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复兴文学研究与探索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在社会的快速转型中积极应对，逐渐形成一种明智的选择：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采取的是一种勇于回应、毫不回避的积极态度。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这一主潮丝毫没有改变。今人习用的“文学”一词在清末民初的语用实践中，其概念及其意义并不明晰。随着“西学东渐”兴起，“文学”的概念历经中国古今转换与演变和中西融摄与涵化，终于演化为用以表述近代学术体系中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主要指称以语言、文字为表达方式的艺术。现代比较认同的“文学”概念，主要是指作家运用语言文字创造的，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且具有诗性审美属性的艺术。著名语言学家、诗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于20世纪初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从语言诗学的角度强调了其内涵要突破“语言的牢笼”去探究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方向。

“文学性”或称为“文学性成分”，在文学研究上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时间主要是在20世纪末。仅仅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性”是什么，从语言学角度回答“文学性”为什么，都不够全面和科学。因为审美是文学最主要的和最本质的属性与功能。文学作为审美活动，是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文学的意义在于救赎人性、引领文明，这也是文学性的表现。文学只有将深邃的人文理性、伦理关怀与审美精神融为一体，以适当的表达方式传递给读者的接受界面，才是文学性最恰当、最直接的含义。作为中国学者，应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性”和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有一定的关联，即必须对舶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保持反省性的清醒与拷问性的审视。只有经过积极、主动本土化改造过的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扎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舶来品开始在中国文坛勃兴，亦可视其为这一主潮在文学研究上的一种余波。人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既引进又改造的“洋为中用”的批判态度。一时间，形象思维、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语言学转向、人文关怀和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诗学等术语纷至沓来，给文坛带来不少亮色。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西方文化思想仍在中国文坛潮起潮落。但从这一时期开始，学界部分先知先觉者已对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离不开文本、离不开文学性的特性进行深刻的探究，反思了文学研究中“洋为中用”的态度，厘清了许多困惑。当21世纪初西方思想界难以再为中国学界提供更多的思想养分时，这种反思愈加表现出其充沛的激情和活力。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人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还会因为这种认同而形成一种深沉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他们对外来的思想和文明保持着一种开放、开明的态度，一种清醒、冷静的认知，学人之长以壮大自己，避人之短以历练自己，用这种自我完善之法，延续学术生命。他们在摒弃自说自道的理论“部落主义”陋习之后，将文学经典“文本化”，审美机制“历史化”，探索“源”文本以及各种“延展”文本中积淀的审美性，使其中的文学性展露无遗。回归经典、回归古典、回归原典的学术自觉，使得文本中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所形成的对话与张力，在“文学性”的场域里得以不断生成、增殖与播扬，使得审美进入一个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之中，避免了文本细读产生的人为割裂社会语境的危险。只有这样，“回归文本”与“现实关怀”才能较好地融于“文学性”之中，才能用好文学这一“公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比较文学研究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从文学到文化，然后再回到文学，可谓恰逢其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一直自诩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西方思想界开始更多地思考自身文化的困惑，并以东方为参照系进行反思。因此，西方思想家可提供给中国学界的学术思想日渐稀少。而以世界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反思当前学术界各种学术动向并冷静思考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逐渐形成了某种学术自觉，即主动、自觉地维护既有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于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学理上开始转向，回归自己既有的学术研究轨道，重新探寻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论述、说理必须要以文本中的真凭实据为基础；批评和判断必须以文本中表述的关联文学为出发点，在文学关系与文学联系的深层分析中得出“文本与文本”间的互相言说，而不是“读者与读者”间的互相评论。更有甚者，有的学者彻底退回到国别文学研究或作家作品研究中去，不再越雷池一步，渴望在文学性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比较文学研究的各种发展态势，本质上不会消解“文学性”的客观存在，但追求多元、多维、多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则因其开放性和现实性在客观上或某种程度上会实现对“文学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无疑存在着弱化比较文学研究，也存在着消解文学性的危险。诸多比较文学学者正是在文化研究繁荣发展的背后，看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衰退、文学性有可能行将消亡的征兆，所以，才采取“回归文本”、重返文学性的策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竭力回归比较文学研究的“正途”。

