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类型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主要是对比研究出不同国家或民族,而同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和思潮流派之间异同的学问。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的具体研究对象是类同的作家作品、题材情节、人物形象、表现技巧和思想流派等。
类型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和俄苏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分不开的。俄国学术界将比较文学称为历史—比较文艺学。其创始人亚·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1870年就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举办有关的专题讲座。他曾认为:“生活事实彼此是互相依存的,经济条件引用相应的历史制度,它们共同制约着这样或那样的文学活动,并且无法将它们彼此分开。”[2]他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西欧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发展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它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李达三(英文名:约翰·迪尼)认为:“在苏联比较文学上,‘典型学的’[3]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将文学要素依某种特征分组,例如那些属于同一文学类型或文学‘运动’的作品归为一组。”[4]
在苏联,日尔蒙斯基(1891—1971)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并为较多的苏联学者所接受,因此具有了权威性和代表性。197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就采用了他生前所写的“历史—比较文艺学”词条。他对比较文学的界定是:“历史—比较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和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文学事实类同一方面可能出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另一方面则可能出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学接触,相应地区分为:文学过程的类型学的类似和‘文学联系和相互影响’,通常两者相互为用,但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5]他的观点既吸收了法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成分,又有独自的特色。在把比较文学看作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方面,他的观点与法国学者相同,在把研究范围扩展到“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问题方面,他的观点又与美国学者相近。他针对民族文学中有事实类同现象可能是“出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这一历史发展同步现象的事实,而提出“类型学”的新观点。在他看来,“历史类型的类似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并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被看成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6]因此,俄苏学者将比较文学称为“历史—比较文艺学”不无道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开始“解冻”,国际比较文学正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势下,苏联比较文学开始复苏,维谢洛夫斯基恢复了名誉,日尔蒙斯基也恢复了研究,文坛重新产生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趣”。自从比较文学重新在苏联复苏、崛起以后,许多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学者、教授都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形成了一支有相当学术实力的研究队伍,令世界比较文学界的同人注目。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取得了突出的研究实绩,逐步建构起经俄苏学者几代人努力才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形成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三足鼎立的、独具特色的俄苏学派。俄苏学派在当时的比较文学界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日尔蒙斯基、康拉德、马尔科夫、赫拉普钦科等,都对类型学理论的发展有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尔蒙斯基在他诸多比较文学的论著中,集中而具体地阐述了类型学的比较研究问题。主要著述有《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1960)、《作为国际性现象的文学流派》(1967)、《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中世纪文学》(1970)等。他去世后,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于1979年、1981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比较文艺学·东方和西方》,其中几乎囊括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和实践方面全部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全面探讨了比较文学与整个文艺学的关系,文学的历史比较的理论基础和原则,以及历史类型学、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等重大问题,为俄苏学派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的《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一文是他在1960年召开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大型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是他的比较文学理论集大成之作。文中所提出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论基本上代表了俄苏学派的观点。当时,日尔蒙斯基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方法”这些术语在苏联当时是难以接受的,但在1978年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辞典》第9卷所补的由他本人所撰写的比较文学条目中,他就用了“比较文艺学”一词。他在词条中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不仅得到了苏联比较文学界的认同,而且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认同的能代表俄苏学派的重要观点。日尔蒙斯基不仅堪称是俄苏学派的旗手,而且也是阐释比较文学类型学理论的先驱。(www.xing528.com)
康拉德(1891—1970)是苏联东方学家,对中国、日本、朝鲜及中亚和欧洲各国文学均有专门研究。在研究上述各国相似的文学现象时,他得出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某些共同规律的结论。他还认为,不能仅仅用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内容、形式和体裁等方面都相近似的作品,因为“同一类型文学产生的决定条件是:各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同一个阶段,并且这一发展所表现的形式十分相似”。他坚决否定“欧洲中心论”,竭力重视对东方各民族文学的研究,主张将东方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他在《现代比较文艺学问题》(1959)一文中,以实际例子说明国际文学联系的范围远远超出欧洲,不仅西方文学在东方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作用,而且东方文学也为欧洲文学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他的比较文学论著主要有《现实主义和东方文学问题》(1957)、《论文学联系问题》(1957)、《西方与东方》第2版(1972)等。
马尔科夫(1913—1990)作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是20世纪后半期为苏联比较文学研究的恢复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学者。1971年,他在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讲演,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任务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比较文学的任务是揭示文学现象的历史制约性与美学作用,它揭示了文学现象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规律。1978年,他又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一书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等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无论文学的类型学研究还是文学的事实联系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他在与人合著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中共性和个性》(1977)一书中也涉及了不少的比较文学的理论问题。
赫拉普钦科(1904—1986)曾对苏联文艺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阐述和探讨。他对苏联比较文学研究有指导意义的著作是1974年荣获列宁奖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该书第六章“文学的分类研究”探讨了对文学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和依据。他明显地继承了日尔蒙斯基的思想,对文艺类型学的对象、原则、意义等都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他还撰有《戏剧的旁白》(1976)、《历史诗学研究的主要方向》(1982)等与比较文学有关的文章。
总之,20世纪60年代俄苏学派的重新崛起,使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与法国学派的偏狭、美国学派的放任相比,俄苏学派提出的类型学研究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即独特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第一,从本体论而言,俄苏比较文学学者普遍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国际的文学联系和文学关系,研究世界各国间文学艺术现象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因此,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东西方之间的文学异同,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学联系和文学关系,而且还研究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第二,就方法论而言,俄苏比较文学学者注重类型学研究。他们认为,文学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和历史类型的相似,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密切的两个方面,而类型学研究最重要,因为类型学研究更接近比较文学的“文学内核”。同时,许多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同样适用于比较文学研究,即坚持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俄苏学派反对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实际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自己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苏联中心主义”学风,以致有些苏联学者在文学批评中经常运用政治观念来取代学术观念,使客观真理的正确性受到误解,因此,言论有时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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