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产生。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印度统一的原始佛教开始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等部派佛教。1世纪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后将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以后又相继衍生出“密乘”等。8、9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原来就发展不是十分顺利的佛教，开始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濒临灭绝。至今人们在印度次大陆还能看到佛教圣迹的遗存大多都已成为废墟。

印度佛教各派陆路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印度北部经尼泊尔，翻过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和亚东口岸进入西藏，与当地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传播到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

另一条是经由中亚犍陀罗，沿喀布尔河，过开伯尔山口翻兴都库什山，越帕米尔高原，由西域进入中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曾用吐火罗、焉耆、回鹘、且末等“胡语”传播。所以早期的汉译佛经多由“胡语”“胡文”讲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安息人（古波斯、伊朗人）安清（安世高）“改胡为汉”，译出第一部有文字可考的汉译佛典《明度五十校计经》。月支国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略晚于安清20年左右的翻译佛经的僧人。他通晓汉话，善于传译胡文，但是译文偏重直译，所以“谶所译者，词质多胡音”。继后的道安（312—385）虽为汉人，因不通外语，唯恐失真，严格直译。屡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的直译见解。此后在与印度交往增加的情况下，我国才有大量的梵文、巴利文的佛经被译成汉语。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继续发展，使得禅数杂以神仙方术，般若依附黄老信仰。它们提倡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内容，还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忠孝、纲常等元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从而形成中国佛教。其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时期。佛教著作和佛理观念越来越被广大中国人所接受，儒、释、道三教由此并称。

印度佛教早期在中国传播时，多奉域外僧人为权威，佛典也以翻译的经典为主要依据。直至东汉末年受教于安清的汉族僧人严佛调出现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得到改善。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人创立了“佛教经学”，以注释的方式解读汉译佛教经典的大意；用汉儒解经的方式，阐释弘扬佛教的思想，促使佛理的推广。教义的播扬，已不再从佛教经典中的词句中找寻依据，而是阐述其中的“微言大义”，有的甚至可以发挥。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隋唐以来，中国佛教的宗派，如天台、华严、三论诸宗都已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与印度佛教的原旨相去甚远了。

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空”作为外来符码进入中土。印度佛教范畴的“空”是一种般若智慧的运思，它的生发与成熟，不断将“空”与存在者关联起来，表现为一种度化的智慧。“空”先天地“敞开”，带有实践成分。在慧远之前，中土佛学由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将重心放在诸法性空上，这种玄学化的般若学，使得中土佛教文化之“空”成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境遇。这是它吸纳、整合了印度佛教范畴的“空”以后，催生出的一种生命美学之“空”，具有了中华艺术审美的意义。春秋两汉本土文化之“空”就具有了证实形而上之道的虚、无的作用。当时人直面和思考死亡时，就虚拟出人对于“空”的想象，使之为融汇印度佛教之“空”准备了孕育之体。当魏晋士人渴望对生命意蕴的表达时，“空”犹如种子被植入中土而生根发芽。至唐代，“空”已成为僧俗两界文人表现生命境遇时的诗性审美特征。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又如唐时香严智闲禅师：“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有悟”，（《五灯会元》卷九）由“竹空”悟出“心空”。这正是《廿四诗品》（司空图：《诗品》）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禅机所在。(www.xing528.com)

印度佛教主流即禅宗之学，多指小乘、大乘、密乘以及其所融摄的各宗各派的多种禅法、禅理。在小乘佛教中，禅宗修行被称为“心学”“意学”或“密学”。印度佛教禅法被译介到中土后，禅宗通常简称为“禅”，即“禅悟”，并出现了“禅学”一词。《般若经》云：“禅学谓开悟”（《释氏要览》卷中引）《续僧传·僧稠传》云：“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此禅学，即指禅定之修习及修禅者。汉土中唐禅宗隆盛后，佛门中以“禅学”专称禅宗之学者渐多。近代以来的学界则通常以“禅学”为佛教禅定之学的通称，自然也包括禅宗之学在内。如胡适的《禅学古史考》、忽滑谷快天的《达摩以前中土之禅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名著中，都将“禅学”认定为广义的禅定之学。从印度的禅定到中国的禅学即广义的禅定之学，都堪称东方古代智慧的结晶。西方学者将其誉为“东方文明的精粹”。

