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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中蒙文化文学关系述略(2015年5月)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同年7月11日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发表公告,表示承认蒙古国独立。

内蒙古大学中蒙文化文学关系述略(2015年5月)

一、蒙古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最早的汉文译名出现在《旧唐书》中,称为“蒙兀室韦”,可追溯到古代“室韦”(即5、6世纪源于呼伦贝尔草原后延伸至嫩江一带的蒙古族先祖部落)。匈奴时期其东部地区住有东胡人,因在匈奴东而称东胡,语言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祖源于东胡的一支方言。7、8世纪时的突厥人称“室韦”为“达怛”(后多写为鞑靼)。这个“室韦—达怛”即今日蒙古族祖先,其中一支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自唐以降,汉语文献上分别称为“蒙瓦室韦”“蒙古儿”“朦骨”“萌骨”“盟骨”“盟古”“蒙豁”“蒙瓦”“朦古”“盲古”“漠葛失”“毛割石”“毛揭室”“毛褐”“忙豁仑”“篾劫子”“梅古悉”“萌古”“蒙国斯”“蒙古里”等,大多为蒙古一名的谐音。元代以后“蒙古”这一名称才被正式采用。其名称来源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其一蒙古高原原有座蒙古山、附近有蒙河,生息在这一带的部落,即称蒙古。其二是说蒙古一名的读音与蒙语中的“银”和“永恒”两词相近,蒙古族历来尚白,蒙古作银解,可与金国号对应,即解释为银和永恒之意。其三是从词根上分析,意思是“我们的火”,因游牧后每到一地要煮饮休息,并推一长者掌管此事,故有此称。第一种说法最为可靠。

蒙古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公元前3世纪,蒙古地区成为匈奴帝国的中心,蒙古人成为被统治者。也有学者认为蒙古人是在匈奴统治瓦解,尤其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达怛乘机向西移入的。公元4—10世纪东突厥人势力强大。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大漠东西南北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继而征服了中亚和波斯湾。1234年,其继承者征服女真金朝。忽必烈1279年在中国建立元朝(止于1368年)。1368年后数百年间,蒙古人被限于最初生存区域。17—18世纪期间,被清朝征服,成为清王朝之一部。1911年12月,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宣告独立。1917年沙俄倒台后复归中国统治。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同年7月11日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共同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提出以“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从而确立了蒙古国的独立地位。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发表公告,表示承认蒙古国独立。1992年2月12日蒙古国新宪法生效,改国名“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古国”。

二、从蒙古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其与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14世纪初,蒙古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分为内蒙古(南部)和蒙古国(北部)。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剌)、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国主要蒙古族名,占现蒙古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先后与明朝建立臣属关系。1636年,漠南蒙古归属后金—清。漠东在明清之际已为清地。长时期信萨满教,元蒙(忽必烈)时期蒙古人已接受喇嘛教,明末清初,喇嘛教已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

蒙古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在13世纪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从1272年约至1310年使用源自藏文八思巴文。蒙古语包括9种主要方言,其中喀尔喀语是官方语言,也是文学语言的基础。蒙古文字从上至下竖写,源于旧维吾尔文字(即回鹘文),维吾尔文则源于粟特字母(为阿拉米字母变体)。蒙古文字自1941年以来采用基本与俄语字母相同的西里尔(斯拉夫)语新字母,并开始横写。14世纪时的蒙古文字用于翻译梵语和藏语佛经,这种文字一直沿用至今。

三、中国和蒙古的文化文学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时期

① 成吉思汗与道教: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全真教真人丘处机的接触上。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登州栖霞人,师从王重阳[2]成吉思汗于1219、1220年先后两次下诏召见丘处机,一为求治国之术,二为求养生之道。1220年3月,丘处机率18名弟子历经数十国,行万里,生死度外,双方在阿姆河营帐第一次会见,10月再见设道三日,内容《元史》有载。丘被蒙古大汗的威严、圣明折服,成吉思汗对丘的释道、胆识很赏识,双方都较满意。

成吉思汗终生信奉萨满教,他利用这一信仰获得军事、政治上的成功,统一全蒙成为大汗。萨满是一种原始宗教,教理不完善,也未形成排他性,而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宣扬“三教合一”思想,即规定老子道德经》、佛教《般若心经》、儒家孝经》为全真教徒必修的经典。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全真教排他性也不强,而作为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的丘处机渴望实现教主四海教风为一家”的主张。这对于以“欲治身,先治心”为训的成吉思汗而言,可谓一拍即合。

道教成为成吉思汗支持的第一个外来宗教,对道教处理的成功,为他日后处理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客观上促进了宗教的发展,民族的融合,领地的统一。

