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研究文献整理与优化

东方文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所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主要包括作家生平创作情况，作品翻译出版、译介情况，评论家评论、综述等。应在批评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治学方法的基础上，从类似的中国传统目录学、文献学研究中得到启发，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根溯源，注重中国语境中的东方文学研究的原典性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述，创建东方文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的操作方式，即以真实为基础，以假设为先行，以考证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言必有据，每个观点都要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和客观旁证的基础上，要令人可信。在具体研究中要紧密联系文本外部的时代、环境、影响、接受等因素，紧紧抓住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性的敏锐感受力，形成文学研究中新实证主义的智性和灵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营造出文学批评的新气象。由于这种注重历史上的文献整理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的，因此可以说，这种模式的东方文学研究从本质上说已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性质。

重视文献、文本整理在东方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只是解决了“知其然”的问题，认识论的深层还要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文献、文本进行有特殊意义的认识与分析。这一解读文本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将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的、心理的、道德的诸多因素相融合的复杂思维过程，它需要先激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再启发别人的灵性，最后达到建构某种新颖、智性话语的最终目的。这一解读文本的过程还是一个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对其进行严谨而有序的历史向度和审美向度的透视，用锋利的理论之刃解剖文本的文学性，努力通过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发现和阐释文学现象中的诸多问题的过程。比如，著名的南亚作家伊克巴尔，从创作时间断代和国别区域划分，他应属印度现代作家，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坚定倡导者，以及在他作品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的伊斯兰精神的话，将他归为当代巴基斯坦作家更合适。只有将思想家的冷静思考、艺术家的感悟激情，以及科学家的严谨精细，完美地结合在一种文本的阅读中，并且用理性筛选自己的阅读行为以后，才可能形成、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思辨与实事求是的表述。

解决文献整理与文本阅读要“知其所以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阐发清楚，即文学本质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在本文涉及的对象中，读者即研究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与文本同样重要。读者（研究者）对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不仅要做高屋建瓴式的评判，还要将重心放在话语建构上，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读者（研究者）阅读研究东方文学的文本，除却虔诚地学习，研究其中的观点、道理、词采华章、人物形象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要和文本展开密切的、多渠道的对话、交流。无论是表面的，还是潜在的对话，双方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和平和的心态，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和情感距离，以自如而又清醒的目光审视阅读对象，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一条水到渠成式的心灵通道，相互自然流动。

在读者（研究者）与文本密切对话中，读者会不断地“发现”一些自己关注的问题，并且会“生发”出许多自己新的想法，文本尤其是经典之所以会有如此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其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对话者思想探索与思维创新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尤其是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客观文本的未尽意之处，一个是读者主观的态度。

首先，所谓文本未尽意之处，按接受美学的说法，即文本叙事的盲区或未尽人意之处，需要读者补充的或者深化的部分，即隐含叙事的那部分内容。其实作为研究者的读者，在遵循现存文本叙事之后，还要有接着叙事的才能，即补充叙事，然后，对这种叙事空白要有理论分析，要有创造性的延伸，求得“一得之见”。比如，研究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至今中国学界研究他的人不多，除语言文化有隔阂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中设立了众多的学术“空白”，需要研究者去填充。小说分为59章，其中有20个角色分别来叙述故事，但没有一个角色连续出场。59章里进行了58次视角转换，即叙事角的转换。每个角色出场都带有其独特的叙事特点，向人们展示了他的“透视区域”。不同的“透视区域”构成一个广阔的视域。读者或研究者不仅可以洞察，而且可以完善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轨迹，起到接着叙事的补充作用，为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者的思考留下很大的空白。

其次，是读者或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和态度。作为审美主体、批评主体要克服任何形式的倦怠心理，审美疲劳、阅读倦怠、研究乏力，都是不可取的。应时刻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持续的热情、一种探索新事物的新鲜感，即使文本内容已经时过境迁，在不炒冷饭、不贩前人旧说的基础上，深入历史脉络，重新读文献文本，深入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设身处地了解文本的表面和潜在的内涵，这正是磨砺自己学养的机会。正如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经时所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3]这段话的禅意即是说，无论是写经、讲经、读经，关键是你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在讲授、研究泰戈尔作品时，传统的做法是先讲他的一般创作，然后再讲代表作。在讲小说代表作《戈拉》时，我尽量将研究《戈拉》的文献材料都找到，经过思考后，提出了“泰戈尔文学”的概念，指出“泰戈尔文学”在形成过程中，其核心是“世界主义”的观点。《戈拉》是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思想转变的作品。他深知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所以他站在维护印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反对接受西方文化中不适合印度发展的成分。将《戈拉》中的同名主人公与世界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理论分析增强，思想深度加深。阅读分析作品之后就达到了敲开了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的研究效果。(www.xing528.com)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除上述而外，还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即探讨同一性与差异性时可形成主题学、题材学的研究实践。利用理性思考与感悟体会结合时的范式，进行类型学、文类学的研究等。这些都不失为东方文学研究的另一途径。但是从根本上说，东方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学研究一样，首先是要解决研究目的问题，即学术研究要尽量剔除功利性目的，尤其是个人名利等功利性目的。不进行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好教师，因为教学内容必有前沿性、学术性。没有理论深度和哲理思考的学术传授，犹如白开水。学术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者的态度，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学者型的求真求实、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搞五花八门的“流行色”，不通过任何手段使用第二手材料。学术研究不能凭灵感，不要在学术研究中加入主观臆测，要以科学的实证性说明观点，言必有据，形成扎实、守正、自觉的学术风气。在东方文学研究中不断地阐幽探微、钩深致远，不断发现与运用新的文献材料，发前人之未发，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东方文学研究必然会取得更多、更大、更新的学术成果。

【注释】

[1]本文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组举办的“专家讲坛”讲稿，后收入《认识“东方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季羡林：《生殖崇拜文化论·序》，《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年，第1-3页。

[3]王汎森：《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第3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