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分析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了30年，进入而立之时，已经形成诸多有学理支撑、稳定成熟、成果显著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领域理论联系实际，有中国特色，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的研究人员参与其间的工作，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业内同行的认同和好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坦陈：“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识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促使了比较文学卓有成效地发展。无论在中国、巴西、印度，还是在非洲很多国家，比较文学使用的这种方法富有建设性意义。在比较文学中运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本土传统和外来（强加的）传统，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2]她恰如其分地概括与总结了当代比较文学在西方萎缩之时却在中国旺盛发展的原因，即中国比较文学界当前业已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具有了“建设性意义”，并说明其意义就在于“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梳理30年比较文学发展的脉络，可以说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领域始终未离开文学研究及对文学性的关注。

一、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30年来发展最充分、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不仅因为钱锺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3]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最早形成的一个学派，也是最主要的学派之一。其形成期的领袖人物巴登斯贝格就注重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些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事实，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后起之秀梵·第根是第一个全面阐述法国学派理论观点的人。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强调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并系统阐述了它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建立了以影响研究著称的法国学派。而这种影响研究的学风暗合了中国清代学术形成的抉隐钩沉、爬梳考辨的考证传统。历代汉儒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称其学为汉学，与宋明理学相区别又称朴学。汉学主张根据经书的历史立论，注重实证而轻议论，好整理古籍，自群经至于子史，辨别真伪，往往有突破前人之举。乾嘉学派即以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为代表的汉学派或古文经学派，他们继承前人的训诂方法，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韵、典章制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考订与辨伪都有较大贡献，但这种考据学风也不无烦琐之嫌。中国现当代学者在这种治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理在其中。尤其是近年来，不少中外文学功底和语言功底深厚的学者，如乐黛云、钱林森等，都在深入进行这种研究。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个别作家、个别作品那种简单的比附，而是遵循钱锺书先生要清理中外文学关系的教导，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学关系，从微观到宏观进行研究，先后写出不少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系列丛书、专著和文章，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价值、发展进程都有了更为准确的评价，而且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切实发掘和梳理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史实时，不仅努力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和发现新问题，而且研究这种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积极的理论探索，从而有了学理依据，赋予这种研究以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如严绍璗先生在自己多年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原发性的研究。在民族文学的视野里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与因缘的生成机制，既注重“此时此地”的状态，又注重“还原历史”的真实，在对文学现象原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发生学”的理论。这种确立于“文学变异体”原生态概念之上的理论建构，以“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的方法，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所产生的历史场域，努力探索了文学交流现象“唯一正确理解”的可能性。这不仅使人认识到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和理解，任何纯粹的民族文学都是不存在的这一事实，而且可以重新认识民族文学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变异”与“排异”功能。它促使神话学、民俗学、文学、史学、哲学等能在文学发生学这一理论架构中互相杂糅，并发现其自身在文学生成过程中的价值。这增强了人们在该领域进行研究时对文学发生的原生态的重视，并且可以遵循该理论所总结出的规律性来发现未曾发现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探讨充分显示出中国学者在中外关系研究领域里不仅有事实的新发现，而且有理论的新贡献。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30年来从研究本国作家作品与外国作家作品的相互影响，发展成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讨，全面梳理阐述了20世纪中国作家作品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能像现在的学界这样，对中外文学关系这么有系统、面面俱到，有理论支持的进行研究，乃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的一大幸事。它在中国虽属“老枝遇暖发新芽”式的研究，但未来前景广阔，还有许多领域急需开拓，这一领域将会成为一块学术之树常青的沃土宝地。

二、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学者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使中国的翻译文学事业，从翻译文学史的梳理、翻译理论的探讨，到翻译本质的研究成绩斐然，令中国比较文学界耳目一新。

翻译研究可归属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媒介学范畴。“媒介学”一词虽译自法文，却源于希腊文，是研究媒介者的学科。媒介者是“居间者”和“中介者”的意思。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认为要科学地勾画出这种“影响”的经过路线，即“影响”如何被放送者放送出来，再经过传递者的传递，最终到达接受者手中的事实。传递者即媒介者，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只有它才可能使接受者和传递者之间产生某种事实联系。媒介者有许多种类，其中文字材料是最重要的一种媒介，作用很大。本民族或本地域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各种译文材料来完成的。于是文学翻译成为比较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由于中国学界对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家及译本的研究，并在学者的推波助澜之下，以研究中外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为己任的译介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界已基本形成。