② 忽必烈与汉文化

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拖雷等击灭金国,拖雷之子忽必烈灭亡南宋,最终统一了中国,南诏和越南也归入版图。于1271年建立元帝国。在忽必烈前,蒙古汗国以武力将带有强烈游牧色彩的蒙古文化推行到势力所及之地。到忽必烈时代,在征战中华大地的同时受到汉文化影响,他清楚要治理文明程度高的汉地,必用汉法,即吸收中原汉文化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于是开设幕府,重用汉儒汉官,仿效中原前朝建立年号,改国号为元,迁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封建王朝的国家机构和官职、礼仪制度,推行劝农政策,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设立国子学,以汉文化培养蒙古贵族子弟。但科举制、嫡长子预立为皇储等由于蒙古贵族的强烈反对而未行。由于较全面地接受了汉制、汉文化,其统治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中国之外的蒙古汗国而蜕变为中国之内的“元朝”,成为中国统绪的承继朝代。

在这一过程中,中原也融进了一些蒙古文化,如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黄色为皇帝独享、元大都建筑等。或融进由蒙古统治者倡导的其他民族的文化,由于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因此在兼容各种宗教的局面下,喇嘛教得到了特别的发展。直至1640年9月,卫拉特和喀尔喀封建主结成广泛同盟,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才规定喇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严禁用言语和行动侮辱僧侣等。

蒙古文化在忽必烈时代以后,为中国留有广阔的版图,冲破了闭塞保守的宋王朝的天地,再次打开中西交通,使域外宗教再次涌入,使中国文化在多元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③ 《元朝秘史》与蒙古古代典籍。

《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是学习了解蒙元文史者必须首先研读的主要原始史料。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蒙古秘史》列为世界名著,并将其英译本收入世界名著丛书。同时号召成员国,于1990年为《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

它的近30万言的篇幅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世界文学史上足以赞夸的神品”。它不仅是一部填补世界历史空白的史书,更是一部描述马背上的民族成长经历的文学巨著。一般认为该书写成于13世纪上半叶,即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窝阔台时代。其蒙语书名为《忙豁伦·纽察·脱卜察安》,直译即《蒙古秘史》。

学者普遍认为其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但其如同成吉思汗的安息地一样至今尚未发现。但它并未绝迹,而是以一种奇特的形式留存下来,即明代四夷馆用563个汉字标音(译音)拼写成的蒙古语本,全书由汉字标音的蒙古语本文、汉字直译的词汇“旁译”和节后概译的“总译”三部分构成。书的内容极其丰富,从成吉思汗22代先祖孛儿贴赤那、豁埃马阑勒写起,直至歌歹罕十二年(1240年)止,共记载了蒙古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其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社会的狩猎生活,以及相关的图腾崇拜的记载,也有氏族到部落,又到部落联盟进而发展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叙述,更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后崛起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何成就霸业。全书对上述及与此相应的风俗习惯都以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书中数以千百条计的诗句和谚语等韵文为全书增色不少。而散文叙事更是以文学语言那种简捷的表达方式,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堪称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绝无仅有史诗之作。

蒙古古代文献典籍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和联系。其中《蒙古秘史》是其总的源头。蒙古族的汉文史籍《圣武亲征录》即是根据《蒙古秘史》写成,而伊朗的《金册》则是《圣武亲征录》的蒙古文译本。蒙古族拉施特《史集》中的成吉思汗纪则主要是根据《金册》编纂而成的,因而与《圣武亲征录》以及源自《圣武亲征录》和《元太祖实录》的《元史·太祖本纪》较为接近。[3]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中对《秘史》版本来历进行了详尽介绍。《秘史》有15卷本和12卷本两种。15卷本载于《永乐大典》,后经清代鲍廷博抄出,为韩泰华藏,有嘉庆钱大昕写“跋”的“钱本”。12卷本有顾广圻本和叶德辉本两种。三种中顾本讹误最少。《秘史》自明代洪武年间问世,已经600多年,但明版《秘史》至今未现,现存的版本都不是明代原版本。国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对《秘史》进行研究,至少有法、德、俄、日、英、匈、捷、土等8种外文版本问世。

④ 元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

对于元明清戏曲中的方言俗语,尤其是以借入汉语里的以蒙古语为主的字、词、语、句的音译、义译和音义相间的诠释,最为困扰教者和学者。对于这样的难题,王国维(1877—1927)、顾随(1897—1960)、任讷(1897—1991)、周贻白(1900—1977)、贺昌群(1905—1973)等前贤都颇为关注。尤其是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戴望舒(1905—1950)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戏曲颇有研究,其中《读元曲的蒙古方言》一文给后人以很大启发。

