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与岳飞的抗金战略探析

（一）绍兴和议

建炎四年（1130）以后，宋金战势发生明显变化。南宋逐渐整顿军队，建立起较为严密的防御，加之江淮地区河湖密布，不利骑兵驰骋，气候卑湿，金军将士水土不服，沿途受到南宋军民阻击，金军三次大举南侵，并未能成功追歼宋高宗，反而险象频出。在江淮地区，建炎四年，陈思恭败金人于吴江，险些擒获金兀术。韩世忠在黄天荡阻截北归金军，长达月余。绍兴四年（1134），岳飞收复襄阳六郡，韩世忠取得大仪镇之战的胜利。在川陕地区，富平之战后，宋军相继取得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遏制了金军由陕入川的企图。这些都充分说明，宋金双方逐渐形成了战略均势。

金朝统治者认识到难以在短期内灭亡南宋，转而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120]的策略，一面扶植刘豫建立伪齐政权，统治河南、关陕地区，一面释放出讲和的信号。此时的宋高宗，不顾形势的有利变化，依然主张讲和，“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121]。建炎四年，羁留金朝的前御史中丞秦桧归宋，极力鼓动议和，与高宗一拍即合，不数月间，由礼部尚书升任宰相。然而，秦桧急于求和，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策，遭到朝臣一致反对。绍兴二年（1132），秦桧被贬出朝廷，主和之风暂时受到遏制。

绍兴七年（1137），金主和派完颜昌（挞懒）掌权，十一月，废除伪齐政权，十二月，释放宋使王伦，让他“好报江南，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达”，宋高宗闻讯“大喜”。^[122]绍兴八年（1138），高宗再次起用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不许群臣干预，加紧推动议和。

在议和过程中，金使极为倨傲，对宋不称国号而称“江南”，文书不云“通问”，而称“诏谕”，而且要求宋高宗跪拜受诏，称臣纳贡。金人的苛刻无礼激起了宋廷群臣的激烈反对。吏部侍郎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远等八人同班入对，奏称：“伏见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123]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书、六次面见高宗，切陈和议之弊。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要求斩王伦、孙近、秦桧之首以谢天下。^[124]武将也纷纷抗议，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解潜、权主管步军司公事韩世良到都堂面见秦桧，表示反对议和。韩世忠多次上书，力陈和议之非，请求朝廷举兵决战，表示“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125]。他还欲劫持金使张通古以破坏和议。岳飞也坚决反对和议，在朝见高宗时尖锐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126]

但是，宋高宗的主和之意十分坚定。王伦还朝之前，高宗已经表示：“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127]绍兴八年（1138）正月，宰相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乞召诸大将问计。”高宗答复道：“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128]当朝议汹汹之时，高宗更是辞色俱厉地表示：“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按：此指建炎四年金兵陷明州，高宗逃难海上），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129]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极力推动下，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金达成协议：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归还原由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之地和徽宗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绍兴九年（1139）秋，金国内政局发生剧变，完颜昌被杀，完颜宗弼（兀术）掌权。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军败盟南下，很快占领河南之地。宋军组织反击，刘锜坚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打败完颜宗弼亲率的十万大军；韩世忠和吴璘也分别在淮南、川陕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然而，宋廷依然主和议，阻止他们乘势反击。此时，岳飞已部署北上，他不顾朝廷班师之命，继续北进，先后取得郾城、颍昌大捷，前锋一直打到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在数战告捷的形势下，岳飞提出乘势全线反攻，收复中原。他上书说：“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130]但是，宋高宗决意议和，要求岳飞“措置班师”，还将淮北的张俊、韩世忠军全部撤到淮南，造成岳家军孤军深入的困境。在一日十二道金牌的迫令下，岳飞不得不奉诏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再次订立和议：宋向金称臣；双方以淮河为界，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宋割唐、邓二州和商、秦二州之半予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第二次“绍兴和议”。和议达成后，宋廷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