中国语言文学领域其他研究背景下的“文学性”，则各有不同。文艺学主要研究其所涉及的文本诗学意义层面的内容，例如语言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理论要重新发现文学性，找回文学本身，理论联系创作和批评实践，将研究力量投入到文学作品本身，在参与理解的过程中，思索文学性的本体意义。比较文学则主要研究文学性的载体文本演化的渊源关系及历时性变化，注重发现文本中即有的文学元素的出现及其原因。同时，还要加强对文本中的文学要素的关注，主要研究文学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美学特征。最后，要对文本的文体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总结，研究文本体式的异同特征、相互作用及产生的变异。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比较文学学者在面对当前“文学性”逐渐弱化的局面时，产生一种文学研究的自觉与自信。因为，当前还处于“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时期，市场化、大众化、简单化使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极度扩散、消解。信息社会动摇了媒介传播的传统模式，消费社会促使消费文化深度介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现实深刻地表现出符号化与图像化的审美指向。这使得文学性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得以大肆地蔓延、扩张。比较文学学者在面对这种现象时所产生的深度焦虑变为一种心理规避，表现为对现实的疏离，以及想回到书斋做“纯粹学问”的渴望，一种逆反性地对文本纯文学性的执着追求。尽管这种趋势有脱离现实的倾向，有悖于在“经世”中前行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但面对社会浮躁的学术生态状况，这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同时，一些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习惯于“拿来”西方学术资源以滋养自身学术之树的中国学人，开始从自己的文化母体——固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求精神支撑，一头扎进文学文本中去寻找新的研究动因，发掘文学内部蕴含的国运民生现实和民众的精神世界。因为对文本解读的回归，比较文学研究又重新将研究触角转向文学作品内部的文学性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坚守比较文学的责任，完成研究人类精神世界代言品——文学的历史使命。当然，这种研究趋势可能会造成比较文学游离于学术研究中心地位之外并再度趋于沉寂。但是谁又能断定，这不是又一次蓄势待发的准备，一次由制造学术繁荣到创造学术辉煌的蜕变呢？因为作品的文学性从来就是文学研究的灵魂，始终是比较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www.xing528.com)

比较文学研究重返文学性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无论是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还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文学都不再是形式主义批评的专属物，历史也不再是决定文学是否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的历史。历史已成为主观性、虚构性、复数性的“文本”，与文学构成互文性的关系。这就使得“文学性”在解构性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变得更加复杂。当人们只能从文学性中“读出”政治、阶级、历史、种族、性别等文化内容时，不仅文学再次落入窘境，而且文学性也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当然，文学是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也是不能离开人民性而存活的。这种无根的文学其文学性也无从谈起。现在，人们依然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实际上是因为其有“文学性”存在，即有阅读审美价值和思考人生意义的存在。而文学有其本真的存在，即所谓的“纯文学”，这已成为现代人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当人们过于盲目地追求“文学性”“纯文学”之类的概念时，恰恰表明或意味着文学本原的失落，因为这种努力不利于找回文学本身，无益于发现文学性的探索。

文学本原的失落不是文学的消亡，也不是文学性的终结，而是指文学难以再承载社会与读者要求的审美价值，再难以明确人文主义关怀的价值和道德指向。但是，如果人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那么我们就必然会认同“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性”，因为，探讨蕴含文学其内在“文学性”的努力永远不会休止。这种具有诗性审美属性的艺术，其形象思维是一个动态性的、历史性的和不可能终结的过程。而比较文学研究重返文学性只不过是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比较文学学者对自己学术立场的一个表白、一种宣示，而不是学术研究追求的终极目标。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大卫·达姆罗什也指出：“把文学性置于学科的核心必然始终是一个虚拟模式，是文学史、艺术间比较或其他类似的异律活动所向往的理想状态。”^[2]请记住，文学性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终极目标”。

【注释】

[1]本文原载2011年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增删。

[2]［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尹星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