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的类似促成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兴起。学界对平行研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已有一段历史。早在1931年,力主根据“事实关系”进行影响研究的法国学者梵·第根,在提出总体文学概念之初,就探讨过“无影响的类似”问题。1958年,法国研究中世纪文学专家让·弗拉比埃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会议上提交的论文里,提倡要重视“在任何历史上可以觉察的影响之外,对于世界文学范围内研究的思想与形式的平行关系做得比较”[7]。至于发轫于德国的主题学研究,俄国维谢洛夫斯基在进行缺类研究时提出的类型学的“相似”和“汇流”现象等,都对平行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从感性认识发现,到逐渐进行理性总结,最后形成系统理论,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随之,由于结构主义方法的普遍采用,由于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平行研究在美国比较文学界得到了广泛、系统的总结、应用和认同。1961年,美国比较文学家雷马克(H·Remark 1916—)在他的著名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中尖锐地指出,“比较文学”不是“影响文学”。“赫尔基(1744—1803,德国文学评论家)与狄德罗(1713—1784,法国文学批评家)、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与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诗人)、缪斯(1810—1857,法国诗人)与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白鲸》(美国小说)与《浮士德》(德国诗剧)、霍桑(1804—1864,美国作家)的《罗杰·马尔文的葬礼》与德罗斯特·许尔索夫(1797—1848,德国女作家)的《犹太人的山毛榉》、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与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阿佐林(1873—1967,西班牙作家)与阿那托里·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巴罗哈(1879—1956,西班牙作家)与司汤达、哈姆松(1859—1952,挪威小说家)与约诺(1895—1970,法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与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影响或有多大影响,都是卓然可比的。”[8]“卓然可比”一词准确地指出平行研究这一方法能风行多年而不衰的原因。这种方法不关注被研究的文学对象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只重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卓然可比”的文学因素。这种方法不分时空差异、地位高下,只注意研究对象之间的价值判断、美学意义等一类文学性问题。“卓然可比”的性质将平行研究分为类比比较和对比比较两大类,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中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
首先,所谓类比比较是从相同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分析,重在对“同”的论证。但是文学范畴里似乎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可比较的对象,因此,它往往要进而对相同文学现象的“同中之异”进行辨析,以求从更深层次去认识那些“同”。如古希腊两大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的比较,从它们流传的轨迹来分析,肯定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存在,但是这两大史诗都描写了为了一个被抢劫的女子(海伦和悉多)而进行的长期的部落战争。这两次大战一个是讨伐特洛伊岛,一个是征战楞伽岛。两大史诗中的男主人公奥德修斯和罗摩都是拉断神弓之后得到爱情和妻子的等等。这些实际存在的“卓然可比”的类比,不禁使人对这些隐隐约约的相似之处产生许多联想,并对同中之异进行分析,以求得出那些无事实联系的“同”的结论。再如中外文学中的私小说,它们都具有惊世骇俗的暴露性和自我反省精神。如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我的童年》,郁达夫的《沉沦》,卢梭的《忏悔录》,岛崎藤村的《新生》,田山花袋的《棉被》等,都是通过自己身心的发展历程,隐私里的思想言行,表现人性的复苏、觉醒,以及当时一代人的种种苦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在这种类比比较中有时甚至可以发现影响与接受的痕迹。
其次,所谓对比比较是从相异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分析,重在对“异”的论证。和类比比较相同的是,文学范畴里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异的比较对象,总能从它们本体上发现它们的某些“异中之同”。因此,这种比较往往首先要寻找出相异文学现象中的共同点,以作为进一步比较的基础,然后再在辨异的过程中,进而发现可比的文学现象中的异中之同,以求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去发掘那些文学现象中的“异”。例如,屈原是中国古代大诗人,但丁是中古意大利伟大的民族诗人。他们从表面上看并无任何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又存在着相同点。他们都是因爱国而遭到诽谤,一个被放逐,一个被流放;一个沉江而死,一个客死他乡。这样就形成了可比较的基础。当然陈寅恪先生曾批评过孔子可比歌德、荷马可比屈原这类的对比比较,但是在对屈原和但丁做进一步分析时,可以发现两位大诗人这些不同之中的“同”,并进而发现在他们的同中之异即各自生存困境和心理中的那些相异点。再如比较汤显祖(1550—1616)和莎士比亚(1564—1616),二人同生于17世纪前后,同是剧作家,代表作同是悲剧,都反映了封建桎梏下的青年男女为争取幸福爱情而造成的生离死别的人生悲剧,都对梦境有出色的描写,都有很大的美学价值等等。(www.xing528.com)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史前时期,平行研究就已萌芽。伏尔泰曾从哲学、理性主义等方面进行过西方文学的平行比较;赫尔德是从心理学、诗学方面进行过平行研究;而歌德则是从道德和美学方面进行平行研究。这三者的共同点都是利用平行研究探索文学的一般规律。用赫尔德的话说,就是探求文学“一般通行的原则原理”。由他们开创的平行研究,曾长期被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所湮没,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所包含的科学意义,却使之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待机勃发。在美国学者的倡导下,它终于冲破种种羁绊而复苏,并重新脱颖而出,成为当今比较文学学科中能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另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现在它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接受。于是杜甫可以与歌德相比,汤显祖可以与莎士比亚并论,鲁迅、高尔基、普列姆昌德可以相互找到知音,《红楼梦》可以与《源氏物语》同议。比较文学画地为牢的现象消失了,代之以研究空间的拓展,在这广阔的研究领域里,各国比较文学学者都感到大有可为。
根据平行研究的定义可知,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在无任何事实联系的前提下,完全有可能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如内容包括主题、题材、情节、人物等,形式则主要包括文体、风格、叙述模式等。这表明,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主要反映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等诸方面奋斗过程中的某些共同心态。这些人文现象中的超越时空、语言界限的某些相近的倾向和类似的成分,使平行研究扩大了视野。其中的类型学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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