（二）岳飞的抗金战略

从绍兴初年至第二次绍兴和议订立，与宋高宗主和之议截然对立的就是岳飞的恢复之略。岳飞在南宋五大帅中，资历最浅，但军功最卓著，所统岳家军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以至金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岳飞不仅治军有方、英勇善战，而且极具爱国情怀，坚决主张抗击金军、恢复中原。在十余年的抗金战争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恢复中原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秦桧党羽对史料蓄意改窜、删削，我们难以窥见岳飞战略思想的全貌，但从现存史料中，仍可见其荦荦大端。

其一，以襄阳为恢复中原的基地。岳飞敏锐地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战略地位，他说：“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131]因此，他屡次上书朝廷，建议进兵襄阳。绍兴四年（1134），岳飞率军从鄂州渡江北上，陆续收复郢州、襄阳、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等地。收复襄阳六郡后，岳飞积极巩固防务、发展生产：在要地屯兵驻守，整治城壁楼橹等防御设施；召集流亡，劝课农桑，使遭战乱破坏的经济逐渐恢复；实行军屯，“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闲者”。经过数年经营，襄阳地区“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132]，成为反攻中原的重要战略基地。

其二，“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绍兴七年（1137），岳飞在觐见高宗前曾与幕僚黄纵讨论恢复中原之略。黄纵说：“取中原非奇兵不可，……宣抚之兵，众之所可知可见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岳飞听罢大喜：“此正吾之计也。相州之众，尽结之矣。……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133]岳飞和黄纵所谓的“奇兵”，就是指中原民众和义军。

岳飞经常派人联络两河义军，绍兴五年（1135）冬，义军首领梁兴抵达鄂州，岳飞留其在军中任职，进一步加强了与义军的联系。绍兴十年（1140），幕僚高颖自告奋勇，请求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民兵，“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134]。是年岳家军北伐，中原义军积极配合，袭击金军，切断道路，克复很多州县。据梁兴给岳飞的报告，河北抗金义军已达四十余万人，均以“岳”字为旗，期盼大军早日渡河。

“连结河朔”是对李纲、宗泽等联合义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体现了岳飞对中原人民朴素的民族情感，也体现了他作为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恢复中原，如果没有中原民众的支持，很难成功，即便短期获胜，也难以久守。(www.xing528.com)

其三，“直捣中原”的战略构想。绍兴四年（1134）收复襄阳后，岳飞认为，宋金形势已发生逆转，主张乘机反攻中原，“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135]。这年秋天，伪齐与金合力南侵，被宋军击退。高宗见和谈无望，加以被岳飞等的胜绩所鼓舞，一度萌生出恢复中原之意。绍兴六年（1136）二月，张浚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发动反攻。这次北伐中，岳家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虢州（今河南灵宝）、商州（今陕西商洛），逼近洛阳，后因孤军深入、粮食不继而撤军。这次反攻行动，充分体现出了岳家军的战斗力，也说明岳飞所谓“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并非虚语。

绍兴七年（1137）三月，宋高宗两度召见岳飞，委以北伐之事。岳飞上《乞出师札子》^[136]，阐述了北伐的作战方略：“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之叛将。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臣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父子断可成擒。”按照这一战略构想，大军直趋开封、洛阳，占领关内地区，然后分兵收复陕右、京东和两河地区。如果战事进展不利，便还保长江上游，徐图再举；如果敌人侵犯两淮或四川，便长驱直入，捣其巢穴。

在嗣后的北伐战争中，岳飞的战略方向有所调整。绍兴六年七、八月间的第二次北伐，岳家军由襄阳北上伊洛，这一进军路线中，自商、虢至伊阳的六七百里间，山林密布，行军不便，且屡经兵燹，地荒人稀，后勤补给困难，这成为岳飞被迫退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绍兴十年（1140）的大举北伐，岳飞吸取第二次北伐的教训，选取京西东路的平原旷野作为主战场，由信阳军北上蔡州，长驱中原。