30年来，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自汉代印度佛经传入，翻译佛经的工作即已开始。从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直至当今，翻译事实数不胜数，研究者不计其数。翻译理论“直译”和“意译”之争千余年来不绝于耳，使研究者难以平静，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研讨。近年来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不少知识结构新、中文和外语水平高的中青年学者，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傅雷等一批中国现代翻译家都有深入的阐述。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的国内学者思考翻译理论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详尽评介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翻译理论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以及全面展示翻译家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等，都标志着中国译介学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其中，谢天振对“译介学”的推介及在中国翻译文学事业上的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他在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出版之后，又连续出版了《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两部专著和教材《译介学导论》，并且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译介学的论文。在这些著述中，他对译介学的理论问题做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译介学》一书中重点探讨了“创造性背叛”“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等译介学概念，以及“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编写等问题，给学界以很大启发。在《翻译学研究新视野》一书里，他指出：“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做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我们称之为译介学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不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4]此外，他还提出关于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背叛的问题，不可能有定本的问题，误译是不同文化的误释与误解的问题，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以及直言不讳地指出翻译界的三大误区等，都给人以新意。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由于有了译介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使人觉得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对象、目的、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从而可以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规范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的途径。翻译研究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对象，形成译介学，将翻译的成果即译作视为一个文本加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外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方法与传播形式的考察与分析，从而使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创造性背叛的价值，并因此具有了为比较文学研究开疆拓土的意义。

三、域外汉学与形象学研究正在兴起，域外汉学或称国外中国学，也正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形成热潮。目前，世界上有78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个孔子课堂。国外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在不断升温，中国现象或中国形象愈来愈成为西方关注的热点。中国外语类院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正日益深入。现已出版的大量相关的刊物、专著和论文，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域外汉学尚无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但主要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即对中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域外汉学，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基础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勃兴。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域外汉学”发展迅猛，但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和研究中国。21世纪前后，情况发生性质上的变化，西方学界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他种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他们首先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并以之为参照物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希图发现新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此外，他们还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西方这种将中国作为新的“他者”，并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和矫正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的发展就构成了与以往的“汉学”（即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这是一门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他们以中国为参照物，从“他者”反观自身的一种实验。崛立西方之外的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是国际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反观自身”最合适的“他者”。于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至理名言不仅被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引用，而且后来还成为联合国一致通过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金科玉律。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门外国人的学问，和站在中国立场上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译介学研究正相反。“从我们来说，通过‘国外汉学’，可以了解中国在国外的形象，了解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更好地认识自己。”^[5]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的“域外汉学”研究才与形象学搭上了界。当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文明进行研究并形成文字时，囿于教育和文化熏陶的限制，其思维方式，观点方法以及结论都与中国学者不同。中国比较文学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理论评析和价值判断对其而言是研究的研究，批评的批评。通过域外汉学，可以了解中国在国外的形象，了解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这种“互为主观”“互为语境”“互为他者”的研究使得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有了新视野。

域外汉学不仅使中国以外的各国认识到从主体本身来认识主体是不够的，必须跳出主体之外，即要置身于一个外在于自身的陌生环境（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也使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关注域外汉学研究的同时，认识到自己也不能再孤立地研究其他各国，更不能封闭地研究自己。乐黛云认为：“必须在一种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互为语境的原则下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文学正是处于这种文化研究的前沿，因为文学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在不同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进行相互参照，也最容易实现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心灵共鸣。”^[6]在这方面，孟华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方法使“异国形象”研究系统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最有代表意义。在这种大的学术氛围之中，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形象学研究的专著，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可视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但是它归属于域外汉学研究范畴更准确，即研究国外文学作品中所有涉及中国人和事物的形象学内容。正如孟华坦言，这是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心仪的研究领域”，也是她“十余年来一直关注且用力最勤的领域。”首先，她大量译介了欧洲大陆学者在当代形象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各种研究成果，这种介绍与引进性的工作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其次，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套话‘洋鬼子’进行，其中既有对‘洋鬼子’的语义考辨及对形象生成与演变的史的梳理，也有对套话时间性等问题的理论思考，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多个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中。”^[7]这是她在形象学领域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第三就是开课授徒，扩大形象学研究的队伍。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比较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极大丰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

