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佛教信仰仍将长期存在。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迄今仍有世界性的影响。中印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思潮，将不会再出现像古代那样的繁盛局面，尽管它曾在印度大行其道，后又一度将这种局面移植到中国。原因在于时代不同，远离城镇的寺院不再是社会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佛教的修行方式，长年远离尘嚣，兀坐岩窟禅堂，冥思苦想，再也不会成为学者和人才拟将自己全部生命和精神用以创造精神文化的唯一途径。但是对于佛教的研究，必将随着文化发展方法的多样而越来越深入，并将达到前辈学者难以企及的程度。
印度佛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只有封建社会为佛教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因为封建帝国思想的统治需要迎合自己的上层建筑。就宗教具体个案而言，佛教正是顺应了中印这两个东方国家封建社会统治发展的需要，并成为人们追求精神信仰的一种保障，只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因封建统治者的护持、利用而盛，也因失宠于统治者的保护、供养而衰。反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境遇却要好得多，在慢慢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默许之后，在社会众多信徒的供养之下，无数的禅僧或在旷野聚众集体修禅，或个人隐居深山岩窟而习定，或行头陀游遍山野村落，随处广结佛缘。其中不少禅功精湛、神道异能的禅僧，都得到过印度和西域禅法的传承。
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是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这些河流两岸形成温热带发达的灌溉农业，出现了东亚和南亚文明区域。印度有学者认为，印中禅道皆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区所出的怛特罗（Yantra）。从词源学考察，怛特罗、禅那（Dhyana）、道，三者是同一词的衍变。作为自我锤炼身心的技术，北传华夏，演变成“道”；南传印度，演变为瑜伽术中的“禅那”。此乃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文明区域古印度和华夏先民的独特发明。[3]它们起初未必与宗教信仰有关，但是自宗教产生后，便被婆罗门教、耆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等信徒所践行，以瑜伽、禅定、气功或“仙术”之类身心修行方式广为流传，分为诸多流派，形成多种风格。它的终极目标是达到生命的超越或心灵的解脱。
印度佛教哲学与一般思辨哲学不同，主要表现在禅学思辨上，形式上更多属于禅学思维中所觉悟、所悟证的一些主观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又是以逻辑演绎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一特点在东方诸多哲学，如印度教哲学、道家老庄之学中都有，因此，当印度禅学传入华夏以后，其中的禅定中的体悟之思，能够在黄老之学找到知音。继后，华夏以禅名宗的“禅宗”，则更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禅的调心所获顿悟和渐悟为立宗之本。诸多禅门祖师如慧能等人，不少是识字不多，不通法典，但是得以参禅开悟的智者。参悟后所说的语录、偈颂等，都能深寓哲理，如若否认这种禅悟的体验，这种现象实难解释。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倾向。
印度佛经多是一些散韵结合写成的故事小说和寓言，如《庄严经论》犹如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维摩诘经》是一部半小说半戏剧式的作品；《佛所行赞》读来颇类《孔雀东南飞》；《佛本生经》是歌颂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等。因中国文学抒情诗和散文传统，致使华化的禅宗主张不重文字，不大重视著述。唐末以后，禅门祖师的“语录”越积越多，成为“不重文字”之“文字”，这种倾向有使禅悟变成为“口头禅”和“文字禅”的危险。但是它迎合了当时普通人的功利心理，即“临时抱佛脚”，想通过只读语录即可“立竿见影”“见性成佛”的心理。所以两宋期间，禅宗五家在三家先后绝传之后，唯剩临济、曹洞两家时，便开始重振宗风。临济宗提倡“看话禅”（教人参考一则古人参禅故事，即公案）以期开悟。曹洞宗提倡“默照禅”，主张静坐冥想，忘言默照而见性。这两种禅法虽然方法、风格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意在纠正文字禅、口头禅的不良倾向，力倡真参、实修。
从印度禅学，走向华夏的禅宗，佛教华化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以印度佛教的禅定为主，从单纯的冥想、会禅、修行，到中国禅宗在继承上述结论后，以见性为宗旨，追求悟道以及自觉的人性实现，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佛学华化后与印度佛学的根本追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二者都是要解决人生的烦恼与痛苦等问题，以求得到超越生死的途径。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提倡“仁者爱人”，主张在等级秩序下的亲疏和差别的爱。道家讲自然无为，强调尊重客观规律，要“道法自然”“全性保身”，也偏重于以一己生命为中心。由于二者的影响，华化佛教讲：“无缘大悲，同体大悲。”而印度佛教则以超越生死轮回的追求，寻找解脱人类烦恼痛苦的方式，将人文精神发展到极致，似乎前者更重“独善其身”，后者更重“兼济天下”。由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华化佛教更重视现世人生，更具有功利性。他们不喜欢复杂，只想通过拜佛增加现世的福禄寿，强调发掘、显现本性即可成佛。印度佛学则讲“缘起论”，强调有因必有果，这既是人生法则又是普遍规律，逻辑关系复杂。(www.xing528.com)
其次，从实践上分析，华化佛教的主要代表禅宗和净土宗都强调修行的简易性，禅宗重顿悟，一有体会，当下便是，顿开茅塞；净土宗则重来世，想通过简单的念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华化佛教强调农禅并重，务实求真。唐代怀海禅师（720—814）名言：“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而印度佛教一般不参与农业劳作，只强调经过漫长、多世的苦修冥想式的修炼才能成佛，提倡戒、定、慧三学和修炼的渐进性。正是因为重功利的目的性和不想复杂的心理作用，使得华化佛教的发展可以在圆融中，从隋唐八派走向宋明的禅净合流，而印度佛教不怕繁琐，派别众多，重视彼此的差异。
此外，从神界结构的层次上分析，华化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别也很大。印度佛教强调罗汉、菩萨、佛这三种神灵在层次构成上有高下之分，是个依次提高的体系，相互之间界限比较清晰。例如，罗汉只要自觉；菩萨在自觉基础上还要觉他；佛不仅要自觉、觉他，还要觉行圆满。他们的修行标准是递进的，逐渐上层次的。华化佛教的信仰中，这种顺序被打乱，释迦牟尼佛有被弱化的倾向，而菩萨的地位不仅很形象化，而且得到提升。围绕四大名山，形成了四大菩萨的信仰，尤其是对观音菩萨的信仰更为普及，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释迦牟尼。在封建宗法制的中国，为了传宗接代，可以使观音由男变女，并且成为送子娘娘，从而使印度佛教的神灵崇拜系统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印度佛教华化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印度佛学华化，并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能够在中国这块异域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说明印度佛教超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适应性，而且说明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和积极的吸纳性。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洞察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底蕴，而印度佛教传入并成功融入其中，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们的目的不是用宗教来表现历史的进程，而是要用历史的观点去阐释宗教的发展变化，以便对中国当代文化进行深度的解读。
【注释】
[1]笔者根据在援藏期间的笔记写成。
[2]任继愈：“佛教与东方文化”，见《东方文化知识讲座》，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编，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3页。
[3]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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