岳飞的恢复战略，以收复中原故疆为目标，以宋金形势变化为契机，以襄阳为进军基地，以河朔义军为援应，加之岳飞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作战指挥和岳家军强悍的战斗力，无疑是南宋以来最佳的抗金战略。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略经历了几次北伐的实战检验，越来越接近成功，极大提升了南宋军民恢复中原的信心。然而，岳家军大捷之后被迫班师，说明宋高宗已彻底放弃了主战路线，正如岳飞愤慨地指出的那样，“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137]。岳飞无罪被杀，更是极大破坏了南宋抗金力量和军心士气，此后，南宋虽时有恢复之举，也不时有人提出恢复之略，却终究难有成效。

（三）高宗议和战略论析

综观宋高宗的政治实践，求和、议和、维护和议是一以贯之的主线，绍兴八年（1138）起，“和”正式成为南宋的“国是”，终高宗之朝都没有改变过。^[138]事实上，不惟高宗朝如此，在高宗退位后的很长时间里，“主和”路线通过高宗对孝宗的控制得以延续，并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南宋的对金战略。

宋高宗一再宣称，“屈己就和”是为了迎还梓宫和母后的孝道，以及“兼爱南北之民”^[139]的仁政。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未必完全是假，但也远非真正或全部的原因。推究高宗“主和”战略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畏金心理。宋高宗即位于战乱之中，先为质于金，后被金军几度追击，颠沛流离，性命几乎不保，因而对金一直怀有深深的恐惧。如清人王夫之所言：“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140]尽管后来形势有所好转，但高宗的畏金心理根深蒂固，并无恢复中原的决心和信心。

二是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如果说高宗建炎年间的乞和，是为形势所迫，那么，绍兴主和，则是因为他认识到宋金已处于战略均势。绍兴十一年（1141）春，金兵再犯淮西时，他对大臣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獗。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141]对于岳飞等主战派而言，均势是北伐的基础；对于高宗而言，均势则是讲和的前提，对金的局部胜利无非是议和的筹码而已。

三是削夺将权的需要。在宋代，对武将的防闲是“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的政治原则，“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142]。尤其在南宋初期，武将兵权日重，地位日高，张俊等将领治兵不严，给民间造成很大骚扰，这些现象引起了宋高宗和文臣们的深深不安，常常发出“朝廷之患不在外寇”^[143]的警讯，或是不断重申“兵权不可假人”。因此，“削兵权”成为宋高宗和文官们的共识，无论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

宋高宗经历的两场兵变，更加强化了他“削兵权”的意识。一是建炎三年（1129）的苗、刘之变。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将其幽禁于显忠寺，立他不满三岁的儿子为帝。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平息，但这件事无疑给了高宗很大刺激，使他深刻认识到掌控兵权的重要性。二是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之变。因宋廷削夺刘光世兵权处置不当，淮西军将领郦琼杀文臣吕祉，率四万余众投敌。淮西之变后，高宗对反攻中原更加消极，“削兵权”的意愿却越发急切。

欲削将领兵权，就必须与金议和。正如王夫之所言：“故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刘光世、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144]无论宋高宗和秦桧的出发点是否相同，可以肯定的是，和议、削兵权、杀岳飞是相互关联的。宋金战争越激烈，岳飞等将领战功越大，威望越高，祸患也就越大。而岳飞在淮西之变后愤而辞职，绍兴十年（1140）违诏北伐，以及对皇储问题提出意见，等等，都增加了高宗的嫌忌。因此，战局刚刚向好，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削夺诸大将兵权。当金人提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145]时，他更是不惜杀害岳飞。在后人看来，这是令人痛惜的“自毁长城”，对于高宗来说，却是不得不尔的必然之举。

宋高宗并非没有过恢复中原的想法，只是他不希望依仗岳飞这样的武将，而是寄望于张浚这样的文臣。遗憾的是，张浚志大才疏，将略非其所长，屡屡犯下重大错误。富平之战中处死大将曲端，淮西之变中以文臣吕祉节制诸军，绍兴六年（1136）初组织反攻成效不彰，都给战局造成了严重影响。高宗曾表示：“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146]既然对文臣失望，又不能倚靠武将，议和就成了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