包括形象学在内的域外汉学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以往中国的学术界研究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著述很多，而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却很少，尤其缺少相关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域外汉学和形象学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对其研究在中国还是近些年的事，由于对外文化文学交流的需要，对外汉语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在这片沃土上耕耘，使这一历来受冷落、被边缘化的研究领域，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形象学的引进，它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成为国人迫切想了解的内容，使中国人能够从“他者”的文学描述中发现另一个自己，颇有参照与借鉴意义。但是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因为要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自身，更深刻地了解自己，需要有国际的视野。由于人们难以脱离自身生存的文化环境及因之而形成的心理结构，所以，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与摄取，必然会伴随着有意地曲解、无意的误读，和视觉盲点以及过度诠释。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无不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闪耀着悟性的学术之光。

四、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流散”一词原意最初是指犹太人被动流散世界的历史事实，但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现象，如华人、印度人、非洲人、墨西哥人等。虽然他们与犹太人的流散不尽相同，但被动脱离“本地、本族、父系”而流离散居异乡则表现出某些相似性。“流散文学”是伴随着“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而出现的文学形式。它以生动的形象思维和诱人的艺术张力对流散现象进行了最真切、最感性的反映。在中国学界相当一部分外国文学专家学者都对流散族裔文学的写作进行研究，其中尤以研究犹太人流散写作和印度人流散写作居多。而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专家学者则对华人或华裔流散文学的写作很感兴趣。这两部分人的研究“迅速汇入世界性的以漂泊流浪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流散文学’的探讨。这方面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而且通过总结中国流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的对话。”^[8]

中国学者将“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将其视为比较文学研究之新领域，有学科基础与学理依据。首先，流散文学所表达的是流散主体在变为客体后在异质文化中生成的，并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生存生活问题。其次，各类流散文学在文化和文学性上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当然不同的作家在描绘这些属性时，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学性。第三，就本体论而言，流散文学和比较文学一样都是一种文学研究，而且是一种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等诸多界限的文学研究。在时空变迁过程中，有的流散写作甚至跨越了语言和民族界限，因而具有了多重意义的文学性。在中国大陆将华人流散写作纳入比较文学研究，并与世界华人流散文学直接对话的有功之臣是饶芃子。

在她的大力推动下，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了“台湾香港文学讨论会”，这是第一次涉及海外华文文学问题的全国性的研讨会。26年来，以此为主题的全国性和国际性会议在大陆召开了14次，从最先关注到的东南亚华文、华裔文学到后来涉及的北美、欧洲、澳洲等广大地区的相似写作，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其间在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或华裔写作逐渐打破中文或外文的语言界限，对二者的研究出现了交汇和融合的现象，于是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终于演变为跨越了文化界限的华人流散文学研究。2002年中国世界华人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成立以后，华人流散文学在主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学理方面的研究更加成为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饶芃子形象地指出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普遍规律。她提出“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即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无论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9]她从为海外华文文学命名入手，指出新的命名“很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而华族文化遇到异质文化时“有一个播迁、冲突、认同、融摄、变化的过程”，“我们应在文学作品中研究这种文化‘变异’的现象，研究这种传播与接受的发生过程”。从而进入诗学范畴，这使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拓展，并通向世界文学的研究。她倡导从文化视角切入、从诗学层面入手研究海外华人文学写作，并以此建构该学科理论的努力，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任重而道远，关于华人流散文学研究的一些理论话题，如华人流散文学的本土性、现代性、世界性、跨文化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学性、文化诗学和艺术审美等美学本质的问题等，都由于华人流散写作的民族归属与异质性等问题很复杂，而使流散文学、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等原本清晰明确的学科界限，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模糊朦胧，并成为理论难题和挑战，其实这也正是华人流散写作越来越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产生艺术魅力的原因。

