中西传统”等等词语,一时间成为学界的口头禅。从理论和理性上分析,在与西方对比参照的各种研究中,即使是作为东方重要组成的中国也从来无权或不应该代替东方,但是人们往往以中国为一极去直面西方,从而肩负起本不应该代替东方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事实上,中国不仅早已不能承受其重,而且从学理上看,中西对应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传统,而西方在中国人眼中是一个整体,其实它并非单一文化传统,因此“中西”之说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东西”“中外”“中法”“中美”“中印”“中日”等用语,在这种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才有明确的指代性与对象性。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仅仅在比较文学这个范围的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想着重提倡一下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6]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季先生提倡的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比较文学界还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是值得比较文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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