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宗初的战略论争
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五月，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汴京，遣使至临安，要求宋割让长江以北汉水、淮河流域。八月，金军大举南下，绍兴和议后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被打破。完颜亮亲率金军主力由正阳镇（今安徽正阳关南）渡淮，迅速攻占两淮地区，准备由杨林口（今安徽和县东）渡江。宋江南前线军无主帅，形势危急，奉命犒师的中书舍人虞允文毅然担负起督师抗敌的重任，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战胜金军，阻遏了金军渡江的计划。此时，金国内发生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即帝位，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完颜亮急于灭宋后北上平叛，下令金军三天内全部从瓜洲（今江苏扬州长江北岸老运河入江口）渡江，后渡者处死，激起将士反叛，被部下杀死。金军随即北撤。
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宋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金朝方面，新继位的金世宗态度强硬，要求南宋归还“旧疆”，按时岁贡。在稳定内部统治后，他以右丞相、都元帅仆散忠义驻南京（今河南开封），以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准备南下攻宋。南宋方面，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禅位，皇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孝宗颇有恢复之志，积极筹划北伐，双方战争一触即发。
宋孝宗初即位，便召见主战派元老张浚。张浚力劝孝宗兴师北伐，双方一拍即合。当时朝中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士朋、汪应辰、陈良翰等，都是张浚的门生，他们一致支持北伐。但是，朝臣中也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尤以孝宗的老师右相史浩为代表。史浩与张浚在孝宗面前反复争论，又上书力谏说：“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147]更何况，南宋的财力并不足以支撑北伐，而一旦加重对百姓的索取，势必招致民间的反叛。[148]他劝孝宗“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149]。
其他一些老成大臣也反对北伐，如参知政事周葵“不以亟战为然”，“始终守自治之诚”[150]。时任司农寺主簿的韩元吉上书张浚指出：“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151]就连之前积极主战的江淮宣抚使参赞军事陈俊卿、唐文若也认为，“不若养威视衅，俟万全而后动”[152]。
（二）隆兴北伐
尽管史浩等争之甚力，宋孝宗最终还是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四月，命张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绕开三省和枢密院，渡淮北上，史称“隆兴北伐”。
按照张浚的部署，淮东招抚使李显忠军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趋灵璧（今属安徽宿州），副使邵宏渊军出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趋虹县（今安徽泗县），然后会攻宿州（今属安徽）。宋军一开始进展顺利，攻克灵璧、虹县，五月，进占淮北重镇宿州。但是，由于李显忠与邵宏渊不和，军无体统，指挥混乱，加之宋军小胜后犒赏不均，士兵怨怒，军心动摇。金军乘夜进攻宿州，中军统制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率部逃遁，李显忠见宿州不可守，弃城南逃，被金军追击至宿州北符离集，伤亡惨重。史载：“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153]
符离战败，宋孝宗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受打击，主战派被贬出朝廷，主和派占据上风。隆兴二年（1164）冬，宋金达成和议：金宋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疆界仍维持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岁贡改称岁币，数量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至二十万两（匹）。(www.xing528.com)
（三）孝宗朝对金战略论析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仍时有恢复之意。乾道五年（1169），以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筹谋北伐，后因虞允文病故作罢。淳熙五年（1178），以赵雄为相，也有恢复之意，但最终并无大的举动。综观孝宗一朝，对和、战问题一直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王质曾尖锐地指出：“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尝深察和、战、守之事乎？”[154]
孝宗朝战略上的犹疑和军事上的不振作，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高宗对主和路线的坚持。高宗虽然禅位给孝宗，但对时政仍有很强的控制力。史称：“上每侍光尧（高宗），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是不复敢言。”[155]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后，孝宗一度表现出振作之气。但时隔不久，孝宗便禅位光宗，而光宗与孝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高宗与孝宗，孝宗恢复中原的战略意图，并不能通过幕后影响得以实施。
其次是绍兴和议及其后主和政治对主战群体的摧折。正如王夫之所说：
宋自秦桧持权，摧折忠勇，其仅免于死亡者，循墙而走，不敢有所激扬，以徯国家他日干城之用。诸帅老死，而充将领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则甲断矛挠，逍遥坐食，抱子以嬉，视荷戈守垒之劳，如汤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则口虽竞而心疲，心虽愤而气苶；不肖者耽一日之娱嬉，贤者惜生平之进止；苟求无过，即自矜君子之徒，谈及封疆，且视为前生之梦。如是，则孝宗虽踸踔以兴，疾呼心亟，固无如此充耳无闻者何也！故符离小衄，本无大损于国威，而生事劳民之怨谤已喧嚣而起。及其稍正敌礼，略减岁币，下即以此献谀，上亦不容不以自安；无可奈何，而委之于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无复生人之气矣。[156]
王夫之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宋高宗、秦桧削兵权，杀岳飞，大坏军政，孝宗纵有恢复之志，却内无谋臣，外无良将，无精兵可用。正如元人刘一清所感慨的那样：“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故其出师，才遇少衄，满朝争论其非，屈己请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157]
再次，孝宗恢复的另一重阻力来自官僚集团内部。高宗死后，叶適上书论“国是之难”，文中说：“亦恐天下之大义，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则国是之难一也。”[158]长期主和政治的熏染，朝廷上主和、主守势力占据主导，因循苟且，固位保身，成为恢复战略的强大阻力。[159]南宋理学的重要人物，如张栻、朱熹、吕祖谦等，都主张“复仇”，即叶適所说“天下之大义”，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复仇的前提是内政修治、收拾民心。如张栻说：“复仇之义固其大纲，而施为举措之间，贵乎曲尽。修德、任贤、立政，又复仇之大纲也。不此之为，而徒曰吾仇之复，有是理哉？故某尝论今日之事，正名为先，而务实为本。”[160]内修政理、外观时变，是封建传统治道的重要原则，理学家们以“自治”“备战”为恢复之先，固然有道理。但是，孝宗时期，主政的宰相主要是保守派，在官僚体系的惰性惯力下，所谓“自治”“备战”往往成为空谈，淳熙年间，龚茂良主政，甚至于“臣僚奏对，有及边备利害，必遭讥骂”[161]。正如朱熹所说：“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162]
与主守派官僚的因循苟且不同，汤思退等主和派甚至不惜破坏边备，“谕敌以重兵胁和”[163]。在他们看来，宋金分立是天意，“和”即为顺承天意。隆兴元年（1163），时为权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的王之望上奏说：“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窃观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164]主守、主和派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并无截然的区分，他们很多时候意见一致，共同维护“安静”之局，抵制恢复之议。淳熙四年（1177），孝宗感叹道：“士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16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