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引领

西方中心主义思潮长期统治着东方学的各个学科，尤其是东方文学研究格外需要创新。但是，不是所有人想创新都可以随时随地创新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那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创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急需创新人才，于是有创新意识的一群先知先觉者就成为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由具体某种强烈功利目的需求的人形成的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有社会上的科技机构成员、智库中的智囊成员和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等。东方文学研究中的这部分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需要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创新。

首先，创新者客观方面的条件是长期的、有意识的积累活动。这种积累以往是通过阅读文本得到的，现在往往更重视电脑、网络带给人的信息。这两种积累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文本阅读有记忆和背诵的过程和功能，而电脑网络给人的是碎片式的、有新鲜感的信息，如果不进行有意识地记忆、背诵，那些信息是成不了知识的。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电脑屏幕上看到一个英文单词，不念不背是记不住的，它不可能自动转化成知识。那么，经过积累的信息变成了知识，就算有了文化吗？也不是，因为从知识到文化也需要积累，这种积累是通过思考，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总结、判断分析后转化而成的，此时的知识才可能变成文化。但是，这种思考是一种浅层次的、勾连性的。比如，“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学界一般有共识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产品）和精神文明（产品）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定义。经过联想以后，我们想到比这一定义还狭小的界定，即狭义的文化可以指涉“文学艺术”。其实，现今还有比共识性界定还宽泛的“文化”的内涵，即文化还应该包括人类行为本身，如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性文化等。现代“文化”的定义是从日本舶来的，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将西方“文化”一词的含义传到中国。“文”字是中国的汉字，但却失去原意，因为“文”是同“武”相对应，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即是。但在“文化”一词中，“文”已失去与“武”对应的含义，“文”成了一个文字符号。所以文化是通过知识积累、思考而来的，即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它具有感受性，是被感觉出来的、被发现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能学到的是文化知识，而不是文化本身。

当我们有意识地想培养自己的文化感受力时，思想就开始要出现了。从文化到思想不是简单的积累可以产生的，它需要有深度的哲理思考和信仰的追求。从能够感受文化的张力，学到文化知识，再升华为思想，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结晶。人们通过阅读和实地考察了解到的文化，比如东方各国的文化，只有通过认真思考，才能发现它的规律，即文化思潮和文化思想史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思想日积月累，再经过总结就成了智慧。人的经历越丰富，思考得越多，智慧越多。普通人认为的真理，许多都是智慧的结晶，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文学语言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我们经过数度的积累、几次的升华，将原来的各种信息总结成智慧以后，我们的客观积累活动基本结束，创新意识产生所需要的个体的知识积累也已基本完备。如此这般，人们在文学研究中是否可以创新了呢？还不行，因为这是客观条件，还缺乏必要的主观条件，即创新思维。

其次，创新者主观方面的条件是长期培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具有逆向性、超前性的特点。思维的逆向性是一种与平常人的顺向性思维不同的相反方向的思维，但它也是一种科学性思维、一种理性思维。它的明显特征是表现出对事物认知的叛逆性和颠覆性。它不随便苟同于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老师、领导的意见，而是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比较文学界，曾有著名学者提出，在影响研究中要注意接受者的变异现象，甚至提出变异学的观点，即接受影响者对域外的信息无意识误读或有意曲解的现象，这确实是很值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如果逆向的思考的话，也会发现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现象，即接受者对有些“影响”很不以为然，即根本就没想到要接受。例如在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汉文化圈的国家中很早就表现出对中国《三国演义》的译介和研究热潮，有各种各样的翻版和变种的《三国演义》出现在各国的文坛上，这就是变异现象。但是，同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译本则相对出现得要晚，有的国家甚至很晚才接受，表现出某种排异现象，这就是逆向思考的结果。(www.xing528.com)

逆向思维的另一个颠覆性往往体现在那些学养深厚、具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术传统的睿智者的思想里。季羡林曾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赵国华撰写《生殖崇拜文化论》，“最初有些不大理解”，因为，在他前面有太多的中外大家都在这一领域有惊人的发现。在读完全书后，季先生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都并没有躺在这些人身上，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以他们为基础，同时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或者不足之处，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利用自己广博的学识，贯穿古今，挥洒自如，为生殖崇拜文化这一门学问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季先生列举了“他反驳几乎已成定论的‘图腾说’”“他又反驳了外国一些学者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还驳斥了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理论”等。^[2]逆向思维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使创新成果或真理往往掌握在了少数人手里。因为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之前，这些创新成果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被证明是否正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能轻易否定逆向思维的成果。

超前性的思维模式即是人们常论及的超前意识。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学界被提出来的。其中的哲理思辨很少有人论及，但是应用倒是很常见的事。这种意识提倡人要有远见，有预见性；要有开拓精神，不可随遇而安。人的意识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实的直接反应，它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惯性来预见未来、昭示愿景，表现出未卜先知的前瞻性。超前意识不仅是未来学科存在的依据，即不仅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可以被预示出来，而且对不利因素的预测可以对当下起到预警作用。逆向思维的成果是创新见解，虽然它的前沿性、先进性反映了精神文化的价值，但是，对于创新见解的前途却存在着诸多的未知数。有的创新见解开始被视为奇谈怪论，甚至被嗤之以鼻，但是，继后渐渐被发现是真知灼见而成为显学。有些创新见解随着时间的消磨，由开始的反传统到最终被纳入传统的轨道。而有些创新见解，由于无法进行检验，至今还不为现实所承认。但无论如何，这三种创新见解的结果，在初始时，都启迪了人们的观念，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具有在学术史上不能视而不见的存在意义，永远值得人们记忆。

在东方文学研究中，只有具备了客观上长期的学识积累和主观上的逆向思维，具有超前思维的那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并能像赵国华一样写出受到学界好评的创新成果。我们抛开这些创新者的深层心理学机制不谈，只论及其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关键认知环节，就是在积累大量材料后的一种“悟”。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都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过程。虽然由于“悟”的突发性和转瞬即逝的特点，人们尚未解决其心理机制和脑机制的问题，但是“悟”的“新颖性”“创造性”却是可以被认知的。犹如宋诗名句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开悟，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领悟。其实，日本俳句中也有不少表现“悟”的名句：“古池塘，青蛙入水发清响”（松尾芭蕉），“浮生已与朝露同，君行何复苦匆匆”（小林一茶）。“悟”是在已有知识的可利用性被激活时的一种瞬间感受，是创新意识突变为创新见解时最关键的一环。有的人被评价为悟性高或悟性低，实际上，是说其人的理解、判断和推理能力的高低，这直接影响着创新见解的出现或成效。“悟”含有突破语言、物象、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定式束缚的种种奇思妙想，是一种联想性思维，它和创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