当代学者方龄贵教授曾在所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收录源于蒙古语的词语114条。并著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补》《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续考》《〈伍伦全备忠孝记〉剧中的蒙古语》。以及清代戏曲中源于蒙古语的词语,如《关于〈吊琵琶〉剧中的蒙古语》《〈升平宝筏〉剧中的蒙古语》《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散论》等论文。在他所著《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一书中,已收得见于戏曲中的蒙古语词语合计近200条。由此可见元以降的文艺作品中元代文化尤其是蒙古词语的渗透应该说程度是很深的。如果有一天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蒙古词语进行发掘,我想会有更多的发现。

2.中古时期

① 从元朝开始,随着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汉蒙文学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蒙古族知识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受汉文化影响而学习甚至精通汉字,并能熟练地运用汉文进行诗文写作,在蒙古族文学史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上都留有数量可观的诗词、戏曲、散文和小说。(www.xing528.com)

元代有诗人伯颜、泰不花、阿(女)、散文家、翻译家察罕(曾受命翻译《脱必赤颜》名为《圣武开天记》,陈垣认为即《元秘史》)[4]、中国汉字书法家阿尼哥、词家阿鲁威等。明代戏曲家杨景贤、清代散文家法式善、小说家蒲松龄等。他们的汉文创作无疑丰富了汉蒙文学文化关系,也为两国的学者研究本国的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

蒙古族的文学应该是在民族独立与自觉的条件下才产生的,它不可能离开催生它出现的其国民族或国家文学的影响。正如俄罗斯蒙古学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所著《蒙古文学讲义》中所划分的蒙古文学应包括西藏蒙古文学、中国蒙古文学、满洲蒙古文学和蒙古本土文学四部分。其中前三部分主要指由藏、汉、满文翻译的译作。正是19世纪至20世纪包括藏满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典籍的蒙译,才使蒙古学者自诩的“蒙古国是一个翻译的国度”成为最恰当的评价。

②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到蒙古。其中,《诗经》《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等大量古典名著被译成蒙古文字,并在蒙古广大地区播扬。这不仅推动了蒙古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促进了19世纪蒙古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积极译介和借鉴,以长篇小说出现为标志的蒙古文学巨大变迁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很难准确理解与把握这一时期蒙古文学发展的客观轨迹。

③ 蒙文《西游记》抄本及其他

现在国内外收藏的蒙文《西游记》抄本多达40余部,其文本样式、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不尽相同。蒙古人编译或改编《西游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依据明清时期的一部或几部抄本进行互相参考性质的编译;另一种则是综合整理《西游记》多种蒙文的手抄本,重点对唐僧孙悟空的故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编,完全不受《西游记》原版本(无论是刊行本或手抄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各种约束。1721年(康熙六十年)由乌弥氏阿日那(?—1724)翻译的《西游记》属于前一种范围,有两种回鹘体蒙古文《西游记》小册子则属于后一种。从蒙古文《西游记》版本和抄本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分析,阿日那翻译的蒙古文《西游记》抄本流传最广泛,在蒙古文学史、翻译文学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阿日那蒙文《西游记》分作20卷一百回,附带回后批语。其翻译底本明显是明版《李卓吾批评西游记》。通过蒙古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阿日那与李卓吾心心相契、文学批评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阿日那在深入研究《西游记》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编译,并突出各回后的批语,不仅弥补了明版《西游记》或者不带回后批语,或分回不分卷的缺欠,迎合了蒙古人喜读《西游记》的审美心理,成功地再创作出符合蒙古古典小说发展演变规律的蒙文《西游记》。其在蒙译汉长篇小说并附带批语方面开了先河,功不可没。

现在收藏于蒙古图书馆特藏部的两种回鹘体蒙古文《西游记》小册子,书名分别为《唐皇发愿西天取真经,金山寺唐僧奉旨赶来》和《孙悟空故事之第一回》。根据这两种抄本的字体、草纸、反毛笔文字书写特征推断,均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形成的民间传抄本,无法辨别作者或传抄者的其他信息。前一本小册子在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姓名的蒙古化方面有特色,如“李翠莲”(明刊本11回)变为“乌哲斯古楞·莲花”,直译是“美丽的莲花”,另与《翠莲宝卷》故事之间产生了借用与变异联系,同时也间接受到蒙文佛教文学作品《乔吉德仙女传》的影响。[5]

两种版本的《西游记》小册子,均试图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通过神话小说蒙古化。都强调了故事所主张的传道作用,即推崇佛教,以寻求心灵释化的理想途径。这两种小册子都具有早期蒙古本故事的性质,即字体工整、段落清楚、错别字不多、偶有脱漏。这两种小册子篇幅短小精悍,合起来只有7万多字,便于民间传抄或由民间说唱艺人作说唱底本使用。