印度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在菩提迦耶成道后，初转法轮，说法传教，自己也常坐禅入定。从禅学角度分析，佛经多定中所说，听众也往往在定中听讲，不少属随机说法、禅定教授的记录。他说法入定40余年后，于拘尸那迦城外婆罗树林中“入灭”（逝世）。学界一般将释迦牟尼在世及他灭度后所创的佛教称为“原始佛教”。释迦牟尼当时说法，仅为口耳相传，文字记录有限，40余年间对不同根基的弟子所授之法有所不同，前后所讲也未必一致，这是情理中事。因此，在他灭度110余年时，外部由于佛教传播地区渐广，交通不便，传承有误；内部由于佛教信徒民族各异、见解难统一，戒律有分歧，原始佛教开始分裂为部派。最初是分为上座、大众两派，继后400年间，两大派之间又陆续分裂20多个部派。这一阶段的佛教，被学界称为“部派佛教”。从学界公认的佛教经典分析，考察其宗旨和教义体系，中国佛教界将其归入小乘佛教体系。

印度大乘佛教至1世纪左右开始形成。学界通过经典文字考证，以及对佛教史料的多方面研究，一般认为大乘佛教是从部派佛教中大众部发展而成。佛灭后，小乘派慢慢发展壮大，大乘派则潜行于山野民间，在1世纪左右时机成熟，通过“大乘运动”而盛行于世。性质上具有佛教宗教改革的意义。从部派佛教结集的经典分析，大乘思想可溯源于原始佛教时期。如《杂阿含》《增一阿含》《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等，都有关于大乘派元素的记载。即使是小乘所传《佛本生经》中，也不乏以释迦牟尼前世修道的故事宣扬大乘的思想。大乘佛教的宗旨、修行道和哲学思想的确比小乘佛教宽广、宏大、深刻；大乘佛教经典也比小乘要多，其中所阐扬的禅法，与其教旨、教理相适应，与小乘禅学相比，具有宗旨庞大、禅门众多，禅境深邃，观慧精微等特点。

印度佛教中除小乘、大乘与禅学有关外，密乘禅学也不可忽视。它是大乘晚期兴起的一种新的佛教派别。它建立于大乘佛教基础上，可视之为是大乘的余脉与发展。密乘兴起于7世纪中期，是一种更适应印度民俗，满足人们即身解脱信仰需求的“安乐易行之道”。唐玄宗朝，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及其弟子不空（705—774），于开元年间前来传授密乘，受到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钦重，密乘盛极一时，但终因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而逐渐衰微。密乘和大乘一样，也以上求佛道、下度众生为宗旨，而且进一步追求“即身成佛”。印度大乘佛教向密乘转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从客观上分析，自笈多王朝以来，婆罗门教以印度教的新面孔从民间复兴，挑战佛教地位。佛教只好迎合民间信仰的一些简易传统，吸收婆罗门教持诵真言的瑜伽术，形成具有印度教色彩的佛教密乘。其次，从主观上分析，佛教主要靠国王富豪供养，在大寺院里生存，其理论日益艰深、经院化，已不能满足普通印度人的信仰需求。事实是脱离人民信仰的宗教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只能改革。再次，就佛教本质而言，其兴起于沙门思潮，初始就具有反婆罗门教传统的倾向，不易得到维护种姓制度的统治者长期的庇护与利用。统治者自身修行成佛也觉得时间久远艰难，成佛可望而不可即。这种结果自然使得佛教难以得到贵族和平民的长期崇奉。

印度佛教从小乘、大乘到密乘，发展到10世纪时，已成强弩之末。1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教将领喀布尔率军东侵旁遮普，先后征伐17次之多。一手拿剑，一手持古兰经，以杀死异教徒为升天本钱的伊斯兰教勇士，所到之处，焚寺屠僧，逼迫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会“降伏”密法的佛教徒终究未能抵挡住穆斯林的剑与火。直至11世纪末，密乘最后的根据地超戎寺也被伊斯兰教徒攻陷。那些密乘高僧或逃亡西藏、尼泊尔；或改信伊斯兰教、印度教。密乘和其他佛教宗派，于12世纪末在其故土印度基本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