五、新兴的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硕果是文学人类学。人类学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技术文明以外的社会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社会被称为“野蛮的”“原始的”“部落的”“传说的”“有文字前的”社会。现代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现代社会内部，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描述。科学的人类学在19世纪进化论出现以后才开始形成，其两个主要领域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20世纪以来，二者开始分离。文化人类学注重将不同社会和文化加以分类，从而确立人类进化的阶段和过程。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收集了大量不同民族的风俗、宗教、巫术、神话等其他资料，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对相关传统学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很强。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包括考古学、语言学、神话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间的相互交流，能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学家依据人类学的比较图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形成经济人类学。而中国大陆学者将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互动、互补、互利的结果。文学侧重于“书写作品”，人类学则关注“口传过程”，文学可借鉴参考人类学注重口头文学的口传性、过程性和展演性的特点。因此，文学人类学就成了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并发展成熟的一个极具潜力的新的学术领域。“随着后殖民时代的真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自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重新整合的重大使命。”^[10]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者自1991年以来，开始出版“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对《诗经》《楚辞》《说文解字》《山海经》等上古经典，进行全新的人类学的现代阐释。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以往难以理解的东西因有创见的解读而变得不再费解，给人豁然开朗的感受。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者还出版了“西南研究书系”“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等，这些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成果，表明这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最有说服力和学理依据的一种新兴领域，所表现出的高度学术自觉、田野考察的重要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及难能可贵的探索经验等。他们大量搜集相关信息，经过积累消化成为知识，而大量渊博的文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又融会成智慧，当这一切在遇到充满逆反思维、敢于颠覆前人观点的学者深思熟虑之后，就形成一种人才创新的动力。他们不仅在对本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本土的资源进行了新的创造与解读，而且也表现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学者具有的一种文化心态。正如叶舒宪所说：“而文学经验的世界性整合将成为先期破除国族的和地域的疆界，培养具有世界主义人文素质的新时代国际公民的最佳教育手段。”^[11]他的研究个案也说明他的学术思想。在《千面女神》一书中，他以原型图像的方法展示了女神原型形象，并以比较图像学的方法展示了女神原型的演变史，以精辟的文字阐释了女神形象的象征意义。在这一研究实践中，作者运用了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的知识，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阐明了当代女神文化研究的意义，对女性主义研究颇有启发。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是从“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延伸发展而来。对神话学的研究是其重要的基本学术素养。在此基础上，叶舒宪又对21世纪以来“新神话主义”创作在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形成席卷之势进行了分析，并着手探讨了新神话主义潮流为比较神话学这门学科带来的新拓展和机遇。意在说明对于当代再造神话而言，学术底蕴比想象力更重要。他的近作《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表现出作者的睿智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对以往的考古成果作了惊人的再发现，如从黄帝到夏商周的熊图腾谱系，流传至今的民间口头传承的熊故事和儿童玩具笨笨熊的原型，并第一次破解了史前人类的思维模式和人类精神的符号形式，勾勒出中华祖先熊图腾神话的脉络。叶舒宪的《千面女神》和《熊图腾》已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类学著作重在对经典传世文献和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了，而是在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四重证据法”即根据实物图像的考察、考据和探索进行综合性研究，努力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种研究充分表明文学人类学的发展轨迹。文学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没有建构成完全一致的理论体系。他的这种新方法的创新，推动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发展，对未来该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六、中国文艺理论与外国文艺理论的比较，即比较诗学研究。近年来，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其研究大势异军突起，原因在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像其他许多文学研究一样，学术倾向是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理倾向于从研究文学现象是什么状态、流程到探究文学现象之所以形成的理论原因。比较诗学正是要将这些理性认识与理论成因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异质他种文化土壤中所孕育的文学理论的契合点与分歧点。正如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谈及“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的问题时指出的：“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办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12]其中“历史的探寻”即文学现象的状态与流程，而“美学的沉思”即文学现象之所以形成的理论原因。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现状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20世纪90年代，比较诗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乐黛云等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为标志的中国深层次的比较诗学研究拉开了帷幕。乐黛云在该书序中指出：“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展开的理论研究。”“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文学性）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程式而产生。”^[13]“这部《世界诗学大辞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欧美五个地区文化体系的诗学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初步汇集。我们希望既能尊重各文化体系传统的思维方式，又能利用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对之进行必要的考察与诠释；既能保存原有诗学体系的特色，又能在汇通与类比中达到相互生发的目的。”^[14]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突出的变化就是注重不同文化体系中诗学的特点，并努力加以界定，通过汇通与类比达到相互生发的目的，即相互比较研究的目的，这种注重不同文化体系的诗学研究的倾向，使原本被忽视的一些印度、阿拉伯、日本等国的诗学走到了前台，成为可以与欧美对话的研究对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www.xing528.com)