④ 哈斯宝和《新译红楼梦》

《红楼梦》问世不久即流传到蒙古族中。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位出色的《红楼梦》研究者和传播者,即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他自称“施乐斋主人”,生平不详,生于嘉庆、道光年间。1819年嘉庆皇帝六十寿辰时到过承德府。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写了《新译红楼梦》的序言。哈斯宝的翻译作品和随手拈来的文字,都表明他是蒙汉兼通、博览群书的不得志的士绅文人。

哈斯宝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赞美曹雪芹,最后还宣布自己是曹的“后世的知音”“步他后尘费尽心血,我也成了一个曹雪芹。”可见他是曹的崇拜者、追随者和学习者。他用蒙文翻译《红楼梦》,将百二十回节译成四十回,每回之后都写了批语,还写了一篇《序》,一篇《读法》和一篇《总录》,还画了十一幅十二钗正册图像。他将自已所译的书题为《新译红楼梦》,并说可以名之为《小红楼梦》。他的译文和评论均用清代规范的蒙古文即所谓“古典蒙古语”写成。翻译风格严谨,绝少误笔,风格独特,反映出他对古典蒙汉文字造诣深、功底厚。他在序言文末写道:“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这就表明他开始进行译著的时间为1847年前后,即19世纪40年代是《小红楼梦》译述成书的主要年月。他的这部译著直到最近还是以手抄本流传的。

哈斯宝节译本的主要内容,蒙译时所依据的是嘉庆、道光年间流传程伟元乾隆辛亥(1791)刻本(程甲本)的某一种翻刻本。哈斯宝并不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四十回是有人续作。在他看来《红楼梦》一书的主题思想,即“忠贞与奸佞、正气与邪气之间的斗争。”按文字异同分析,哈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译本或藤花榭本。此译本和原作内容基本一致,但评论的观点二者不一。哈斯宝的文艺评论在手法上受到金圣叹的深刻影响。

3.现当代时期

20世纪上半叶,同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一样,蒙古国诞生了新文学。在蒙古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被蒙译成自己新文学的一部分,其中《水浒传》被多次译成蒙文,广为流传,为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如《水浒传》中关于武松打虎情节的描写。在汉文中老虎的本领是一扑、一掀、一剪。而武松之所以取胜,首先要躲过老虎的上述三招,按住老虎,再施展拳打脚踢的本领,将其制服打死。而在蒙文译本[6]中,译者将武松与虎搏斗的具体方式,改写成先扭缠在一起厮斗,武松逐渐占上风,再用棍棒而不是拳脚将虎打死。这是将蒙男子摔跤格斗的形式用于打虎。“马背上的民族”很少徒步徒手与野兽搏斗,这一致符合了蒙古族的审美习惯,更易被蒙读者接受。

20世纪50年代前后,蒙古国和中国的学者相继出版了一些为大中学生编写的文学读本。其中策·达木丁苏伦编撰的《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1959)颇具代表性。其中收入的100篇作品己成为蒙古文学经典。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选本不仅被两国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所充分研讨,而且作为名著已列入中蒙两国相关地区的高校教材,并在这些地区多次再版。其中包括19世纪的汉文译作《水浒传》第4卷第23回(第78篇),琶杰演唱的《水浒传》第22回(第79篇)等篇目。

1957年,由策·达木丁苏伦和曾德主持编写的《蒙古文学概要》第一卷出版,20余年才出齐,其中收入了“《西游记》蒙文译本节选”“《水浒传》”“汉文作品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等章节(第三卷),可见中国古典文学对蒙古国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的,这是在民族文学内部考察译作能否揭示特定文学交流中文学接受的演变模式的新课题。

蒙文《西游记》在蒙古影响广泛且深远。197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蒙文《西游记》是根据阿日那蒙译《西游记》时一个抄本刊行的(1791年成书,1972年被发现),发行了25000套仍不能满足读者需求。1980年由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学者仁嘎瓦、阿拉坦巴根等翻译的四卷本蒙文《西游记》。其底本为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没有回后批语。1996年,蒙古国学者胡布思古乐(女)将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部附带43则回后批语和一篇“后论”的蒙文《西游记》抄本转写成蒙古国通用的斯拉夫蒙古文,分作两册出版。这对蒙古国读者和蒙文《西游记》研究界产生了极大反响。

【注释】

[1]本文原载《东方文学研究期刊》(6),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

[2]《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耶律楚材撰文,纪流注释:中国旅游出版社,第1页。

[3]详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1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蒙文〈西游记〉抄本拾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5-6页。

[6]收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的《水浒传》的喀尔喀译本,转引《东方文学研究》集刊(4),北岳出版社,2008.12.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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