几年后，曹顺庆在他主编的《东方文论选》的绪论中指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不但应当注意到中国文学理论，而且应当注意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的文学理论，并与西方文论相互参照比较、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来建构所谓一般的文学理论（或曰总体文学理论）。”^[15]很明显，曹顺庆是从文学理论发展大趋势的深入思考中，探寻人类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问题，实事求是地全面总结东方各民族的文学理论成就，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一般的文学理论。上述论者代表了20世纪末诸多同仁的睿智思考和新颖观点，可以说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论发展趋势的一种自觉认知与清醒思辨。

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诗学的发展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此时，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有了理论深度，也日益系统化。以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和刘介民的《中国比较诗学》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学者开始将舶来品的诗学日益中国化、系统化、理论化，努力克服失语症，不断发出自己的强音。陈跃红在自己的著作中态度明确地指出，比较诗学“则肯定是从跨文化的立场去展开的广义诗学研究，或者说是从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开展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跨文化研究。”^[16]他的这一认识，从本质上将比较诗学与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区别开来。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和学术视野，正是比较诗学的价值目标所在。但是为了中国文艺学在现代的发展，作者也以中西比较诗学为考察对象进行阐发。东方诗学也未进入其研究视野。他们都将比较诗学定位于从跨文化立场出发以各民族诗学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同样都以中西比较诗学为切入点。这与前一阶段比较诗学的发展已有明显的不同。

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哪一种文艺理论能够将文学的各个层面、各个侧面完全准确地呈现出来，也没有哪一种文艺理论能够囊括或阐释其他异质文化体系的他种文艺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异质文化传统形成的不同研究对象，导致了文艺理论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侧重点进行分析。这需要有魄力、有胆识、具慧眼的研究者去构筑具有共同质素的文艺理论框架，以解答人类的思考和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并努力揭示文学本体的秘密。此外，这种研究也能加深对本民族文学艺术的理解、阐发和理论总结。目前，日益深入的文艺理论比较研究，正朝着建立共同的“诗学”这一远大目标而拼搏奋斗，比较诗学将以“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为双翼，振翅腾飞。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在发展了30年之后，它不仅长大了，而且表现出自己成熟的研究方向，在这些独特的领域里，人们不难发现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强盛的发展潜力，而且为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输入成长的激素，就是因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当代比较文学的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概念、新理论，不断推动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更新。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发展30年，已经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与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以及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改变等方面。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这一领域里集中了这么多的学者精英，他们外语好，知识结构新，有国际视野，不仅有高学历，而且有创新能力，在自己的领域里辛勤耕耘，令国人钦佩。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么急切地向外国学习，以改进自己本土文化劣质性的东西。他们以热爱中华文化的热忱，大胆突破那些阻碍他们奔向世界学术之林的樊篱，令世人瞩目。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弃旧图新的道路上不忘传统，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博大胸怀，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倾听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经过30年的历练，学习外界先进的东西，拿来为自己所用，并且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未来可预见的发展中，一定会继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彰显他们的理论建树。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在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努力，不仅对中国学术界，乃至对世界比较文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09年5期。

[2]《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第2页。

[3]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5]何宣、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6]《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0年第2、3期，第4页。

[7]《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第18页。

[8]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切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9]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0]《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第70页。

[11]《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5年第3期，第70页。

[12]《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13]《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4]同上，第1页。

[15]曹顺庆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6]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